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武漢人》編者按 　　 　　城因人而迷人 　　 　　有山，有水，有荷葉，有熱干面，這座城已很迷人，對不對？ 　　不對。因這一切都不夠。城，要有人，有故事，才生動流傳，活潑蓬勃。不然，只是一幅只關風月的漂亮風景。
　　無論位高權重，還是草根庶民，我們同飲一江水，同賞一輪明月，被同一天的落葉，告知秋日來臨。我們都是武漢人，共同造就了這座城的呼吸、脈搏與熱血。
　　然而，對那些閃亮的名字而言，大多時候，我們對其僅止步于景仰和崇敬。我們對他們的了解，僅停留在耀眼的頭銜與炫目的榮譽，那些百轉千回的人生故事，冷暖變幻的情懷，常藏于他們內心某處，不為人知。這，卻是一座寶藏。
　　本刊新開“大武漢人”欄目，認真挖掘“武漢人”這座寶藏，將珍貴的故事與情懷，與大家分享。
　　頭銜可以改變，榮譽會被遺忘，只有用沉甸甸的人生換來的經歷與體會，才是永恒至真的寶物。
　　一起歡迎第一期“大武漢人”嘉賓：顧海良、馬敏、鄧秀新。
　　――本刊副主編 張慶
　　
　　每年的九月，《大武漢》的話題就圍繞大學打轉，我們做過新生手冊，做過十大名師，這一次，我們回歸大學的本體，探討這個時代的大學和大學精神。
　　在“根叔”的《記憶》之后，有媒體聯(lián)合網(wǎng)站發(fā)起某項調查，有八成的學生表示希望能常常見到校長。武漢高校云集，名校眾多，報章雜志上常可見校長的身影，或是考察訪問，或是對某大學事件發(fā)表己見，卻很少能看到，校長們集體對大學和大學精神的闡述。
　　我們請來武漢三位現(xiàn)任重量級大學校長，傾聽他們作為上一代的大學生和現(xiàn)在的大學管理者，如何看待如今的大學、大學生、大學精神；他們給新生送出了哪些實用的建議；以及他們坦陳各自心中理想大學的模樣。
　　
　　武漢大學校長顧海良：
　　大學由奢侈品變成必需品
　　
　　 □ 記者顏小苗 通訊員羅永寬 攝影枕濤
　　
　　人物名片：
　　顧海良，武漢大學校長，著名經濟學家、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教育思想家，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首席專家。常有關于大學的言論見諸報端，其中“未來十年部分高校面臨破產”，“大學校長職業(yè)化比去行政化更關鍵”，“允許學術失敗和失誤”等觀點頗令人矚目。2009年9月新生開學時，與新生、家長的一席對話更是引發(fā)熱議。
　　
　　采訪時間：8月29日下午4點
　　采訪地點：武漢大學珞珈山莊二樓
　　
　　我們的采訪在荊門十二五規(guī)劃研討會現(xiàn)場的隔壁進行，先生是項目主持人和首席專家，下午四點，研討會還在繼續(xù)，先生準時從會議室出來，接受我們的采訪，這一“抽空”就是一個小時。采訪間隙，間或有工作人員來提醒時間，先生氣定神閑，談笑風生，絲毫不被外界打擾。
　　大學時代曾經有幸聽過先生講課，用時下流行的話說，先生自有一顆小宇宙，一旦開口，口若懸河，思路清晰，邏輯縝密，還生動有趣，一堂課下來，全場皆驚，這就是先生的魅力。經濟學家出身，先生喜歡用數(shù)據(jù)說話，一些艱澀的術語經過深入淺出的翻譯，加上那招牌式的笑臉，倍顯入口入心，和藹可親，也讓這個談論大學與大學生的采訪變得輕松很多。
　　一個小時下來，先生口中沒出現(xiàn)一次指責、抱怨之詞，他喜歡將“寬容”二字掛在嘴邊，笑稱永遠在跟18歲的年輕人打交道，心態(tài)永遠18歲，看大學生都充滿著希望和光明，還有一絲憧憬。
　　采訪中途，先生提起剛從法國學成歸來的女兒，找工作的趣事，激賞和自豪之情溢于言表，校長之外是慈父，這是我們的意外收獲。
　　
　　從精英教育到大眾教育轉變
　　
　　問：您是70年代的大學生，80年代參與建立學位制度，90年代做大學教授，現(xiàn)在管理大學，工作和生活都和大學息息相關，您怎么看中國大學的發(fā)展？
　　答：我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學的發(fā)展經過了三個階段：1977年恢復高考，重建了高等教育體制；80年代中期，學位與研究生教育的發(fā)展，改變了我國高等教育的層次結構，建立了一個中國特色的完備的高等教育體系；1999年開始擴招，具備了大眾化教育的規(guī)模。發(fā)展到現(xiàn)在，我們要做的是提高高等教育質量。
　　
　　問：1999年擴招之后，給了更多人實現(xiàn)大學夢的機會，但是也招來了很多質疑，比如學風變差，教學質量下降，競爭大就業(yè)困難，包括您前段在接受采訪時講，未來十年內會有高校破產，也有人歸結是擴招的原因，您怎么看擴招后大學的變化？
　　答：1999年大學擴招之前，中國大學的毛入學率（大學在校生數(shù)占18-22歲學齡人口比例）是9.7%，現(xiàn)在是24.2%，預計2020年達到40%，到2030年達到50%。按照國際上通行的標準，毛入學率超過15%時，即進入高等教育的大眾化階段，到50%時，是普及化教育階段。從數(shù)據(jù)上看，我們的大學已經從天上降落人間，這是我們討論大學問題的前提。
