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圈子里,成功者較多。這當然和我個人的高學歷教育背景有關系。最近漸漸發(fā)現,這些朋友中的中國人,雖然大多和我一樣是博士,但居住在美國的和居住在中國的在業(yè)余習好上越來越不相同。
　　有位在北大當教授的朋友,可以說在本領域是頂尖了。最近電話交流,他抱怨自己年紀大了(其實比我還小兩歲),身體越來越不好。他把一切歸結于中國成功者典型的生活習慣:應酬多,大場合多,一席一席地吃,一杯一杯地喝,出行足不沾地,總坐在車里……我接觸的國內同類型的朋友,大致也都如此。
　　另外一個在美國的朋友,最近則剛剛完成一次長距離自行車比賽,距離超過200多公里,在夏日里奮斗十個小時以上。我聽罷吃驚不小,過去可從來沒有聽說她有體育的嗜好,如今怎么變得這么“極端”?
　　這一切,大概都是入鄉(xiāng)隨俗。她在大科技公司工作,同事平時就不停地互相比長跑、長距離自行車。她丈夫也搞高科技,最近也迷上了自行車,約我出去騎40公里。我一直算是長跑好手,自信不會輸給他;但結果是大敗而歸。心里不服氣,現在開始用室內自行車進行訓練,并打算沖擊鐵人三項破三小時的記錄。
　　那天剛在健身房苦練完,一素不相識的中年男子友好地打招呼,并問起我的里程、時間、進步速度。討教之下才知道,人家曾經創(chuàng)下一天騎350英里(560多公里)的世界紀錄,后因為把膝蓋練壞,被迫中斷訓練,正準備卷土重來……
　　這就是我的生活氛圍。我工作和生活的波士頓地區(qū),和斯德哥爾摩、赫爾辛基、阿姆斯特丹、舊金山等等,被《經濟學人》列為當今世界的“精英城市”。所謂“精英”,一是高科技集中,一是文化前衛(wèi)。兩者的相關性甚強。所謂“文化前衛(wèi)”,就包括在新經濟競爭中的成功者特別喜歡從事極端體育。比如,不久前《紐約時報》登了篇長文,是一位當父親的為了和子女一起參加鐵人三項,從頭開始練游泳。這對五十多歲的人確實是很大的挑戰(zhàn)。他講述自己如何在水中掙扎時想起了肖邦的音樂,如何把自己當年的鋼琴訓練和游泳觸類旁通。《華爾街日報》則刊登一篇文章講如何進行長距離蝶泳競爭的經驗。最近則再發(fā)一篇文章,介紹一法學院出身的41歲的女士,擁有兩家公司,但熱衷于超長距離的鐵人三項、山地自行車賽(一天160多公里)。她早晨從六點開始,趁八歲的兒子還在睡覺時訓練90分鐘,有時則要訓練兩小時,而且忙里偷閑地每周兩次在晚間插半個小時的訓練課。她的山地車7000美元,公路賽車4000美元,自行車鞋200美元,頭盔200美元,全不是普通百姓能消費得起的。但是,她消費和生活的方式,和中國的精英大異其趣。
　　為什么會如此?以我的觀察,美國的新經濟技術含量高、競爭性強,需要年輕人的精力和開創(chuàng)性。我在《培養(yǎng)精英》一書中曾介紹過,在硅谷,極端體育是一大時尚。一位早晨四點起床苦練長距離游泳的女士講,在這里,四十多歲就顯得老了。所以,過了四十的人,要不停地證明自己。你在馬拉松式的競爭中擊敗了二十多歲的毛小子,別人就對你另眼相看了�？傊�,成功意味著奮斗,意味著“過程”。你的整個生活格調,都應該體現出你正在這種奮斗過程中。這才叫“酷”。這也難怪,最近美國的生活趨勢是:騎車漸成了中高產的時尚,高爾夫則開始在勞動階層大為流行。記得著有《創(chuàng)意階層的崛起》一書的佛羅里達教授曾經提過,在美國的河上,開著汽艇的往往是藍領,在那里吭哧吭哧地劃船的,往往是些白領精英。
　　在中國則是另外一回事,成功意味著摘取“果實”、坐享其成,成功者仿佛都進入了既得利益集團。所以,成功者的文化,以享受為上。比如到宴會上“吃香的喝辣的”,去捏捏腳,或者打打不需要太大體力的高爾夫,覺得自己很“上流”。一些豪華的會議往往提供這種服務。騎車反而成了很土的生活方式。白領早衰,居然成了個社會問題。
　　個人嗜好按說屬于私生活的領域。不過,階層的群體個人嗜好,則多少反映了些我們社會的風貌。創(chuàng)造性社會講究奮斗,講究超越自我極限,著眼點不在于你現在已經有的東西,而在于你未來的潛力。結果大家一起在運動上比誰能更“極端”。尋租的社會則講究卡位、站隊、等級、關系,進而個人嗜好重在顯示你已經擁有或者瓜分了多少社會資源。所以,我為中國的精英階層所擔心的,不僅僅是他們的身體,更是他們的精神。
　　著名評論家,著有《直話直說的政治》、《中國文化的邊界》、《仇富》和《怎樣做大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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