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說秦曉是國企掌門人,不如說他是公共知識分子,他是最不像國企掌門人的掌門人,他致力于撕去非市場化的官商標簽,致力于在中國實現(xiàn)普世的現(xiàn)代性。這在同齡人、同一經歷的人中是罕見的
　　宣言書
　　8月23日,1947年出生的秦曉卸任招商局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差不多一個月前的7月19日,他在清華大學發(fā)表演講,沒提及任何經營、賺錢之道,而是全面闡述了自己的現(xiàn)代性轉向觀念。這篇演講掀起波瀾,讓人關注中國模式與普世價值之爭,既可以作為秦曉個人的提前卸任公告,也可以說是他就此轉身為純粹市場派公共知識分子的宣言書。
　　作為招商局集團的掌門人,他擁有從晚清以來民富國強的歷史自覺,正是在這次演講中,他公開提出了自己的理論,當代中國的命題應該是“秉承普世價值,開創(chuàng)中國道路”,這正是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使命。
　　對大學和大學生,他的看法依然鮮明,大學不僅是傳授專業(yè)知識、培養(yǎng)專業(yè)人才的場所,還是文明傳承和發(fā)揚的載體;大學生進入社會后不僅要成為一個有專業(yè)知識、有職業(yè)道德的專業(yè)人士,同時要有對普世價值的擔當意識和公共關懷的責任。
　　公共關懷是公共知識分子的責任和使命,他們要超越自己的專業(yè)領域,抵制世俗和權力的誘惑,秉承普世價值,在公共領域中維護人的尊嚴和社會正義,在經濟發(fā)展的同時,建立起道德、精神和文化的價值支柱。顯然,這是在呼喚民國時期蔡元培等先賢所堅定秉持的大學理念。
　　為了現(xiàn)代性回歸,他提出與經濟、管理相關的三大命題――政府職能:發(fā)展主義政府還是服務型政府;國有資本:政府化還是社會化;城鎮(zhèn)化:土地經營還是人的發(fā)展――尤其在說到第二個命題時,這位國企掌門人觀點鮮明,發(fā)達國家經過資本社會化將原來少數(shù)寡頭控制的經濟資源分散到中產階級和廣大民眾,使他們有了資產性收入,從而穩(wěn)定了社會。中國在經濟發(fā)展過程中應有序地、公平地將龐大的國有資產分散到民眾手中,這是經濟發(fā)展的目的、社會進步的表現(xiàn)。同時這樣做也有利于政府將更多的資源配置到公共服務領域。
　　秦曉,再次革命。
　　作為國企的掌門人,秦曉自稱早年有“新權威主義”的思想意識,希望動用國家的力量去發(fā)展經濟;但后來發(fā)現(xiàn)政府主導經濟的模式有很多問題,轉而支持“政府應該有政府的功能”、“權力不能攪和買賣”等觀點。
　　作為招商局的掌門人,他深知晚清以來的洋務運動,是如何在國富國強的愿景下,由于制度的弊端,逐漸背離了原先的目標。招商局是洋務運動中經營較為成功的企業(yè),是一家向民間招股的公共企業(yè),也是一家曾經在中國內河、近海海運中打敗國際競爭者的企業(yè)。很可惜,這樣的一家企業(yè)最終在官辦的陰影下,染上了內斗、冗員眾多、孝敬衙門官員等現(xiàn)代國企不可避免的病癥。
　　2006年12月1日,招商輪船作為“中華第一股”,重新在上海交易所掛牌上市,以期紀念這家歷史悠久的企業(yè)曾經的輝煌歷史。僅有代碼是不夠的,如今的招商集團能否避免百余年前官辦企業(yè)的悲劇,要看秦曉等人推動的現(xiàn)代性是否足夠。
　　反思與悲憫是美德
　　秦曉的同一輩人,經歷過從造反、上山下鄉(xiāng)到改革開放的多次歷史變故,但就整體而言,在環(huán)境的約束下缺乏反思精神。
　　他們多數(shù)人被煽情的“青春無悔”蒙住了雙眼,不肯正視歷史,而秦曉一路以反思的目光看著這個國家、企業(yè)和個人曾經走過的路。
