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5日，于丹專程來到中國共產(chǎn)黨網(wǎng)接受訪談，一如既往的干練形象特別顯眼。在訪談室，于丹聊起中華文化如何走出去，豐富的肢體語言和妙語連珠的對話，讓在場的編輯記者們不知不覺聚精會神起來……
　　于丹認為，說到文化，我們平時總說不同的地方對文化的理解不一樣。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習俗，積累起來就會成為一種約定俗成，其實也就是文化。走過幾個不同的地方，這種感受尤為強烈。
　　文化走出去離不了文化人走出去。作為傳統(tǒng)文化研究學者的代表，于丹在與國外友人進行文化交流的時候，有兩個感覺：“首先，他們對中國文化抱有強烈的好奇心。其次，他們也有很深的成見和誤解。”
　　在這樣的背景下，于丹對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走出去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中外文化特質(zhì)的差異
　　記者：我們發(fā)現(xiàn)，世界各地孔子學院越辦越多，漢語教育越來越好，但是老外們對于方塊字還是有困惑。漢字文化的魅力到底在哪里？
　　于丹：我們的字，的時候都是會用部首的。偏旁部首里面包含著某種導向，比如 “心”字部首，與豎心旁相關的字很多，都和人的精神世界、心靈活動是相關的。
　　“懶惰”是豎心旁，人肢體懶了，不是身上的事，是心里懶。中國人認為人是心里懶了，就不愛動了，所以懶惰也要歸于心上。這背后蘊含著中國人的一種觀念，是總體的直覺把握式的思維方式。
　　西方人說五臟六腑，肺是呼吸的，腸子是消化的，肝是造血的，都會很清楚。但中國人不一樣，他會認為這一切都是用來表達情感的。中國人會跟你說，我對你說的是“肺腑之言”，肺這個呼吸器官在這里表達誠意；會說我傷心得“肝腸寸斷”。這一點可能西方人就會說，你們的腸子，一個消化器官，會有這樣的傷痛嗎？
　　你看老百姓的話會講，說我腸子都悔青了，這是多么生動的詞啊；恭維你叫“一肚子學問”，說一個事還會說“打腹稿”，它充滿了這種東方式的智慧與誠意。這種模糊判斷，實際上和中國畫里面的遠山近水，潑墨寫意，山水之神，呼之欲出，如出一轍。
　　
　　記者：據(jù)我們了解，您在國外舉辦了多場關于中國文化的講座、和外國人談中國文化，這些活動是否和國內(nèi)有所不同？
　　于丹：國內(nèi)舉辦講壇，主辦單位習慣給主講人一個主題，再請大家提問。但是在國外，主講人可以先讓記者提問。走過一些國家，我有兩個感覺。第一，他們對中國的文化抱有強烈的好奇心。第二，他們也有很深的成見和誤解。這兩點擺在眼前，肯定要先放開一個姿態(tài)，你們到底想了解中國文化的什么呢？
　　在歐洲很多地方都能夠看到哥特式的教堂，垂直線條的建筑，是很典型的西歐式的建筑風格。一個個體向天膜拜的姿態(tài)，很優(yōu)美，很崇高，但它永遠是孤零零的。中國的建筑恰恰都是水平的建筑，包括紫禁城，一定是群體的，是俯向大地的，在群體之中呈現(xiàn)秩序感。在我看來，建筑也是一種無聲的語言，它反映著一種民族文化和態(tài)度。
　　
　　文化自覺與文化大繁榮
　　記者：十七屆六中全會的《決定》第一次清晰地提出“文化自覺”這個概念，你怎么看待這個概念的提出？
　　于丹：這次提出了文化自覺、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強三個概念。這三者之間，文化自覺是自信的前提，文化自信是自強的前提。一切是從自覺開始，有了這樣一種覺悟，有了一種內(nèi)在的凝聚和文化認同感，才有信心。
　　
　　記者：有人說中國出不了喬布斯，那么誕生喬布斯的土壤是什么？在我們國家，應該怎樣鍛造和培育這種人才？
　　于丹：其實無論喬布斯還是比爾蓋茨，他們在大學時都不是我們標準意義上的“三好生”，都是半途退學的學生。我們現(xiàn)在能夠看到的，所謂這些創(chuàng)造性的天才，很早就表現(xiàn)出一種顛覆性的才能。
　　首先是對于舊秩序有一種質(zhì)疑，甚至有一種顛覆。然后他會有一種新秩序的建構(gòu)，他提出一種構(gòu)想。哪怕看起來是青澀的是荒唐的是魯莽的，但是他堅持做下去，一個不可思議的新世界是有可能展開的。
　　
　　記者：怎么能改變我們的年輕人，讓他們那種精神上的激情，變?yōu)橐环N強有力的行動？
　　于丹：現(xiàn)在有這樣一個悖論，一方面絕大多數(shù)年輕人對當下都不滿意，他們都會覺得當下制約太多；但是另外一個方面，如果真的讓他去完成一種建立，他又會束手無策。我們在精神上是不滿的，在行動上是乏力的。
　　在我們的教育制度中，要出現(xiàn)更多元的標準，讓學生有更大的自主空間進行選擇，讓更多的學生自立。其實在英國、美國一些名校中，連考試都是自主的。所以如果方方面面能夠打開，我們就能夠期待一個更有創(chuàng)造空間的未來。
　　
　　中華文化要在比較中走出去
　　記者：當我們有了文化自覺的意識，我們應該怎樣讓傳統(tǒng)文化走出去？
　　于丹：我們要讓自己的文化真正充滿活力，充滿當代性，能夠去傳播、能夠去交流，前提是得承認不同文化在生成過程中的巨大差異，在差異之中大家建立一種信任，建立一種理解，完成一種積極的、有效的、有誠意的溝通，然后才談得到各種好的文化的特質(zhì)，再去影響其他的文化。
　　文化真正的落點在于文化人，人的狀態(tài)會給我們一種安頓，甚至給我們一種對于未來的信心。英國人表現(xiàn)出來的那種不慌亂、禮讓，對一個事情的包容，其實就是一種歷史的養(yǎng)成，這就是一種不折不扣、不能做假的文化。
　　
　　記者：文化體制改革對中華文化走出去有何作用？
　　于丹：我們現(xiàn)在提出文化自覺，是從人的自我意識到社會文化意識，營造一個空間。提出文化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文化體制的改革，其實就是向著人的自由、人的創(chuàng)造性、人的自覺的最大可能性上去發(fā)展。這才是一個文化真正大發(fā)展、大繁榮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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