唐納德•里奇的日記用很多篇幅描寫日本見聞和瑣碎的人際交往，也有大量關(guān)于他個人的哲學(xué)化思考，但我最感興趣的是，以里奇為中介，西方到底用什么樣的眼睛、看到了什么樣的日本。
　　1973年的一天，里奇在日記里記載了和朋友的一場討論：為什么他們――也就是西方人――對日本有興趣。此時他已在日本生活了二十多年。結(jié)論是，一方面，因為他們和日本不可能有所謂“真正的關(guān)系”，他們是日本的局外人，因此輕松自在。另一方面，他們覺得“亞洲佬”有趣，并且，在“內(nèi)心最陰暗的深處”，他們把日本人視作“下等人”，免不了有優(yōu)越感和促狹的心理。這種說法至少部分接近真實。
　　1955年，日本還在由美國托管，作為美國公民的杜魯門•卡波蒂臨到東京機場，才發(fā)現(xiàn)，竟然需要簽證。他認為日本小氣，還自傲得很愚蠢。
　　這次行程從頭到尾都不舒暢。據(jù)里奇日記記載，卡波蒂幾乎完全呆在帝國飯店，無比無聊，吃、睡、打電話，向所有人抱怨個不停。他聲稱不喜歡這個國家。后來他決定讓《紐約客》負擔這次行程的費用，因此去為他們采訪正在京都附近的馬蘭•白龍度。然而一旦他回到紐約，又表現(xiàn)得“想的都是日本”，還表示要寫本關(guān)于日本的書。顯然，這一時期，日本作為一個物質(zhì)、文化和感情等多重的新大陸，在整個西方都很有市場，以至于那些從日本歸來的人們可以借此裝點門面。
　　里奇在日本迎來送往了一批西方來的文化名流。這些人浮光掠影的日本印象大抵如下：這是非常小的國家（里奇游歷了日本的許多地方，發(fā)現(xiàn)它小巧玲瓏的名聲只是一種想象，他認為它實際上是個“大國”，各地差別很大），整潔甚至過于整潔，很鄉(xiāng)下、小地方，“有它的趣味，但過時而俗氣”。他們顯然不太看得起它。
　　1959年，英國詩人斯蒂芬•斯彭德來到日本，他對里奇說：“你一定要帶我們?nèi)タ凑嬲�的日本�！庇�國小說家安格斯•威爾遜則俏皮地說：“我們絕對會捅穿那些可愛的紙門。”里奇帶著這兩人和意大利小說家莫拉維亞等人去了高野山，他認為那里是真正的日本，有寺廟，還有很多紙門和一個墓地。但是那些人顯然不滿意，他們在這里“吃過不能吃的飯，洗過受不了的澡，在可怕的墊子上睡了失眠的一夜。蹲過恐怖的廁所，用完嚇人的早餐”，后悔不迭。莫拉維亞深切懷念起東京，那才是他的“真正的日本”。在那里，他借助里奇的翻譯和一個鱷魚手袋，在夜總會搞到了一個年輕的女收銀員。這大概是西方人發(fā)現(xiàn)“真正的日本”最正宗的路徑和源泉之一。
　　他們表現(xiàn)了西方人遭遇日本的典型模式：從好奇和陌生，轉(zhuǎn)向不適應(yīng)，最后歸于失望和厭棄。說到底，他們在想象中熱愛日本，厭棄則部分地來源于挫折感。
　　1982年，法國女作家尤瑟納爾也來到日本，待了很長一段時間，發(fā)現(xiàn)日本是她到過的“最難理解的國度”。她出去買鉛筆卻空手而回，因為她不會日語，并且找不到和日本人溝通的有效方式。這一微小的事件卻是最有力的象征。在西方人看來，日本人采取的方式是“茫然不知和躲避”。結(jié)果，尤瑟納爾和她的男伴做了別的選擇，他們在日期間一共看了40個小時的歌舞伎表演，那是他們“逃避日本的地方”。
　　那時的日本對于西方世界，則處在深切的矛盾中。在東京，比如女收銀員這樣的都市女性并不避外國人，甚至不拒絕發(fā)生一些艷情，尤其是當對方頗有些聲望時；女粉絲等在毛姆門口長達幾小時，等著跟他談靈魂，最終被晾在門外；藝伎們則完全知道伊戈•斯特拉文斯基是《春之祭》的作者，并樂于討他的歡心。但東京以外的人，不了解東京，更不了解西方。里奇去到一些海邊村鎮(zhèn)，常引起無法停息的討論，以及直率而赤裸裸的圍觀，那些觀看的眼神無不充滿駭異，村童因為他“吃人”的玩笑，嚇得滾倒，然后爬著逃離。
　　到1988年，里奇覺得日本變了。因為“日本富了，不再需要我們，不需要模仿我們”，也不再需要借他們的眼睛去看外面的世界。1989年12月30日，里奇記錄了一幅有些倒錯的畫面：東京銀座聚集了很多游客，多數(shù)像美國人，穿戴著隨意的運動衫、牛仔褲、伐木工襯衫和絨線帽。顯然，他們是有產(chǎn)者，但把自己打扮得像是勞工階層。而相反，這時候的日本人又精致又優(yōu)雅，就像50年代的西方人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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