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瓦拉打韋小寶，本是一出鬧劇，但兩人卻是一奶同胞的兄弟，這便成了一出催人淚下的悲劇。整部《人間》，彌漫著無以名狀的悲劇色彩，其美學邏輯便是：將國家民族的悲劇，具象成了家庭內部的悲劇，而家庭的悲劇，就是一個個鮮活的個人悲�。ú贿^劇中隱藏著一個有趣的事實：勝利者香火延續(xù)，失敗者無后而終）。
　　
　　張黎，這位電影學院78級攝影系出身的電視劇導演算是根正苗紅的“第五代”，他的《中國往事》、《大明王朝1566》等劇集都以精致和大氣蜚聲熒屏，特別是一部《走向共和》，我個人認為堪稱新中國電視劇史上的最高峰。而今這部《人間正道是滄�！罚ㄏ挛暮喎Q《人間》），在時序上基本承接了《走向共和》的劇情，同樣掀起了收視狂潮，而且從廟堂學府到販夫走卒，對此片都贊譽有加，看來張黎（當然還有劉淼淼）導演一手打造的中國近代史畫卷已然初現(xiàn)端倪。
　　歷史早已化作如煙往事，能在后奧運時代的收視環(huán)境里，把1925-1949年這段充滿苦痛、屈辱、信仰與欺瞞的波瀾壯闊的中國大歷史描摹得膾炙人口，在我看來，《人間》劇的成功正在于它對觀眾脈搏的巧妙應合――不在于劇集中有什么，而在于觀眾看出了什么。
　　革命浪漫主義是個什么主義？恐怕在不同的時代會有截然不同的含義。在消費主義和全球化盛行的今天，“革命浪漫主義”已經(jīng)被徹底物化了，其代表人物就屬格瓦拉。在當今的大眾文化（特別是青年亞文化）里，格瓦拉已經(jīng)不再是（或者不僅僅再是）那位叢林游擊戰(zhàn)士和菲德爾?卡斯特羅的革命搭檔，而是好萊塢電影里的摩托騎士，張廣天話劇里的憤青偶像，以及印在T恤衫、可樂瓶甚至國際米蘭球迷協(xié)會旗幟上的商業(yè)Logo。格瓦拉當然革命，但是這里的“革命”顯然更多地褪去了暴力、階級和政治的含義，而是某種性感、危險、憂郁、叛逆的欲望對象――當然，他還得充滿傳奇性。
　　按照這個標準，《人間》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一幅格瓦拉的群像，內里的人物基本都是革命浪漫主義的身體力行者。
　　
　　楊立仁之于格瓦拉
　　
　　劇中最格瓦拉的是誰？當然是楊立仁。從青年時刺殺巡閱使開始，楊立仁就是位為信仰矢志不渝奮斗終身的浪漫
　　革命者――可惜他的信仰被歷史證明是個笑話，這也是楊立仁個人悲劇命運的根源之所在。
　　楊立仁廉潔奉公、疾惡如仇、有情有義，拋卻政治立場不談，他簡直沒有缺點。當然，楊立仁在對付共產(chǎn)黨時也無所不用其極，殺瞿恩、囚瞿霞，眼睛都不眨一下，可楊立仁不是為殺人而殺人，在他看來，這是為了崇高的“三民主義理想”所付出的努力。為了理想，他甚至要把愛情壓抑在心底――瞿霞和林娥都是因為政治原因（起碼政治原因占了很大一部分）才拒絕了楊立仁的愛。但是楊立仁對愛人，特別是對林娥的關照是無微不至的，當他看到懷孕的林娥被安排值夜班時對下屬大為光火，想必在那一刻，是人都看得出楊立仁的汩汩愛心。然而楊立仁卻被無情的愛人欺騙，他一直竭力呵護的，正是給他最大打擊的人（流行歌曲有云：我愛的人傷我最深）――有誰能體味這種背叛所帶來的傷害呢？在得知林娥的真實身份后，楊立仁的心已經(jīng)死了。然而楊立仁還是替林娥和瞿恩養(yǎng)大了他們的費明（盡管楊立華是養(yǎng)母，但沒有楊立仁的支持，想必費明在楊家也呆不下去）。
　　事實上，《人間》熱播，最紅的還是楊立仁，特別對女性觀眾來說，楊立仁才是理想老公的形象，他的衣冠楚楚、他的激情澎湃、他的舍生取義（不要忘記在抗日戰(zhàn)爭期間楊立仁所表現(xiàn)出的民族大義）、他的柔情似水，完全體現(xiàn)了一個中國格瓦拉的精神內涵。格瓦拉隱匿山林，楊立仁身居鬧市，所謂大隱隱于市，格瓦拉把身體和精神一起放逐，楊立仁卻不得不忍受身體和精神的背離之苦――這位總在上海和南京的上流場所進進出出的失意革命家，早已把靈魂放逐到無限遠處的民族苦難荒野之中了！
　　楊立仁成了新中國熒屏上最讓人扼腕嘆息和同情的中統(tǒng)特務形象，往昔總被妖魔化的國民黨特務，現(xiàn)在也有了人性化的一面，而一旦他們的魅力被激發(fā)出來，觀眾們會赫然發(fā)現(xiàn)――他們也是激情四溢的“革命者”，而結合當下的大眾文化，有格瓦拉式的集體無意識聯(lián)想也就不足為奇了。