　　很多人詬病擴招將大學質量拉低，我不贊同。如果不擴招，繼續(xù)保持之前的漸進式發(fā)展，現(xiàn)在的大學毛入學率還在10%左右，同樣也會被指責，說教育發(fā)展太慢，阻礙了經濟發(fā)展。
　　發(fā)達國家的大學教育早已進入大眾化教育階段，正朝著普及教育轉變�？v觀它們的發(fā)展歷史，中間采用過擴招這類突破常規(guī)的發(fā)展方式，符合規(guī)律。我們和發(fā)達國家不同的是，從精英教育到大眾教育，它們走了30年到50年的時間，而中國只用了10年，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大學教育轉型必然會產生這樣那樣的問題，大學由奢侈品變成了必需品，我們的審美眼光和評價標準也要轉變。
　　
　　問：但大多數(shù)人很難轉變。
　　答：對（笑）。從前我們仰視著看大學，是象牙塔，是高雅文化，是少數(shù)人才能享受的精神家園�，F(xiàn)在的大學回歸到社會，不僅要保持高雅文化，還要在引領社會的同時更加貼近和親近社會，要符合更多社會人特別是年輕人的生存發(fā)展需要，它就不可避免地由理性轉向世俗化乃至一定程度的功利性，這合乎轉型時期的發(fā)展趨勢。
　　但這并不意味著現(xiàn)在的大學生差，1999年，大學畢業(yè)生不到100萬，現(xiàn)在每年的畢業(yè)生有600萬，600萬人的質量肯定比不過100萬人，但是600萬人中，應該有200萬人不比那100萬人差吧。過度指責大學和大學生是不對的，只看到發(fā)展，不問改革也不對，我們的社會對大學要再寬容、寬松和寬厚一些。
　　
　　說大學生不像大學生是種贊揚
　　
　　問：您剛也提到大學的功利性，我們常聽到一些過來人感嘆，說現(xiàn)在的大學不像大學，變成了職業(yè)技能培訓學校，從培養(yǎng)精英和意見領袖，變成了培養(yǎng)技工。
　　答：我剛才說中國的大學正處在轉型期，大學的功能也隨之發(fā)生了變化，精英階段的大學教育，主要是精神產品的生產，著重于知識的傳授和從事封閉式的科學研究。什么是封閉式的？就是根據(jù)科學自身的需要來研究科學，比如研究詩詞的，偏重研究唐詩的流派，詩人的個性，是離開社會的單純產品的生產，很難說它是有益的還是無益的。
　　而在大眾化教育時代，是從各個社會現(xiàn)象中尋找研究出路，它是開放性的課題，最終要回到社會中去進行引導和服務。比如我現(xiàn)在擔當?shù)那G門十二五發(fā)展規(guī)劃，是湖北省的地方規(guī)劃，從前不大可能有學者去研究。但是現(xiàn)在，我們的想法變了，希望能將自己的思想、研究成果在一個地區(qū)實踐出來，去服務社會。
　　也因為這種轉變，很多人質疑，大學不如以前高雅了，丟掉了對學生的嚴格訓練，放任學生參加社團活動和社會實踐，不務正業(yè)等等。我們不能否認這一轉變，這是我們對于文化和培養(yǎng)體系的探索，也是如何將傳統(tǒng)大學和人文精神與現(xiàn)代社會對人的基本能力的要求相結合的一種實踐。
　　
　　問：畢業(yè)生會有這種體會，社會對大學生太挑剔，一直在談動手能力差，大學生不像大學生，您怎么看？
　　答：以前的大學生干不了事的人比現(xiàn)在多。（笑）大家都有印象，七、八十年代，要是哪家單位里來了大學生，大家接觸以后往往感覺像個書呆子，言行舉止和思維方式跟一般老百姓不一樣，難以融入新的工作和生活環(huán)境，不花上大幾個月工作就很難上手，也很難親近。但是現(xiàn)在，畢業(yè)生很快就能融入新工作和新生活，和社會上的普通人在一起，甚至很難分開誰是大學生而誰不是。
　　所以我認為，這種快速融入社會的能力正是我們當下這個社會所需要的。我覺得說大學生不像大學生是種贊揚，大學生本來就是從社會中來，畢業(yè)后回到社會中去，本身就是正常而自然的規(guī)律，反而大學生走進社會后還像大學生，顯得格格不入，這不好。
　　
　　問：2009年時，您曾經呼吁武大的校友多招收武大的畢業(yè)生，幫助緩解就業(yè)壓力，在您看來，現(xiàn)在的名校學生，是否仍然有就業(yè)的優(yōu)勢？
　　答：我常常聽到人家批評武大學生，上手慢，后勁大（笑），說我們讀書太多，比起職業(yè)型學校畢業(yè)生來，不容易馬上學會，但也因為讀書多，爆發(fā)后力量強大，這是我要說的理想大學的一點，希望學生上手要快，后勁也要大，基礎好，底蘊深，實踐強。
　　用現(xiàn)代的眼光來看學生，評價的標準就得變。我們的社會有個傾向，重學歷不重能力。比如老總要選秘書，非要選個博士，等到博士上崗后才發(fā)現(xiàn)，她并不能勝任秘書工作，只得換上本科生，結果，本科生做得非常好。所以說，選“優(yōu)”是要選“能不能用”，不同層次的選擇要求不同，要看具體工作的需要和人的適應能力。
　　我理想中的武大，是介于精英教育和社會教育之間，我們既要培養(yǎng)學術精英，也要培養(yǎng)能夠快速融入社會的各類人才。
　　
　　問：您鼓勵60%的武大畢業(yè)生繼續(xù)深造是基于這一點？
