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侖的江湖氣質，僅僅是他不得已的姿態(tài)，還是一種有意為之的“魏晉風度”？ 　　 　　馮侖曾經說過，他有四套話語系統(tǒng)：學術的、官場的、商場的與江湖的。見到什么樣的人講什么樣的話，如果對方與你談學術，那就要用學術語言系統(tǒng)來應對；如果與你瞎侃喝酒，那就用江湖一點的語言來周旋；如果面對政府領導，那就采用政府的語言系統(tǒng)來對話；如果跟老外談生意，就應該用比較商業(yè)的語言來商談。
　　這樣的人生狀態(tài)讓我興趣盎然。以至于很長一段時間內，我都在期待著和馮侖來一場有意思的對話。
　　我固執(zhí)地相信，真實的馮侖應該是批判的、 懷疑的，同時可能也是絕望的，他決不僅是一個嘻嘻哈哈、笑談風月的馮侖。比如我讀他的書《野蠻生長》，總是很容易體會到，笑談之間，馮先生是站在他一個人的世界里，對中國企業(yè)近30年的發(fā)展，作出了一個小規(guī)模的見證。
　　這樣的日子終于來臨。在貴陽，在花溪，夏天的樹擠滿了山坡，雨降下來的時候不露聲色。我們與馮先生的交談，就在如此詩意的景色中展開。
　　
　　大歷史中看私人企業(yè)
　　
　　人物周刊：以您個人的眼光做幾個案例分析，比如說柳傳志，他身處一個完全自由競爭的行業(yè)，PC產業(yè)，它與媒體、金融等國家壟斷行業(yè)幾乎毫無關系，可是到今天為止，柳總個人的產權問題并沒有得到完全解決，您怎么看待他們這一代企業(yè)家的命運？
　　馮侖：我覺得，從計劃體制，從過去僵化的社會體制逐步轉化到一個開放的、充分競爭的市場體制，所行走的路徑與直接走向成熟的市場體制是很不一樣的。在這方面，中國無疑取得了重大的成功，但中國的路徑也非常復雜，從復雜中尋找規(guī)律需要極大的耐心。另外，中國人本性溫和，再加上比較中庸的中國文化，因此在中國所有的事都不能操之過急。
　　俄羅斯人卻不同，他們直接從產權，從上游礦場、金融包括媒體開始進行改革，而且社會改革與經濟改革同步前進。今天，整體上俄羅斯的經濟發(fā)展看好，社會也開始納入正式軌道。中國自有中國的特性，但現(xiàn)在不管通過什么路徑，最終我們的希望是建立一個充分競爭的市場經濟，以及一個開放、法治的社會體制。
　　人物周刊：如果從企業(yè)的維度，而不是從體制的維度看，你認為整體意義上的中國企業(yè)家，是不是過于妥協(xié)、保守，過于利益化、工具化，缺少了探索和創(chuàng)新的勇氣？我的意思是說， 是不是這幾代企業(yè)家，僅僅是一些賺錢的工具，他們應該不會給中國企業(yè)史提供企業(yè)發(fā)展的范式。
　　馮侖：我覺得中國企業(yè)家具備一切探索的精神，他們進行著所有的嘗試，也許正因為想擁有所有的嘗試機會，有時候他們不得不委屈地活著。這就相當于一個人遇到歹徒的時候，他會反抗，但當十個人遇到歹徒時，卻無人反抗。這就有點類似于《辛德勒的名單》。
　　人物周刊：沒有一個人是孤島，所有人的命運都聯(lián)系在一起。
　　馮侖：奧斯維辛也是如此。二戰(zhàn)時期，納粹分子將人一批批送進毒氣室，在這個過程中，沒有發(fā)生任何集體暴動，未被選中的人都認為這次去的是別人，自己還活著就行。中國民營企業(yè)的集體意識就是如此，所以它們就要委屈地活著，或者說要艱難地奮斗著，或者說帶著幻想和希望憧憬著，它們都是這樣慢慢地一路走來。
　　為此，我覺得最重要的其實不是民營企業(yè)，而是能夠領導國家和社會的一批人，他們應該肩負起對中華民族的責任，應該思考一些大話題，而企業(yè)所需要探討的則是小話題，具體到某一件事情的小話題。
　　
　　企業(yè)家開始覺得不安全，或者說是信心減退
　　
　　人物周刊：具體到經濟領域，你現(xiàn)在關注什么問題？
　　馮侖：現(xiàn)在，在社會轉型當中普遍存在兩種現(xiàn)象，其中一種現(xiàn)象被注意到了，這就是我們所謂的國有企業(yè)與民營企業(yè)之間的往來不太正常，即侵吞、轉移國有資產的問題。但另一種現(xiàn)象沒有被注意到或者是被忽略了，即在這個過程中，國有經濟侵占民營企業(yè)，民營資產流失。這一現(xiàn)象誰注意到了呢？這涉及到所有經濟是否平等的問題，在法治經濟時代，任何經濟都不能擁有特權。事實上，在對國有資產進行保值增值的過程中，人們人為地將它上升到政治和意識形態(tài)的高度，實際上這是一個不斷侵蝕民營財產的過程。
　　人物周刊：國有財產對私人財產的一種侵蝕，我注意到了。
