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4日晚，吉爾伯特?卡普蘭（Gilbert Kaplan）在上海大劇院領銜演繹了馬勒的第二交響曲。這位超級票友、曾經(jīng)“打不準拍子的冒牌貨”，目前已成為“最專業(yè)的業(yè)余指揮家”。他與維也納愛樂樂團合作的“馬勒第二”版本，是迄今為止全球最暢銷的馬勒唱片。
　　
　　一百多年前，馬勒的音樂在維也納首演時，外界回應的是一幅諷刺漫畫―指揮側(cè)過頭，對空蕩蕩的臺下發(fā)問，“觀眾都上哪兒去了？”一個聲音答，“都站在舞臺上了�！瘪R勒交響樂的鋪張、繁復，由此可見一斑。
　　這位夾在晚期浪漫派和現(xiàn)代音樂之間的人物，歷來被認為是一個“過渡者”。馬勒作為德奧系的古典繼承人，光芒遠被勃拉姆斯和布魯克納所遮蔽；盡管他被十二音體系的開拓者勛伯格供奉在私人的神龕，卻仍有演奏家將他斥為“魔鬼”。拋開批評界的冷遇不談，甚至連他的妻子阿爾瑪也曾挖苦，“馬勒的交響曲難以卒聽，他的作曲遠不及指揮才華�！�
　　馬勒在世時的名望，更多建立在指揮上。他有“彪羅（瓦格納的御用指揮）之后最偉大的指揮”之稱，而作曲家馬勒重新進入公眾的視野，要到他謝世60年之后�！榜R勒第五”的“柔版”，被意大利導演威斯康蒂選作《威尼斯之死》的電影配樂，豎琴撥動下弦樂營造的聲潮，成了馬勒被公眾記取的縮影。一個比較老套的段子，說是一位好萊塢制片人驚聞此曲后，問“這是誰作的曲，我要找他訂份合約”。
　　斯人已逝百年，除了電影配樂演奏會上的“柔版”，馬勒的作品仍鮮有在國內(nèi)公演。今年四月，為紀念馬勒逝世100周年，上海愛樂樂團在上海大劇院上演了馬勒第二交響曲（別稱《復活》）。而被請來擔綱這次演出指揮的，是一位身份特殊的人物：最專業(yè)的業(yè)余指揮家吉爾伯特?卡普蘭。
　　一曲定終身
　　上海愛樂樂團的樂手們在排演前一周拿到的《復活》曲譜，是由馬勒基金會出版的最新�？卑�。而馬勒基金會的創(chuàng)始人，正是卡普蘭。他于1984年以重金從荷蘭基金會拍得“馬勒第二”曲譜手稿，精心比對馬勒的日記和信函后復原的這個版本，號稱高保真地“再現(xiàn)了馬勒的音樂意圖”，這也是超級“票友”卡普蘭向馬勒百年紀念日的獻禮。
　　曲譜上用鉛筆標滿了記號，從節(jié)奏到音樂色彩，精確到每個小節(jié)。在上海的排演中，卡普蘭逐頁翻過粘滿了黃色便簽條的譜子，口中喃喃著具體到小節(jié)編號的指令“第316小節(jié)，Crescendo”。樂手面對他略顯僵挺的身子，夾著兩臂小幅揮舞，猶如被馬勒的音樂拉回遠處。“馬勒是需要拉開距離聽的，就像長城這樣的宏幅巨制，非從一個遠視距的俯拍角度，你不能領略到它的氣象。”上海愛樂樂團的首席小提琴黃國真如是說。
　　以指揮為業(yè)的馬勒，作為一個作曲家，常被時人謔為“半吊子”。而卡普蘭拿起指揮棒，則完全是半道出家。他24歲第一次聽到馬勒時，已經(jīng)是一個年輕的百萬富翁。但在此之前，他所接受的所有音樂教育，加起來是不到三年的業(yè)余鋼琴課。1960年代，他創(chuàng)辦的金融雜志《機構(gòu)投資者》在華爾街攪得風生水起，甚至到了1998年，他還頂著美國商貿(mào)代表團的頭銜訪華。
　　馬勒擊中了他的哪根神經(jīng)？讓他在1960年代決然放下回報優(yōu)渥的金融出版工作，輟業(yè)18個月突擊學習指揮，以執(zhí)棒馬勒的交響曲為畢生追求�？ㄆ仗m曾對古典樂評人布萊希特說，“你肯定知道，我熟識的那些人每天早晨起來就會問自己，今天我能賺多少？那是他們唯一的動力。而我的動力變成了賺錢之外的其他東西�！�
　　眼前這個年過七十的老頭，戴著一副基辛格式眼鏡，自顧茫然地說，“要知道，我愛上馬勒時，他剛從人們的遺忘中蘇醒，‘馬勒第二’更是一支生僻的演出曲目�！笨ㄆ仗m樂于把他與馬勒音樂的相遇比作“一見鐘情”。但現(xiàn)在他相信，自己歷久彌堅的婚姻就是對馬勒音樂“一見鐘情”的旁證。