　　答：對。盡管大學教育已經進入大眾化階段，我們還是要鼓勵大學生繼續(xù)深造，武大每年招7800多名本科生、6000名碩士生和1600多名博士生，這種結構設計，符合現(xiàn)代研究型大學的需要。我希望有60%的武大畢業(yè)生繼續(xù)深造和出國留學，接受精英教育。
　　
　　好的大學必然是尊重學者，尊崇學術
　　
　　問：以武大為藍本，您會怎么描繪心中理想的大學？
　　答：一個好的大學，要囊括學者、學術、學科、學風、學生五個方面。其中學者最為重要，大學之大，首先在于大學者、大學術。尊重學者、崇尚學術，自然就成為大學生存和發(fā)展的精神根基，也自然成為大學不懈的價值追求。學者的層次能反映出學校的層次，沒有一批優(yōu)秀學者的學校是一個沒有靈魂的學校，沒有優(yōu)秀學者的學校也是一個沒有地位的學校，所以對于大學而言，我常說悠悠萬事，學者為大、學者為先。一個好的大學精神，必然是能尊重學者、崇尚學術。
　　
　　問：這和你一直提倡的“教授治學”是共通的。
　　答：對，這就是“教授治學”的精髓。大學現(xiàn)在要做的是營造寬松的學術環(huán)境，特別是要允許學術失敗、失誤，尤其是允許社會科學領域學術研究上的失敗和失誤。在社會科學領域，我們的寬容度還不夠，學者是不能有什么失誤的，一些學者甚至可能因此而失去了繼續(xù)研究的機會和可能。這種不寬松的學術環(huán)境，使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在做研究時顧慮重重，有的人思考了許多，但不敢寫出來。社會科學研究也應該寬容失敗和失誤，何況有的還只是一時不被人們認識、而后證明是正確的學術觀點。因此，要尊重學者、崇尚學術，一定要給學者以寬松的學術環(huán)境，實現(xiàn)學術自由。
　　
　　問：武大歷來有尊重學者，尊崇學術的氛圍，建校116年來留下過很多光輝的名字，比如高尚蔭院士、王之卓院士、法學泰斗韓德培先生，這些大師奠定了武大的基礎，也推動著武大躋身名校的行列，我們關心的是，現(xiàn)在或者將來的武大會不會誕生一批新的大師？
　　答：民間對大師的理解比較神化一點，我覺得要寬容一些。我們這個時代不大可能產生傳統(tǒng)意義上大師，不大可能產生過往時期那種學貫中西、博雅通達的大師。由于科學與學科的分化和發(fā)展，使得大師的概念發(fā)生變化。比如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和大衛(wèi)?李嘉圖，精通經濟學理論，還懂財政、貿易、金融和證券，他們的時代經濟學沒有細分，大師意味著知識廣博，但在現(xiàn)時代，經濟學分家，學理論經濟學的不一定懂證券，學證券的不一定懂貿易，越學越精深，離廣博相去甚遠。我認為，在某方面的精深研究上取得佳績，同時又涉獵廣博的，也能尊為大師，按照這個標準，武大一定會有新的大師出來。
　　
　　大學要將學生的差異性變成平等性
　　
　　問：去年開學的武大新生家長見面會上，有家長提出來，“孩子的每個細胞都要空調”。這條新聞引發(fā)了很大的討論，有教育家感嘆，現(xiàn)在的孩子不好教。
　　答：我們今年開始，已經裝好一批，以前不是不能裝，是學校用電負荷不夠，變電站要擴容，當然，家長說了，肯定裝得更快些。（笑）雖然裝空調的要求可以逐步滿足，但取消軍訓的要求，我們卻不能答應，因為軍訓是鍛煉年輕人意志力的機會，人都要吃點苦。（望向窗外）我們只能希望天氣能涼快一點。
　　我能理解現(xiàn)在的孩子，80后因為生活在經濟體制轉型時期，面臨生活的劇變和激烈競爭，普遍比較憤青，90后成長時，動蕩期已過，社會相對安定和諧，性格較為寬容，有意見也不激動，就靜靜地坐在那兒。去年新生開學，武大做過新生和校長面對面，我的感受是，他們重視自我價值的實現(xiàn)，學校要進行人生觀、價值觀的引導。
　　
　　問：如何引導？
　　答：剛入校的大學生要實行三個轉變，角色、學習方式、生活方式都要轉變，大一是從尖子生到重新排位的調適，大二是人際交往能力的培養(yǎng)，大三是樹立正確的異性觀、婚戀觀，大四是考研和就業(yè)的考量，我們會有專門的老師進行教導，但是現(xiàn)在的大學生好像不太愛附和學校領導和老師，我們也得想辦法拉近和學生的距離（笑）。
　　學校要做的另外一件大事，就是要致力于將體現(xiàn)在學生之間的差異性變成平等性，來自不同家庭背景和社會階層的學生共處在20平方米的臥室里，有思想上、生活習慣上的差異，情感及其表達也不一樣，如何和睦相處，不完全是學生的事，學校要進行引導，以融合這種差異，消弭因社會背景的差異而帶來的隔閡，給學生貫注一種平等意識――從某種程度上而言，學校除了要承擔教學，還要擔當起心理調適的責任。
　　
　　問：在去年的“新生與校長面對面”中，學生已經看到一個“調適”過的校長，今年是否會做與新生面對面的交流？
　　答：這個習慣會一直保持。
　　
　　問：怕不怕被問倒？
　　答：沒有，90后的問題都是善意的，他們是在用探尋的方式來看老師和校長了解學生有多深，也會聰明地提高問題的難度，還好，我與學生面對面時，會及早做準備，有些不清楚的問題，提前一天我會找輔導員惡補一下（笑），了解一下現(xiàn)在年輕人關心什么。
　　
　　問：沒有被問題難倒過？
　　答：是我運氣比較好，到目前為止，學生問的我還都知道答案，哈哈！