　　作為干部子弟的秦曉少年順利,但在文革爆發(fā)前后,對于血腥的厭惡、對于秩序的向往,讓他沒有成為激進的造反派。1968年12月,在上山下鄉(xiāng)運動中,他從內蒙古錫林郭勒盟的一個牧場開始了新的生活,成為“老三屆”的一員。
　　知青生涯讓秦曉學會了對人生的同情。在他看來,千萬青年人失去選擇的自由,離開正常的人生軌道,無論如何都是一個歷史的悲劇。在任何歷史時期,不管以什么制度為借口,骨肉分離、民不聊生都是人倫慘劇。
　　秦曉表示,帶著女兒回去過內蒙兩次,老鄉(xiāng)每家派個小孩在路口等,到他們家里吃手扒羊肉,天黑了,很多家沒去成,下一站、下下一站的孩子們等到了天黑。從這些細節(jié)的敘述中看得出對人性的悲憫,如果沒有對人生之同情,不可能有反思精神,也不可能有感悟能力。
　　此后,秦曉讀大學直到博士,文革時的內部書、礦業(yè)專業(yè)、體制改革、管理專業(yè)到西方經濟學。他有了愈加強大的反思能力。不可否認,秦曉的背景使他比同齡人幸運,他在北京思想核心的漩渦里打轉。
　　1983年獲得經濟管理碩士后,他進入中南海工作,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宋任窮的秘書,這段經歷讓他了解了中國上層,知道這個崗位怎么決策。而在中信,他跟著“老大哥”王軍了解、嘗試處于前沿的國際化大型企業(yè)的運作,所有這些為他到招商局工作打下了基礎。
　　秦曉似乎經歷了以下數(shù)次深刻的反思:一次在文革前后,一次在林彪事件發(fā)生后,第三次在改革開放初期,形成了改革的共識。秦曉至今感慨于當時共識度之高:“那時候中國是一個特殊時期”,“是體制內的政府精英和體制外的精英有高度共識的一個時期,大家都不愿意回到‘四人幫’的時候,認為計劃經濟體制要改,要往前推進,要有比較充分的討論。大家認真討論,集中了智慧和力量。今天不一樣,今天共識破裂了�！�
　　第四次是到招商局之后結合近代史對現(xiàn)代性歷程、對官督商辦的一次反思,最后一次反思則讓他成為徹底的普世價值的信奉者。
　　秦曉不相信獨特的中國模式下的獨特價值觀,而相信全人類理應享有共通的價值觀,在市場主導下進行自由競爭,在政府守夜人的保護下過上太平安康的生活。這并不容易,尤其是在金融危機后越來越多的人開始信奉市場部分失效理論、支持凱恩斯主義的政府熨平經濟周期的時候。
　　在4萬億經濟刺激政策出臺后,2009年秦曉繼警告內地經濟刺激政策將引發(fā)股市樓市泡沫之后,又發(fā)表預測,內地將于明年開始實施退市政策。2010年將會是中國管理資本流動并退出刺激政策的一年,但使用的調控工具不一定是加息,可包括加強對產能過剩的項目審批、發(fā)行央行票據和調高銀行準備金要求。在遮遮掩掩地從技術上對經濟冷熱、泡沫等發(fā)表看法之后,秦曉終于大聲喊出了自己系統(tǒng)性主張。
　　中國精英中的改良派知識分子往往缺乏對人性的同情,在推動市場化時走極端,甚至成為民意對抗者,與初衷大相徑庭。但秦曉糅合了歷史的反思,對大眾的同情,使他得以避免重蹈令人厭惡的精英覆轍。
　　強硬的改革派
　　如果認為秦曉是書齋中的改良派,就大錯特錯了。
　　從50歲開始,秦曉苦攻5年,在2002年通過答辯,拿到了劍橋大學的經濟學博士學位。僅此一個人生經歷就可看出,秦曉是個非常執(zhí)著、個性非常強硬之人。
　　招商局有同事對其評價是“瀟灑,進退自如,不會逼死人,尺度拿捏得當”,為了企業(yè),他不憚于用中國的做法。剛到招商局時,有人混淆了招商局集團和各地方政府招商局的概念,稱其為“局長”,為此秦曉曾與法律部門交涉,中央編制委員會也要求地方政府不再設立與之重名的機構。在公司內部,秦曉一言九鼎。
　　他的平衡能力體現(xiàn)在其他方面。從經濟發(fā)展的角度,他不認可國企,但從專業(yè)人士的角度,他發(fā)展了招商局。
