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遇不相知并非永遠的宿命 　　 　　 　　1996年，一個名叫Peter Hessler的美國青年，從頂尖大學普林斯頓和牛津畢業(yè)，浪蕩旅游了兩年之后，加入了美國和平隊（Peace Corp）。他被分配到四川涪陵一個師范學院教英語，取了中文名字何偉。
　　兩年后，英文老師的工作結束了，他卻不愿離開中國。這個國家太有意思了。那些為了寫作的旅游，成為他了解中國的最佳途徑。
　　2001年，他的第一本書《江城》出版，寫的是他在涪陵的經歷和感想。他也有了穩(wěn)定的工作――《華爾街日報》的新聞助理。從此，他的中國寫作引起了美國新聞界的注意。
　　2006年，他的《甲骨文――在中國過去與現(xiàn)在之間旅行》一書出版。這是美國記者寫中國的書里最好的一本。里面沒有什么驚天動地的大事，沒有關于意識形態(tài)和宗教的長篇大論，他只是寫他的學生畢業(yè)之后的工作與家庭、艱辛和愉悅，“文革”中自殺的“新月派”詩人和考古學家陳夢家的故事，以及北京奧運會前后中國人的家長里短。
　　一個美國知識分子，目睹了中國的轉型，一個骨子里浸淫著西方文化卻渴望了解中國文化的記者。何偉的個人經歷，就是美國30年來試圖了解中國的一個窗口。
　　這個東方的國度，對美國人來說已經不是馬可•波羅式的幻想了。他們曾經和中國對峙，又歷盡千辛萬苦向對方敞開。中國的青年到他們的國家留學，他們的商人到中國做生意。他們的日常生活無法缺少Made in China的物品，但他們又經常被新聞里的中國所震驚，所恐嚇。
　　許多人開始描述中國，章士敦的《即將崩潰的中國》、費西曼的《中國公司》、大衛(wèi)•艾克曼的《北京的基督》、潘文的《中國課程》，等等。但中國仍然是一個陌生的國度。
　　《甲骨文》出版后，華爾街日報對何偉的采訪是這樣的：
　　“似乎你遇見的每一個人都在努力通過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取得成功。這和我們對共產主義的看法如何取得一致？──至少在前蘇聯(lián)，共產主義似乎不提倡個人努力�！�
　　“中國人有多少個人自由？在人們的交談中有什么禁忌嗎？”
　　這是何偉以及他之前的費正清的尷尬，他們試圖告訴美國一個中國的真相――而這種真相是極其復雜的：既有傳統(tǒng)中的陰鷙與偉岸，又有轉型期的光明與羈絆。但許多人，不管是美國的知識界，還是普通平民，他們寧愿抱殘守缺地將中國做簡易的黑白區(qū)分。
　　中美建交后的30年里，美國人幾乎都是被形勢逼著來了解中國的。作為前奏的1972年的重新握手，是美國深陷越南泥沼時的需要；1979年的建交，是美蘇斗法的結果；改革開放前20年里，中國幾乎不入美國法眼；1997年后的美國在滿大街的made in China中談論中國勞工問題；2000年后，開始恐懼中國的軍事崛起；2005年后，開始講中國文化；2006年，“突然”發(fā)現(xiàn)中國在非洲和拉美的存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開始談中國在美國的投資。
　　早在100多年前，在中國最動蕩的時刻，已經有一個西方人對中國有過全面觀察和深刻認識，他就是大清授予全權的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赫德。他在庚子事變當年發(fā)回英國的一系列文章中，毫不避諱地批評了各國強加于中國的治外法權的歧視性質，而當時各大國熱衷的僅僅是賠款與割地。
　　今天，美國人對于中國的了解，無疑是越來越多，越來越深入。至少，現(xiàn)在已經沒有那么多人相信中美難免一戰(zhàn)；至少，中國威脅論的故事，不再有那么多人相信。有了這些，30年中的風雨如晦才能逾越過去，雙方才可以言笑晏晏，在一張桌子上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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