　　
　　問：除了面對面之外，還有什么辦法能找到您？
　　答：校長信箱，每天都看，重要的事會自己處理，找學生當面談。還有各種與學生接觸的場合。很多學生說大學四年見不到校長，我也很苦惱，社會性事務太多，確實和學生的接觸少，我們也在想辦法，多做一些像新生面對面的活動，增進與學生之間的距離。
　　
　　問：從2002年到現(xiàn)在，您在武大將近10年，對哪兒最有感情？
　　答：我在武大的10年里，對珞珈山的每個角落都有感情，特別是登上櫻園樓頂，舉目四望，鐘靈毓秀顯人杰地靈，更覺得武大是一所流風甚美的真正的大學，體現(xiàn)著百年名校博大寬廣、兼容并蓄、自由開放的文化精神。
　　
　　華中師范大學校長馬敏：大學要有對傳統(tǒng)的繼承
　　
　　□ 記者顏小苗通訊員黨波濤攝影枕濤
　　
　　人物名片：
　　馬敏，華中師范大學校長，教授、博士、博士生導師，現(xiàn)任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教育部歷史教學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歷史學會副會長等多個兼職。
　　
　　采訪時間：8月31日中午11：30
　　采訪地點：華師行政樓校長辦公室
　　
　　采訪是在華師標識性的“紅樓”，每個華師學生必定經過，卻很少入內的地方，先生的辦公室在這棟樓的3樓，剛主持完開學辦公會的先生快步走過，不斷有老師跟上來匯報情況，一路進了辦公室，離約定的采訪時間已過去20分鐘，才勉強告一段落，先生很忙，“我最近在想，應該推掉一些事務性的工作，多走進學生中間。”這也是他在此次辦公會上的重要議題之一。
　　我還是華師學生時，聽過先生做的新生講座，對人生經歷娓娓道來，期間巧妙地穿插著人生建議，語速極快，不拘小節(jié)，講到興頭處有爽朗的大笑,先生略帶四川口音的普通話是最為親切的回憶，遺憾的是，除了聽講座，和畢業(yè)典禮的拔穗之外，私下很難有受教的機會。
　　“我辦公室的大門隨時向學生敞開，可以直接來找我。”先生如此回答，他身上仍保有做學問時的謙遜，學者的氣質更甚于校長，采訪之中，先生幾度問訊我這個老畢業(yè)生對學校的看法，耐心地解答我關于母校和對于人生規(guī)劃的疑問，讓人倍感親切，頓時有“回家”之感。
　　先生的辦公室里最醒目的是書柜，齊整地擺放著藏書，電腦中裝滿著他從世界各地找回來的資料，正在進行世博的研究，已經堅持了十幾年，是公認的專家。先生說，他從來目標明確，做知青、做工人、做學生、做老師、做研究、做校長，只想做到最好。他希望自己的學生能有一點前人“迂腐，笨”的精神，能堅持，才能成大事。
　　采訪時正是午飯時間，和先生一起吃盒飯，說說當年的讀書事，成為這次采訪中，令我印象最為深刻的事情。
　　
　　提倡通識教育
　　
　　問：我聽說您讀書的時候有個外號叫“拼命三郎”。
　　答：（笑）讀書是很拼命。參加1977年高考前，我在四川做過知青，在武漢做過鉗工，不管是下地勞作，還是工廠做工，基本沒離開過書，最苦時，白天干活，晚上看書，只能睡四五個小時，第二天照常上工，那段時間里，看遍了能找到的文史哲類的書籍。上了大學，基本也是泡在圖書館里，一個書架連著一個書架地看書，當時華師圖書館開架的文史類書，大致都摸過一遍。（笑）不止是我，當時77級、78級的同學們都是這樣，早起晚睡刻苦讀書，學習的氛圍很好。
　　
　　問：是沒有太強目的性的學習？
　　答：對。就是一點樸素的認知，學習能改變命運。我當時下鄉(xiāng)當知青的時候，是打算扎根農村的，真正到農村后，總覺得要學點什么，書是最好的老師，老師會引導你走出來。到了大學之后，這種自覺學習的習慣，變成了一種求知的沖動，總是想多看看書，更好地完善自己。
　　有句俗話叫，命運總是垂青有準備的人，一旦機會來臨，偶然性就變成了必然性�，F(xiàn)在回頭來看我走過的路，自覺學習、不斷進取，對人生的幫助非常大。我在給新生講座時常說，大學和高中不同，要養(yǎng)成自覺學習的習慣，學生要在老師指導下自覺主動地學習，厚積薄發(fā)，才有實現(xiàn)自我價值的那一天。
　　
　　問：您還說過當時的志愿是念哲學和中文，最后念的是歷史，您想上的是北大和武大，卻半生與華師結緣。
　　答：（笑）這也是機緣巧合。 高考填志愿，我報的是北大和武大，第一志愿是哲學，我自身對哲學的興趣很濃，第二志愿是中文，我有著文學夢，第三志愿是歷史，當年歷史最冷僻，我對歷史的興趣也小。后來經過補錄進了華師歷史系，心里難免有些遺憾，想著文史不分家，從此來了華師，在這里讀研讀博，留校任教直到現(xiàn)在。之所以能夠一直待在華師不動搖，就是因為這所學校有張舜微、章開沅這樣的學術名師、大師。
　　
　　問：您何時開始對歷史產生興趣？
　　答：這要感謝書。進大學之后，我喜歡到圖書館看書，看歷史書，哲學書、文學書也看得多，我喜歡思考，日子久了，隨著理論知識加深，知識面變廣，文史哲原本相通，專業(yè)之間的界定慢慢消除，我喜歡上了歷史。選擇中國近現(xiàn)代史作研究方向，是大四時寫的一篇論文《1900年的歷史特點》，有了此前文史哲多方面的積累，我嘗試著從各方面對歷史做了較深層次的研究，這篇論文引起了章開沅先生的注意，先生建議我繼續(xù)中國近現(xiàn)代史的研究，我考取了章先生的研究生，后來又念了博士。