　　據(jù)說孫紅雷當初看劇本時就想演楊立仁，可張黎沒給他機會，現(xiàn)在看來孫的眼光不錯，黃志忠借楊立仁一角果然迅速上位。
　　
　　楊立青之于韋小寶
　　
　　至于楊立青，這位在1927年的危機關頭火線入黨的忠誠的共產(chǎn)主義者，卻是以某種頑童的形象出現(xiàn)在劇集中（這幾乎是革命史詩題材文藝作品的必備模式，即描述某個懵懂無知但良心未泯的主人公通過革命熔爐的鍛造后最后淬煉成鋼的過程），一開始就拿槍打傷了鄰家女孩――日后成為他師母、然后又成為他妻子的林娥，后來還穿著上司董建昌的軍服去宴會上騙吃騙喝，在黃埔的考場外面也不放過機會戲弄一幫同學。直到投身共產(chǎn)黨，楊立青干的也是嘯聚山林的活兒，一個人做了一群土匪的“黨代表”，搞的女王樣十足的女匪首白鳳蘭五迷三道（不過白鳳蘭死前的告白有點走樣，我認為這是全劇中最雷的一場戲）；而那場“綁架”范希亮勒索贖金的戲，更是充分顯示了楊立青的狡黠與機敏；到了后來在紅大（抗大）教書，這位趕鴨子上架的教員又略施小計把一幫干部學員訓得服服帖帖；最后到了東北戰(zhàn)場上，楊立青更是施展了跨國的智慧，讓一幫日本戰(zhàn)俘死心塌地地跟著解放軍賣命。
　　所謂靈活性與原則性相結合，這正是楊立青身上的突出特點，所以一旦教條主義者當權，楊立青就會怒不可遏――這正是他最為痛恨、也是與他自身性格決不相容的――當聽聞瞿恩在大部隊撤離后繼續(xù)留守蘇區(qū)，楊立青手揚馬鞭幾乎要打將進去，得虧林娥阻攔及時，才未釀成大禍。
　　楊立青的特點正是執(zhí)行正確路線的共產(chǎn)黨人的特點，本來就是從一個小團體發(fā)展來，無權無槍無錢，最終能打下江山，靠的就是替勞苦大眾辦事以及不拘一格的工作風格。在底層人群和諸種利益關系中折沖捭闔，最終殺出一條血路，這其實很有點韋小寶的意思。雖然一開始并不強大，但總能因時、因地制宜，而且代表了歷史的進步方向，成功也就是必然的了。當然，運氣也不能少，歷史大趨勢是必然的，但具體到某一個人身上，那就充滿了偶然性。譬如楊立青，就總能逢兇化吉、遇難呈祥，甚至福佑他人。用楊父楊廷鶴的話說：“是立青這渾小子保全了這個家，否則咱楊家就是滅頂之災”――這也是韋小寶的顯著特點。
　　總之，這位大戶人家出身的楊立青，與哥哥姐姐的書卷氣總有些格格不入，渾身散發(fā)著一股子實用主義的頑劣作風，雖然有時讓你哭笑不得，但他總能把事給辦成。所以不管怎么看，楊立青身上都有著濃厚的韋小寶影子――用范德彪（電視連續(xù)劇《馬大帥》中范偉飾演的角色）的話來說，他總是“不按套路打”；當然，他也總是能打贏。
　　
　　家國同構
　　
　　儒家文化歷來講究家國同構，這一點在《人間》里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四分之一世紀的風云變幻，通過湖南楊家人的命運起伏被展示出來。家即是國。楊家第二代兩男一女，一國、一共、一個第三條道路，基本上代表了當時的整個時局（楊立秋暫且不提）；當然，國亦是家。我們可以對此劇做修辭學上的聯(lián)想：內戰(zhàn)的雙方本來就是一家人，而且有著同樣的國富民強夢想，但是有人走錯了路，雖然輩分上是老大，卻背叛了小弟，于是小弟憤而還擊，最終打下了無限江山。此間的恩怨糾葛，本就是血濃于水，哪里摘得清楚？
　　楊立仁孤身赴臺，偌大的軍艦甲板上只留下他一個孤單的背影，若有朝一日楊立仁能重返父親墳塋之畔，不知會做何感想？
　　天若有情天亦老，不敢想，一想就酸。
　　從另一方面，《人間》也用了同窗情誼來化解一個世紀的恩怨。黃埔的三期六班，英杰輩出，你死我活的國共雙方，成了三期六班的同學內斗。這就是歷史，雖然令人扼腕，卻無法回避。學生殺老師，范希亮罪不容赦；但在抗日戰(zhàn)場上奮勇殺敵，血染疆場，又讓觀眾們對范希亮肅然起敬――“職業(yè)軍人”四個字，放在駁運詭譎的政治斗爭中，竟是如此的吊詭！
　　好人打壞人，那是天經(jīng)地義；好人打好人，就成了不忍卒睹。《人間》里的出場人物，除了那幾個楊立仁手下的小特務，沒有絕對道德意義上的“壞人”，親兄弟之所以兵戎相見，按照劇中的邏輯，乃是被命運裹脅，被無良的獨裁領袖無恥地利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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