　　2000年底,秦曉出任招商局集團董事長。在任期間,經歷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余波,經歷了2007年下半年開始的全球金融危機。從2000年到2009年的10年間,招商局集團總資產由496億元增長到2683億元,增幅441.2%,年復合增長率20.64%;母公司凈資產由107億元增長到720億元,增幅574.61%,年復合增長率23.63%;年利潤總額由12.91億元增長到178.52億元,增幅1282.61%,年復合增長率33.89%。在國資委實行考核制度以來,招商局集團連續(xù)6年被評為A級企業(yè)。
　　秦曉并未讓招商局上下通吃,如中石油等企業(yè)成為壟斷巨無霸,而招商銀行并購永隆行受到了市場詬病,認為出價過高。但總體而言,招商局屬下有完整的銀行、港口等企業(yè),當條件允許,可以成為一家在各行業(yè)市場之海中如魚得水的企業(yè)。
　　是的,也許秦曉非常清楚,他能做到的是什么,受歷史局限,不能做到的又是什么。他只能埋下伏筆。
　　秦曉否認自己是一個企業(yè)家,因為“國企沒有企業(yè)家”,他的進退自如表現(xiàn)在,反對對企業(yè)過于投入感情,“我從不認為職業(yè)的選擇就等于人生的選擇,它只是其中一部分。所以選擇一份職業(yè)當成一個責任就行了,如果當成事業(yè)、當成你的家那是很可怕的,最后什么都擺脫不了�！眹蟊畴x了企業(yè)激勵機制的核心,空舉愛國、經濟安全的口號,同樣是偏離了位置,什么東西只要擺在合適的位置就可以。
　　在接受FT中文網采訪時,面對采訪者對他“國企高管呵護者”的定位,他平靜地表示,“沒人說我是國有企業(yè)的堅定支持者,我自己也不認同這個概念。我只是國有企業(yè)的一員,做我應該做的事情�！�
　　他該做的是什么?下一段采訪告訴我們答案:“我認為國有企業(yè)是遺產,是計劃經濟的遺產,也是有中國特色的。我們現(xiàn)在的任務,從微觀層面看應當把它搞好。從宏觀層面看,應當把它逐步地分散到社會和民眾手里去�！�
　　現(xiàn)在,秦曉交棒之后,瀟灑地回歸到自己的思考中,回歸到創(chuàng)建的基金中,為現(xiàn)代性訴求做一點事。進退自如與執(zhí)著的信念,在不同的事件上,奇妙地交相輝映。
　　鄭觀應與秦曉
　　作為中國近代經濟史上最洞明、練達的觀察家與參與者,鄭觀應與招商局有著不解之緣。但到了后期,鄭觀應反思“官督商辦”,無奈寫下《商務嘆》,表示“辦有成效倏忽變,官奪商權難自主”,“名為保商實剝商,官督商辦勢如虎”。政府的手越伸越長,只要辦得好,就會成為某些官員的囊中之物。
　　招商局歷史上另一位重要人物盛宣懷,曾經美化官督商辦是“非商辦不能謀其利,非官督不能防其弊”。
　　翻譯成當代招商局的歷史人物秦曉的話就是,所謂“中國模式”是改革中要解決的問題,而不是一種制度創(chuàng)新。
　　我不贊同市場原教旨主義的自由放任觀點和制度,但中國當下政府對市場的管制和干預已經超越了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形成了政府對市場的某種程度的替代。
　　在轉軌初期,作為一種過渡的制度安排,它具有合理性。但將之固化、強化,并作為經濟發(fā)展的模式,則會束縛企業(yè)家的創(chuàng)新精神,扭曲資源配置,這有悖于市場化改革的目標。
　　特別值得警惕的是,政府職能的固化和強化不僅受到觀念上的影響,而且成為權力和資本相結合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團的驅動器。
　　既得利益集團,與官督商辦的模式一脈相承,在反思者的眼中,成為現(xiàn)代性追求過程中的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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