　　因為這段經歷，我給新生講座的時候，會格外提醒，興趣是可以變化、可以轉換，更可以塑造的。進大學之后，可以廣泛涉獵各類課程，吸收各方面的知識，根據(jù)愛好逐步確定專業(yè)方向�？辞遄约旱呐d趣所在再用力，大學四年會更有效率。
　　
　　問：所以您大力提倡通識教育。
　　答：是的。通識教育與當年蔡元培先生談過的陶冶情操的美育有相通之處，但不盡相同。它不是培養(yǎng)簡單的興趣愛好，而是多方位教授你認識、分析和改造世界的方法，構筑更廣的知識平臺。大一是我們最為重視通識教育的階段，開了不少選修課，鼓勵文科類學生選修自然科學類課程，比如邏輯課等等，理科類學生選修人文科學類課程，比如美術和音樂鑒賞課程，既是對知識結構的補充，也是拓展選擇范圍。錢偉長進清華的成績單是中文100分、歷史100分、物理5分、數(shù)學和化學共考了20分、英文0分，最后卻成了著名的“物理科學大家”，文史、理工雙全，我希望學生之中也能出現(xiàn)錢偉長式的拔尖人才。
　　
　　恢復親密的師生關系
　　
　　問：您的大學時代，最令您懷念的，除了快樂的讀書時光，還有什么？
　　答：親密的師生關系。我念大學時，班上48個學生，在京山分院時，課余時和老師一起在魚塘里游泳，邊游泳邊聊天，吃住都在一起，老師是完全意義上的言傳身教，傾囊相授。
　　研究生教育又開了一扇窗，劉望齡老師曾帶著我們出去游學，整整兩個月，南下到上海、蘇州、南京和鎮(zhèn)江，遍訪名師，每到一處，必有一次講座和若干場討論，書本上的知識走出去，加上名師智慧的結晶，真正地讓人如沐春風地成長。到念博士時，章開沅先生每周邀請我們去一次他家，名為喝茶，實為討論，看上去輕松，實則要做充分準備，我們戲稱為，大魚帶小魚，在討論中做學問，答疑解惑。
　　到現(xiàn)在，我們同學們聚在一起，對那段時光記憶猶新，這種書院式的親密氛圍，讓我們受益匪淺。做校長之后，我時�？紤]一個問題，該怎么讓大學老師回歸到育人的本職上來。
　　
　　問：“育人”這個詞，似乎很難和現(xiàn)在的大學老師聯(lián)系起來，更多的是“科研”或者“賺錢”。
　　答：我們不能否認這個評價，但也不能完全歸咎于老師，我想，任何老師，只要是學生來請教，都是樂于答疑解惑的，現(xiàn)行的以科研為主要考評標準的機制要負責任。我曾經在美國的大學做過訪問學者，他們的教授為兩種，給學生上課的是老師，以科研為主的叫研究員。老師專職給學生上課，有固定的時間接待學生，搞科研是錦上添花，由學校供養(yǎng)，做項目有學校支持。研究員不帶課，自己找項目找經費做研究，學校不管。
　　我們要學習這種機制，將教學和社會服務分開，分別確定考核標準，比如設置教學名師，給予科研名師們同樣高的職稱和待遇，讓老師回到育人的本職上來，鼓勵老師回到學生中間。這也是傳統(tǒng)大學的本位。
　　
　　問：和老師親近了，學生們還會想和校長親近，我們當年畢業(yè)的時候就有遺憾，大學四年，都沒和您說上話，感覺很遠。
　　答：這也是我的苦惱。我的辦公室隨時為學生敞開，同時也會制造一些機會，真正走到學生中去。上午的開學會議上，我給自己，也給學校領導，教授們提了要求，華師每學期有各種演出，學生社團的節(jié)目很精彩，我們要適當?shù)赝频粢恍�應酬，多出席學生舉辦的活動，可以很自然地和學生打成一片。除了組織座談，還要真正走到學生之中，我讀書的時候，正在做校長的章開沅先生常來學生宿舍，聊天討論，我們現(xiàn)在也要走到食堂、宿舍、操場、開水房里去。要建立親密的師生關系，老師們應該先邁出這一步。還要有包容的態(tài)度，能聽學生講好話，也能聽進去批評聲。
　　
　　要有“根”的意識
　　
　　問：您之前接受采訪時，多次提及您是“留學政策的受益者”，1989年您去到美國的普林斯頓大學和耶魯大學做訪問學者，之后又待過牛津大學，在國外的這三年，您感觸最深的是什么？
　　答：我看到了真正名校的管理體制，學生培養(yǎng)，人文氛圍和科研，接受了世界最前沿思想的熏陶，還第一次用上了DOS系統(tǒng)寫論文（笑）。我曾經到美國一家檔案館去查資料，看見門口有告示，寫著歡迎來自各地的需要查找資料的人，由檔案館提供旅費和住宿費，來免費享受資源，我當時覺得美國真好呀（笑）。我喜歡去的大學圖書館，有部分是24小時開放，很方便。在這種環(huán)境下，不由自主地想學習。
　　這些名校里常有各國政要，科學家、名人來演講，天天有講座，日日有論壇，一些活動還提供免費自助餐，方便聽眾吃完后繼續(xù)討論，我研究之外的大部分時間，就是在趕講座，參加討論，樂不思蜀。（笑）我在聽講座時認識了不少美國同道，常常約在學校的小咖啡廳里，一邊喝咖啡一邊討論，既鍛煉口語又長學識。
　　
　　問：重視人文教育歷來是名校的傳統(tǒng)，看我們的大學校園，講座和論壇也不少，但總覺得差點什么。