　　在24歲那年，他滿世界兜轉(zhuǎn)著聽“馬勒第二”的時候，就在倫敦王家音樂大廳“一曲定終身”，當年那個鄰座的女孩日后成了他的妻子；而當日演出的倫敦愛樂樂團，在三十多年后完成了他執(zhí)棒下最成功的版本，創(chuàng)下了18萬張的銷量。
　　“馬勒第二”是卡普蘭四十年的“業(yè)余指揮”生涯中唯一一部交響樂全曲，他與維也納愛樂樂團合作的“馬勒第二”版本，是迄今為止“全球最暢銷的馬勒唱片”。讓老頭頗為自得的是，“伯恩斯坦說過，要是在歐洲尋找接替他的“馬勒第二”指揮，我是他能想到的第一人。”
　　
　　“打不準拍子的冒牌貨”
　　卡普蘭在歐洲先后執(zhí)棒了倫敦愛樂、維也納愛樂等名團后，重返美國，他的第一站是紐約愛樂交響樂團。讓他沒有料想到的是，在這座城市，他遭遇意想不到的敵意。
　　紐約愛樂樂團作為全球馬勒演出的重鎮(zhèn)，有過馬勒親自執(zhí)棒的輝煌歷史。要這幫眼界極高的演奏家聽命于一個“票友”，自然難買賬，卡普蘭甚至被譏為“一個連拍子都打不準的冒牌貨”。
　　在那次罷演風波中，提琴手Peter Kenote不留情面地說，“卡普蘭的指揮，在最好的情況下就是不出錯，最糟的情況下簡直就是可笑，紐約愛樂不該遷就某位‘票友’�！绷硪幻麡肥諪inlayson甚至在博客上公開質(zhì)疑，卡普蘭是通過向樂團捐錢而換取了執(zhí)棒的機會。
　　舊事重提，卡普蘭在那副基辛格式的眼鏡背后，掠過一絲疲倦。他更愿意拿馬勒當年初到美國的遭遇來說事：馬勒的首演曲目瓦格納的《特里斯坦》，在大都會歌劇院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但托斯卡尼尼的到來，迫使他出讓一部分自己的保留曲目。即便如此，后者還是對馬勒所推崇的“指揮上的靈活性”嗤之以鼻，并且終身拒演馬勒的作品。
　　“靈活性是馬勒所要求的，從字面上說它意味著一定的自由度。樂手拿到最初的樂譜后，就必須做自己的工作�！碑斂ㄆ仗m聽說上海愛樂樂團的部分樂手在排演當日才剛拿到曲譜時，整個身子蹭地從沙發(fā)上坐直，“這可不行，馬勒是極其復雜的�！�
　　對于像紐約愛樂這樣的頂尖樂團，指揮的這種“放任”讓演奏歸于音樂自身的邏輯，卡普蘭也承認“好的樂團幾乎是不需要指揮而能讓音樂流淌”。但對于上海愛樂這樣初演馬勒的“新手”，卡普蘭式的“放任”，就容易流于平庸的照“譜”宣科。上海愛樂的多位樂手也有此體會，“卡普蘭對樂譜摳得很細，但演出時氣場不足。”
　　好在紐約愛樂的不愉快經(jīng)歷，絲毫沒有影響到卡普蘭四處為馬勒布道的熱情。他喜歡引馬勒的話來自嘲，“我確實是拿頭去撞墻，但是會砸出一個洞的將是墻而不是我。”年過七十的他，每年仍保持三到四場與不同樂隊合作的馬勒音樂會，并把自己的曲目庫小心翼翼地拓展到了“馬勒第五”的“柔版”樂章。
　　古典音樂詮釋的“曲無定版”，和對一支曲子理解的差異，在這短短的8-15分鐘里，達到了極致。這是一支纏綿的愛欲之歌，但也經(jīng)常作為葬禮音樂演奏。“柔版”樂章的手稿，是當年馬勒贈送給未婚妻阿爾瑪?shù)亩ㄇ槲铩�寫作第五交響曲的馬勒，在卡普蘭看來，馬勒正處在人生得意的頂峰�！暗�他寫下的不是現(xiàn)實的生活境遇，而是對宿命的預感�！弊髑�家此后經(jīng)歷了喪女之痛、愛妻阿爾瑪和包豪斯的創(chuàng)始人羅格庇烏斯的婚外情。如此人性化的音樂詮釋，被《紐約時報》的樂評人Steve Smith認定為是卡普蘭版本的馬勒受到大眾追捧的原因。
　　只是當卡普蘭站在上海大劇院的指揮席上，面對那些對馬勒所知甚少的中國聽眾，他那拘謹而擺幅微小的揮棒中所隱藏的對馬勒大半輩子的一往情深，已經(jīng)沒有多少人能窺得到了。當號角動機奏出的時候，他一揮臂，好像依然要凌空逮住那個信號，這聲從四十年前就在他的命運上方響起的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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