　　馮侖：最近幾年，從房地產行業(yè)來看，其在國有經濟中所占比例及其影響力的大幅提升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這需要研究。4年前，國資委宣布了主委的17家大型國企的主營業(yè)務進入房地產，現(xiàn)在這些企業(yè)大部分已經或正準備上市，如今在A股房地產市場，排名前10位中已經沒有民營房地產企業(yè)。相較于4年前民營企業(yè)70%的比例，整個的轉變究竟是意味著市場經濟的進步、中國改革的深化，還是意味著我們又要走一條新的道路？不得而知。
　　人物周刊：你的數(shù)據(jù)讓人深思，我注意到學者王紹光等人一直在倡導一條政府驅動型的發(fā)展道路，這類似于凱恩斯的路子。
　　馮侖：這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學問題。
　　人物周刊：難道它還是一個權力學問題抑或政治學問題？
　　馮侖：社會中還有很多結構沒有發(fā)生變化，估計還需要一代人的努力，目前在處理事情上，大家仍然傾向于使用熟練的舊方法。
　　我們究竟是要樹立一個法制的、程序的、開放的、受約束的權力，還是要以某種公益、道德和國家公共利益的名義去破壞這套既有規(guī)則？
　　人物周刊：在這樣的體制狀況下辦企業(yè)，有沒有使你產生過絕望？
　　馮侖：沒有。就像天上還有一點亮光，就會有一點希望。最近幾個月，我身邊很多人開始談論移民的事情，這在以前是非常罕見的，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信號，是社會釋放出來的一種信息。但這并不表示人們對中國的經濟體制感到絕望，而應該說讓人們覺得不安全，或者說是信心減退。但我們應該看到企業(yè)領導人信心減退就意味著投資的減少，也就意味著就業(yè)機會的減少與稅收的減少，以至于社會整體利益的減少。
　　人物周刊：那你現(xiàn)在有綠卡嗎？
　　馮侖：沒有，我還是用中國護照。但如果有人給我一些很好的建議，我也不會拒絕考慮這個事情，以前我從未考慮過這件事。
　　
　　我信仰自己
　　
　　人物周刊：我發(fā)現(xiàn)一個現(xiàn)象，那就是你的話語體系非常學院化，這是否與你早期的教育相關？
　　馮侖：因為是你把我?guī)нM了學院話語體系，因為你是學者，所以我只能用學院化的語言。
　　人物周刊：但在一些比較公開的場合，你給人的感覺是一個嬉皮士，有一種有意為之的魏晉風度，我想知道，您是不是有意地在用這種游戲精神、嬉皮士的精神、癲狂的姿態(tài)來消解你內心的憂傷，或者說絕望？
　　馮侖：這并不是有意識的，我覺得人是不能塑造的，人是環(huán)境的產物，也是生存狀況的一種自然選擇。只是我有不同的話語體系。
　　人物周刊：這種多元的話語體系，會不會讓人有分裂之感，會不會讓人覺得自己太累？或者有一種虛假的印象？
　　馮侖：你這么說不是沒有道理，我建議你回過頭去看，你會發(fā)現(xiàn)小時候老師、家長給我們灌輸?shù)臇|西其實有些是虛假的，它與真實情況相去甚遠，這就是我們的原生態(tài)教育。
　　人物周刊：你覺得要醫(yī)治這種不誠實，最好的途徑是什么？
　　馮侖：沒有什么途徑。
　　人物周刊：你有信仰嗎？
　　馮侖：我的信仰就是相信自己。我對這個世界充滿好奇，在看了世界上各種奇怪現(xiàn)象之后，發(fā)現(xiàn)我們從小到大所接受的教育，學習的理論、規(guī)則，實際上都不能讓我們應對這個世界，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所能依靠的，唯有自己。
　　
　　一個特殊的民企樣本
　　
　　在馮先生書中，他猜測到了人們對他的角色期待，寫下了他的所謂自言：
　　“資本家的工作崗位，無產階級的社會理想，流氓無產階級的生活習氣，士大夫的精神享受；喜歡坐小車，看小姐，聽小曲；崇尚學先進，傍大款，走正道。”
　　 這所有的自我嘲諷中，我最欣賞馮先生自我界定的“傍大款”。記得2005年的時候，我認認真真地分析過他的“傍大款”行為。那是馮侖和天津泰達的合作項目開始之后，局外人都能看到，馮先生是拿不到土地了，只好“曲線救國”。但思想家名頭下的他，硬是折騰出“要在國有、民營和外資這幾種所有制形式之間制造一種混合所有制”的光輝形象。我大不以為然，并認為這是馮先生親自導演的一種新的公私合營，是一種體制倒退。并認為馮侖傍大款傍到如此地步，說明中國的私人企業(yè)，尤其是私人地產企業(yè)已經差不多舉步維艱了。
　　不過，我深知，中國的私人企業(yè)不容易，馮侖思想了多年，也清高了多年，這次的功利主義行為更需要得到眾人的理解。在這個意義上，馮侖的生態(tài)就是中國私人企業(yè)的生態(tài)。他們在尋找各種不同的生機，在一堆荊棘中野蠻成長，漸漸露出了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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