　　答：我覺得是對傳統(tǒng)內涵的繼承。我在牛津的時候見識過他們的High Table（高桌）制度，在餐廳分有一般座位及高桌，學院院長、教授、資深研究員和訪問研究員上座，實行分餐制，一人一餐，每個周末都有十幾個老師，和請來的一兩個學生在高桌上吃飯，其他學生則在下面的兩排縱向拼在一起的長桌子上用餐，去高桌吃飯還有個規(guī)矩，要穿著無袖的黑袍，延續(xù)著當年教會傳統(tǒng)（編者著：牛津大學最早由三十五所學院教會設立的五所永久私人學院合組而成），這種師道尊嚴，讓人不自覺地受到熏陶，萌生對學問的敬意來。
　　
　　問：很多和您同期的訪問學者選擇留在國外，據(jù)說您回國的時候，已經接到去領綠卡的通知，這需要很大決心拒絕。
　　答：回來的決定和時在美國的章開沅先生商量過，老師教導我，我從事中國近現(xiàn)代史研究，根在中國，真正了解，做貢獻的地方也在中國，我做了愛人的思想工作，放棄了可以拿到的綠卡，回了華師，現(xiàn)在回頭來看，這個決定是正確的，我的研究“根”在中國，后來做教授，做院長，做校長，當時都沒想過。
　　因為有這么一段留學經歷，我非常主張學生們出去看看，不管是做交換生，還是拿獎學金，或是自費出國，特別是自然科學學科的學生，最先進的技術和理念在國外。當然，要走出去，也要能回來，中國處在劇烈的變革當中，由大國向強國發(fā)展，學成歸來報效祖國，正是順應這種潮流，會有大造詣。我們這一代人有點理想主義，有了理想才能走到現(xiàn)在，我希望我的學生能有大理想，有“根”的意識，立志解決中國發(fā)展的問題，想為推動中國的發(fā)展做貢獻，這才是大學生應有的品格。
　　
　　延續(xù)“奮斗”的精神
　　
　　問：與您那一代相比，我們更傾向于找到好工作，賺到大錢，解決這些更為現(xiàn)實的問題，您會不會對現(xiàn)在的大學生失望？
　　答：這是現(xiàn)實，我想說的是，環(huán)境變了，但“奮斗”沒有變，不管是報效國家還是服務自己，這個精神是必須的。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說過，立大志，求大智，成大事，處在任何行業(yè)，任何境況之下，都要做一流的自己。我和新生交流時，以自己做例子，做知青的時候，我要做最優(yōu)秀的知青，做鉗工，我要做八級鉗工，做學生，我要做最優(yōu)秀的學生，現(xiàn)在做校長，也要做最好的校長，即便沒有做到最好的能力，也要有做到最好的思想。這一點上，我對學生有信心。
　　我擔心的是“懈怠”，進大學后如果沒有更高的要求，松懈下來，很容易虛度四年光陰。大學四年是決定人生方向的四年，要學會思考，懂得探索知識的樂趣，增進自己的能力，有一天才能實現(xiàn)自我價值。只有每個階段都奮斗過，人生才是豐滿的，有一天回過頭看時，才不覺得后悔。
　　
　　問：現(xiàn)在的大學生回頭看時，會有這樣的疑問，我們究竟學到了什么，好像什么都學到了，又像什么都沒有學到。
　　答：不能指望大學教給一切，我們只是給了你一把鑰匙，你要用時間、勤奮、汗水、能力把它煉造成一把萬能鑰匙，才能容易地打開成千上萬種知識之門。
　　
　　問：您理想中的大學是什么樣子？
　　答：理想的大學是提供心靈自由飛翔的一片凈土。（笑）它很寬松，你想什么都行，胡思亂想也可以；還能提供飛翔的條件，就是書本、講座、老師，讓學生能吸收源源不斷的營養(yǎng)；還有親密的師生關系，有人鼓舞你，引導你，助飛。在這個基礎上，大學還要有獨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博大而且包容，讓學生自由成長。
　　
　　問：談談您眼中的華師美景。
　　答：進門的林蔭大道，還有春天的桃花、夏天的荷花、秋天的桂花和冬天的梅花，華師的美很立體，而且有濃濃的人文氣，值得細細品味。
　　
　　華中農業(yè)大學校長鄧秀新：真正的學問得經得起田間地頭檢驗
　　
　　□ 記者顏小苗通訊員 胡今天攝影枕濤
　　
　　人物名片：
　　鄧秀新，中國工程院院士，華中農業(yè)大學校長，是新中國培養(yǎng)的第一位果樹學博士，師從中國柑橘之父章文才，從事柑橘研究已經20余年，現(xiàn)為農業(yè)部現(xiàn)代農業(yè)產業(yè)技術體系首席專家，曾任中國柑橘學會主席，世界柑橘學會執(zhí)行主席。
　　
　　采訪時間：8月26日晚上7點
　　采訪地點：北京人大會議中心。
　　
　　先生等在人民大會堂會議中心門外的身影很樸素，普通的襯衣西褲，遠遠地伸出手來迎接我們，因為嚴重堵車，我們比約定的時間晚到了近一個小時。先生抱歉地說明，下午要參加人大討論會，時間比較緊，能不能將采訪延遲至傍晚。令我們更為不安的是，先生為了留給我們足夠的時間，上午提前回到了駐地，“原本準備請你們吃個便飯……”
　　傍晚，我們準時赴約，和先生喝茶，氤氳茶香中，這次采訪更像一次小聚。先生開懷地講著學生時代的生活，坦言“真正成長就是在高等教育的10年”，回味著當年父子般的師生關系，兄長般的同學情誼，自問作為師長，“達不到當年章先生的境界”，但“好為人師”的心從未變過。
　　先生很忙，升任校長之后，大概有40%的時間在出差，從前出差多為學術和研究，現(xiàn)在出差有一半是社會事務，即便如此，沒敢忘記師輩們“農業(yè)的真正學問要下到田間地頭”的教誨，柑橘研究，指導橘農，未曾停止，“大學校長沒有自己的科研怎么行，還要有領先的成果�！彼�指導過的橘農，不少人開著小車來聽課，還有“膽大”的商人，邀請他下海，被他拒絕，“我喜歡當老師，老師就不是一份掙大錢的職業(yè)，要守的住�！�
　　不論是從身邊匆匆而過的委員，還是來倒水的服務生，和門崗，先生望向他們時，會主動的微笑，質樸而真誠。采訪完，先生執(zhí)意送我們到門口，與我們在北京秋夜的涼風中作別，目送我們走遠。
　　
　　想做生意和想做研究的學生，本質上一樣
　　
　　問：您不到17歲就上大學，是改革開放后的第一屆學生，也是新中國的第一個果樹學博士，您是從什么時候開始規(guī)劃人生？
　　答：我是1977年高考的，“文革”后恢復高考的第一批，那是個特定的年代，談不上有規(guī)劃，就是隨大流。16歲高中畢業(yè)后回家務農，不到3個月，就報名參加高考，接到的通知書是湖南農學院園藝系。農學院本身就不熱，果樹學更是冷，我去上大學的時候，我哥對我說，學果樹也好，能有個飯碗，實在不行，回家種果樹，也能吃。（笑）。
　　那個年代也沒有人指導我們填志愿，我也是稀里糊涂地開始學果樹，上三年級時，老師教我們種葡萄，我們通過修剪，不僅春天開花結一次果，還可以在秋天再結一次果，錯過7、8月的雨季，讓葡萄在10月份掛果，葡萄長得又好看又甜，很有成就感，我開始覺得，學果樹還有點意思。
　　
　　問：有了興趣，所以繼續(xù)考了研究生？
　　答：（笑）那個時代，《哥德巴赫猜想》中的陳景潤成了我們的偶像，突然就有了陳景潤式的追求科學的沖動，我決定考研究生，考到當時的華中農學院來，就是華農的前身。當時考研的人并不多，我們學校當時考上了不到20個研究生，離校前，校長還特地把我們召集在一起開會，勉勵我們好好讀書。
　　真正確定人生目標是在博士階段，那時，各校有出國留學的機會，我開始苦學英語，到處聽講座，做研究，我記得武大的圖書資料最多，早上帶點饅頭，坐公汽到武大，查一整天資料，趕最后一趟車回來，那段學得很苦，但也很充實，沒有一天是浪費的，博士畢業(yè)后留校當了老師。博士研究期間做的研究，拿了農業(yè)部科技進步一等獎，后來去美國佛羅里達大學進修。
　　
　　問：對于現(xiàn)在的學生而言，如果到研究生階段還不能確定目標的話，似乎有點晚？
　　答：對，現(xiàn)在的學生和我們不一樣，我們是被動地接受培養(yǎng)，國家已經幫你把學習、工作安排得很好，念書的時候，學校發(fā)獎學金，發(fā)補貼，畢業(yè)的時候包分配，吃“國家糧”�，F(xiàn)在不一樣，從念書就開始競爭，找工作也難，所以我們現(xiàn)在提出來，要讓學生們從一進校開始，就要有人生規(guī)劃，有自己的理想，有對人生道路的基本思考，這將決定你大學四年，乃至以后的學習方向，同時還要養(yǎng)成動手的習慣，多參與社會實踐。
　　
　　問：在您的年代里，不少大學生想做文人，詩人，哲學家和科學家，但是現(xiàn)在，可能會有學生一進校，就會說，我將來是要去做生意賺大錢的，您會怎么看？會不會反感？
　　答：時代變了，衡量學生的標準也要變化。我們必須正視現(xiàn)在的學生，從入學開始，他們會有朦朧的規(guī)劃，比如將來要去做生意，或者是將來要去做研究，在我看來，兩者沒有任何區(qū)別，都是很好的方向，我會給建議，想做生意的，那么在大學期間要多修經濟類，管理類的課程，為將來打基礎；想做研究的，就要學好本專業(yè)課，同時涉獵相關專業(yè)課程，多動手。怕的是沒規(guī)劃，大學四年下來還是一片茫然的學生，我們就要頭疼了。
　　
　　動手為培養(yǎng)自信
　　
　　問：我們在念書的時候，就聽說過，華農的學生上課得下地，家長們就會擔心，我的孩子能不能吃這個苦，您知道，現(xiàn)在的獨生子女，父母看的緊。
　　答：農大的傳統(tǒng)是要下田，我念書的時候，專業(yè)課分成兩種，一種是課堂上的，講授理論知識，另一種是實踐課，認品種，認果樹種類，學嫁接，學修剪，給你一片地，讓你嫁接一片苗，存活率就是這門課的成績。剛開始時，班上有經驗的同學，挑長勢旺的接，成活率就高，我覺得小樹好活，專挑個頭小的接，成活率比同學低得多。上完這個課，我知道了，該挑什么樣的砧木嫁接，該怎么接，給我多少棵樹也能接活。
　　這個實踐的傳統(tǒng)在華農保持得很好，方式和方法一直沿用下來，從入學開始，我們一直強調學生的動手能力，目的在于，通過動手來培養(yǎng)自信，只要能接活一棵樹，你就覺得能接活所有的樹苗，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培養(yǎng)技能只是副產品，培養(yǎng)自信是最主要的。
　　
　　問：到研究生階段時，會不會要求更高？
　　答：要求會不同。我要求我的研究生要選修一門《植物顯微技術》，這門課就是一個大的實驗，從植物切片到顯微鏡下拍照，過去還要自己在暗房里顯影放大成照片，包括72道工序，道道相連，全部做完需要4-7天時間，我們排的課程是20來天，要求非常精細，能順利通過這堂課的同學，科研能力和耐力會上一個臺階。所以，不要小看大學的任何一門課程，它是從各方面來進行能力訓練。
　　
　　問：有了專業(yè)的實驗室后，老師們能堅持下田做研究嗎？
