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英國企鵝出版集團出版了劉香成的攝影集《China after Mao》，這本只有96張照片的薄冊子以日常點滴濃縮了1976-1983年間中國的政經巨變。 　　1976年作為《時代》周刊首任駐京攝影師來到中國時，劉香成只有27歲，他將鏡頭對準珠江邊帶著黑紗打太極的人們、對準借著天安門廣場華燈的燈光學習的年輕人、對準故宮門口身穿軍大衣手舉可口可樂的小伙子……“新時代已經到來了，我想要報道毛澤東以后的中國。”
　　這本書在海外先后推出了4個版本，劉香成曾經以為永遠看不到它在中國內地出版。他并沒有等太久。2011年2月，世界圖書出版公司推出了《劉香成：毛以后的中國1976-1983》。黃永玉看到這本集子，感慨他對人民和土地“脈脈深情”，“他的作品樸素得像面包，明澈如水，有益如鹽，新鮮如山風，勇敢如鷹，自在如無限遠云。”
　　當當網上一位讀者留言說：照片比文字會講故事。這可能是諸多讀者留言中最讓劉香成喜歡的。這二三十年間，無論是拍是編，他的信條只有一個，“我一直都希望把攝影帶到新聞語言的主流地位，而不是說攝影只是文字的輔助。”
　　“讓影像替你說話，讓影像替你呼吸，”謙和平易的他說起圖片時，言語篤定、不容質疑，“好的圖片不需要任何說明�！�
　　
　　“把影像帶到攝影之上”
　　
　　常有年輕攝影師向他討教，“劉老師，你給我們說一說吧，到底怎樣才能拍出一張好圖片？”
　　這個問題難倒了這位世界知名的華人攝影師、普利策新聞獎得主，“說是說不清楚的，我編本畫冊，你們看吧！”
　　在淡出新聞一線之后，當年的傳奇攝影記者埋首于歷史資料圖片，用自己那對“會看圖片的眼睛”在世界范圍內甄選佳作。
　　2008年7月由他主編的攝影集《China，Portrait of a Country》（《中國，一個國家的肖像》）由德國TASCHEN出版社以英、法、德、日等6種語言全球發(fā)行，受到全球150多家主流媒體的高度關注，被倫敦《星期日泰晤士報》評為年度最佳攝影畫冊；
　　2010年，他與鐘情于中國的當代藝術專家凱倫•史密斯女士合作，編輯出版畫冊《上海：1842-2010，一座偉大城市的肖像》；
　　2011年9月1日，他獨立編輯的《壹玖壹壹：從鴉片戰(zhàn)爭到軍閥混戰(zhàn)的百年影像史》面世。
　　為了編輯《壹玖壹壹》，他花了整整一年時間滿世界搜羅影像資料，“與清政府簽訂《辛丑條約》的國家中，只有比利時我沒去�！�
　　最終挑選出的九百多張圖片，只有極少數出自職業(yè)攝影師之手，昔日的傳教士、外交官、商人、軍火商、冒險家才是他的“主力創(chuàng)作人群”。
　　當他在澳大利亞堪培拉國家圖書館，翻開館藏的大部頭黑色或藍色影集，心中升騰起圣潔莊嚴之感，“他們不僅完好保存了照片，還有電子版本，碼放在潔凈桌子的特制書架上�！�
　　“在中國，我們常常會聽到人家很不當一回事地說，‘那不過是些老照片而已!’好像這些東西算不得什么，不配躺在藍絲絨襯里的盒子里，只能屬于潘家園這樣的舊貨市場�！�
　　他搖頭輕嘆，“這是沒有文化的說法，非常粗糙的論斷。影像是歷史的記憶，必須對自己的歷史盡量客觀、準確地去正視和反思。中國如何對待它的歷史，將會影響中國將來如何發(fā)展。這太重要了�！�
　　“中國一邊大興土木，修建造型震撼的博物館；一邊卻疏于看管視覺歷史的紀念物，”他認為搭構完整的影像史料系統(tǒng)是一項巨大的工程，“我們要么不注意保存，東西流失在外，要么是沒有版權的翻拍作品，工程量很大。”
　　在海外遴選圖片時，他會先在當地聘請助手，“請他們把本國公共展館和私人藏品從床上面、床下面全翻出來，我先看小樣，看過小樣，再飛過去看原作。所有選中作品都按照國際版權公約簽訂合同，取得合法的使用權�！�
　　該書封面所用的圖片藏于意大利米蘭的宗座外方傳教會PIME (Pontifical Institute for Foreign Missions)，拍攝者是南懷謙神父(Leone Nani)，1904-1914年間他以傳教士身份在中國內陸有過長時期的旅行、觀察和攝影。
　　劉香成托了許多關系，最終通過一位意大利駐京記者朋友輾轉與教會方面取得了聯系，可是對方遲遲沒有把照片發(fā)過來，“我們就一天一個電話地催他，每次打過去，那位老先生都在午睡，”劉香成忍俊不禁，“大概被我們打擾得實在受不了，6月份的時候照片終于發(fā)過來了。”
　　“過去是未來最好的向導�！彼�珍視那些由一個個決定性的瞬間凝聚成的歷史，此次收集來的九百多張圖片，他請人一張一張地做了精修，“很多圖片我們的質量比原圖還要好，《辛丑條約》的原件一張翻拍圖就有2G大。短短一年的時間，肯定會有遺漏，但我們用心打下了一個基礎�！�
　　
　　“我怎么沒看到一個上海人呢”
　　
　　他堅信一件作品再精致完美，如果無助于人們認識一個時代，“也僅僅是張照片而已”。
　　但他并不看重宏大敘事，而是鼓勵攝影師將記錄時代的壯志雄心深潛于日常生活之中，“我參加了好多重大歷史事件的拍攝，拍過好多重要的歷史人物，我不以那個為主，通過個人可以體察時代，只盯著領導人的圖片說不出這些故事�！�
　　受世博上海聯合企業(yè)館委托策劃上海影像時，上海市新聞辦捧出了一堆上海圖冊供他參考，“都是大廈，都是成就，滿眼燈火，不見人家。”他給新聞辦主任打電話，“王主任，怎么在你給我的畫冊里，一個上海人都找不到�。俊�
　　年輕的時候，他在《生活》雜志做實習生，雜志創(chuàng)始人亨利•盧斯的一句話印在他心上，成為日后他舉起相機時的隱形支架，“為看清生命，你得去看窮人的臉和驕傲的人的手勢，為看清一個男人的工作，你應該去看這個男人所愛的女人，仔細觀察，在觀察中得到樂趣。”
　　“我離那些名人很遠，他們說明不了什么�！薄渡虾！穲D冊五百多張照片里，只有3張照片上沒有人物出現。這本圖冊里，沒有外灘萬國建筑群和南京路步行一條街，也沒有城市地標建筑，更沒有浦江兩岸霓虹夜景。他放棄馬克•呂布等大師的作品，把不少版面給了上海平民攝影師薛寶其。
　　為《壹玖壹壹》搜集圖片時，攝影師亨利•愛德華•拉沃爾（Henry Edward Laver）1909年拍下的一張圖片讓他驚嘆，“一百年前人們就會這樣拍照片了！”
　　這張圖片收藏于牛津大學Pitt Rivers Museum，名為“七個爬上墓塔的人”，“這是一張人物群像，七個精壯漢子赤膊攀爬在墓塔上，Richard Avedon（理查德•阿維頓，美國人文攝影大師）在上世紀70年代大量使用了這種將人物放在真實的境地，而非攝影棚內的拍攝手法，一時引為風潮，豈知一百多年前人們就已經會這樣拍了�！�
　　“一說到1911，人們都會想到孫中山、袁世凱……但我更關注大時代里的民生，想知道在那個時代里，一個個具體的人，他們怎么生活。關于1911會有許多著述，文字占到絕大多數，我希望通過我們的工作，能夠讓圖片與文字一起出現在國人的視野中，對那個年代有一種更具體的印象，”他溫和一笑，“別總是一句‘百年滄�！�、‘百年恥辱’就帶過了，這一百年，我們中國人究竟是怎么走過來的，我們應該知道。”
　　“這3本書，我是用了心去做的，”他緩慢而溫和的語調里有一種堅定，“攝影作為一種視覺語言，遠不止一張張圖片那么簡單。中國人對于攝影語言的認識太單純了。攝影可以做很多文字做不到的事情。我知道影像的力量在哪里，花了這么多氣力，就是要用影像為我們共同的歷史記憶補白，用影像向世界說明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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