　　答：這是一定要堅持的。我的老師章先生留下的照片里，只要站在田頭，就會拿著小本子向農民虛心請教，一直延續(xù)到他90歲，還經常帶學生下鄉(xiāng)。包括我自己，下鄉(xiāng)調研，給農民講課，一直堅持到現(xiàn)在，我們一直強調，到田間地頭去找問題，通過研究去認識問題，用知識和智慧去解決問題，這應該成為每個學農的人的座右銘，老師更要言傳身教。
　　問：您做華農校長的第一年，除夕前夜，您還在宜昌指導橘農抗雪災，您在接受采訪時說，當校長后有40%的時間出差，一半是社會事務，一半是為柑橘，為橘農。
　　答：農業(yè)科學研究和其他學科不同的是，要求能夠了解生產中的問題，繼而解決問題，我們也有實驗室，但真正的學問得經得起田間地頭檢驗。我們在贛南協(xié)助建設的優(yōu)質鮮臍橙基地，標準很高，產品價格也很好，主要供給北京、上海等發(fā)達地區(qū)（城市），成為出口港澳、東南亞的主要類型，有效抵御了美國臍橙對我國柑橘產業(yè)的沖擊。當?shù)剞r民因為種橘子成百萬富翁的不在少數(shù)。我印象最深的是前幾年去贛南給農民講課，很多人騎自行車來聽課，后來，他們騎摩托車來聽課，而現(xiàn)在不少人是開小車來聽課。
　　
　　正視師生關系的變化
　　
　　問：您曾經在接受采訪時說，和章先生的關系十分親密，形同父子？
　　答：那時候老師沒有專門的業(yè)務辦公室，常把我們招呼到家里討論，還有飯吃。章先生對我們，是學習、生活、思想，全要管到，我記得剛結婚時，我家里來了客人，我和愛人不太會做飯，先生特地叫師母端了兩碗菜過來，我一生都記得。當然，學問上要求也高，先生當時已經是湖北省政協(xié)副主席，不忘治學，常常早上六點半不到，就來敲宿舍門，安排很多事情。老師們會輪流上課，那時，老師們的科研任務不重，教學生是最重要的任務。
　　
　　問：那時的師生比很小，我看過一個數(shù)字，好像是一個老師對應一到兩個學生，所以能盡心培養(yǎng)。
　　答：我們研究過，一個好學校必然是師生比小的學校。以英國為例，好學校是1:2，約一個老師對應兩個學生，比較好的是1:4，入流的是1:7，差的是在1:10以下，而我們的大學，我念大學的時候，一個班42人，專業(yè)老師有16個，基本是1:3，我來華農時，只招收24個研究生，除了章先生等少數(shù)老師是一個人帶兩個研究生之外，基本上是一個導師只帶一個學生，現(xiàn)在擴招了，學生多了，光一個系就招40來個，一個老師手下有十幾個研究生很常見，多的有二十多個，自然老師投入到每個學生身上的時間減少了。
　　
　　問：常常有人批判說，現(xiàn)在的師生關系變味了。
　　答：我們開玩笑時，總結過師生關系的三個階段：80年代時是父子，上下代關系，90年代慢慢變成“勞資”關系，教授們在外面爭取科研經費，學生們幫忙做項目，學生喜歡背后叫老師為“老板”，現(xiàn)在，高校對學生有論文要求，催著學生發(fā)論文，做得不好的學生發(fā)不出論文來，怕見老師，見到老師就像見到了“老虎”，繞著走。盡管這一現(xiàn)象不普遍，但確實存在，似乎老師和學生的距離越來越遠，在學生心中逐步變成“符號+數(shù)字”，符號是你是老師，，數(shù)字是“學校里有幾個什么樣的老師”。這個現(xiàn)象已經引起了我們的重視。
　　我們現(xiàn)在對老師提出的要求，是創(chuàng)造好的學習氛圍，引導學生主動學習，我們當年是以培養(yǎng)技能為主，素質為輔，現(xiàn)在的大學是以培養(yǎng)素質為主，技能為輔，重點是在培養(yǎng)學生適應社會的能力，以及自立的能力，不要總是覺得大學變了，大學生變了，變了不是壞事，社會向前發(fā)展，思想在進步，如果現(xiàn)在的大學生想法和我們那時一模一樣，我會更吃驚。
　　理想的大學應該是社會良知的天平
　　
　　問：您心中理想的大學是什么樣子？
　　答：理想的大學應該有幾個方面：一是有一群非常有智慧的人，營造出一個社會發(fā)展的思想庫，某個行業(yè)的技術庫，社會人的精神家園；二是社會良知的天平，不能銅錢味太濃，學者要追求真理，敢言，學生能從這里獲得知識和人生指導；三是有獨立思考的學生。總而言之，它應該是給各種人提供機會的，無限包容的場所，能容納高尚的，中立的，甚至平庸的追求，前提是不危害社會，阻礙發(fā)展。我對華農的期許是，不求辦成全國最大，但求能最大力度地培養(yǎng)學生成才。
　　
　　問：學生在有困惑和問題時，怎么找您？
　　答：可以通過電子郵件找到我。這個學期開始時，我提了個要求，以后盡量少參加一些儀式性的活動，將時間放在與學生的面對面交流上。我有一個設想，每個星期安排半天，讓管理者和教授與學生座談，每次邀請2-3個教授，十幾個學生，一起交流。四年下來，能有上千的學生有機會與教授面對面交流，我覺得是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問：您在獅子山20年，你眼中最美的一面？
　　答：獅子山的秋天特別美，果園里結滿了果實，苗圃里開滿月季，山清天藍，傍晚的余暉灑下來，很難在武漢找到這樣田野風情和校園建筑相結合的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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