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與黑”的糾纏 　　 　　在“奸雄”形象被固化之前,曹操的口碑實則并非如后來那般尷尬。 　　魏武揮鞭的影像尚未消失太久,陳壽便在《三國志•魏書•武帝紀》中寫下了這樣的評語:“漢末,天下大亂,雄豪并起,而袁紹虎視四州,強盛莫敵。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內,攬申、商之法術……克成洪業(yè)者,惟其明略最優(yōu)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親歷過三國時代的陳壽當然不會無限上綱上線地吹捧,他的話至少代表了一種“當下的真實”:如果沒有曹孟德,那漢末的爛攤子將不知如何收拾。而與陳壽同時的陸機則在《辨亡論》中說:“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矣�！睂Σ懿俚墓�業(yè)還是持肯定態(tài)度。
　　到了唐代,太宗李世民則以英雄惺惺相惜的筆調贊譽曹操:“以雄武之姿,當艱難之運;棟梁之任同乎曩時,匡正之功異于往代�！倍�史家劉知幾可沒那么客氣,直斥曹操“賊殺母后,幽迫主上,罪百田常,禍千王莽�！焙喼笨梢哉f是破口大罵了。
　　宋代是曹操形象發(fā)生根本性逆轉的節(jié)點,論者常常將蘇東坡在《東坡志林》中的記載作為當時時代心理的反饋:“王彭嘗云:‘涂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顰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焙苊黠@,“尊劉抑曹”的傾向在北宋時已成為大眾的社會心理。而南宋的理學大師朱熹則在《通鑒綱目》中斥曹為“篡逆”――盡管這種篡逆在形式和事實上并沒有完成。
　　不過即使如此,在宋代,對曹操的評價也非一邊倒地肆意抹黑。即便是在對曹操并不抱友好態(tài)度的《資治通鑒》中,司馬光也還是承認曹操“知人善任,難眩以偽。識拔奇才,不拘微賤;隨能任使,皆獲其用。與敵對陣,意思安閑,如不欲戰(zhàn)然;及至決機乘勝,氣勢盈溢。勛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對之流涕,然終無所赦。雅性節(jié)儉,不好華麗。故能芟刈群雄,幾平海內�！毙翖壖苍凇赌相l(xiāng)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懷》則寫道:“天下英雄誰敵手?曹劉�！边@是把曹操作為英雄來看待的。
　　南宋以后,正統(tǒng)觀念強化,曹操形象也就向“奸臣”的軌道持續(xù)下滑,但贊譽者仍不乏其人。金元之際的元好問曾寫過“曹劉坐嘯虎生風,四海無人角兩雄�！泵魅藦堜咧赋�:“周公所謂多材多藝,孟德誠有之�！薄皾h末名人,文有孔融,武有呂布,孟德實兼其長�！边�有清代的陳祚明寫道:“孟德天分甚高,因緣所至,成此功業(yè)�！�
　　但這些持褒獎態(tài)度的“精英們”的言論,顯然不可能對大眾產生多大影響。參與時代心理構建的,首先當然是時代需要,其次便應該是能對大眾意識迎合并產生導向作用的文藝形式和文學作品了――這當中,自然首推《三國演義》。
　　在《三國演義》大行于世之后,此前所有“紅與黑”的并行不悖便漸漸屈從于單一底色的“民意”中了,曹操的尷尬由此浮現(xiàn)。
　　粗略梳理一下曹操形象的演化,可以感受到,糾纏于這一形象的營造因素,來自方方面面,既有好惡不同的“個人意見”,更有歷史當下呼喚的“時代意見”。有論者說,之所以在宋代之后,曹操的形象大損,恐怕是由于積貧積弱的漢民族,面對強悍的游牧民族的侵凌,所反彈出的一種“人心思漢”的本能。作為打著“皇漢”正統(tǒng)旗號的劉備的對立面,曹操也就難以全身而退了――何況他兒子還真不客氣地讓漢獻帝乖乖地騰出了位子。
　　除此之外,曹操的一些做法確有很多令人非議之處。當曾經的事功隨著一千八百年的沉沒而成為后人無關痛癢的“彼岸”觀照物時,人品和道德成為人性中更為切近的題目,被人翻來覆去不停地咀嚼著,曹操的“酷虐變詐”便成為鞭撻的宣泄對象。當人性被從現(xiàn)實的建功立業(yè)中剝離、抽象出來時,曹操的形象無疑有了更多的變數(shù)和更強的可塑性。
　　認識曹操,首先得認識那個時代。
　　
　　“道德潔癖”破產
　　
　　“英雄”也好,“奸雄”也罷,在成型前,都必然要經歷過一個成長期,而曹操的成熟,便是與時代的不斷磨合相同步。
　　出身于“富二代”(或者說是富三代)的曹操,應該說在事功方面的自覺是比較早熟的。盡管曾經和袁紹這些紈绔少年伙伴有過搶新娘子的惡作劇,但這只是他成長時期中倏忽而過的插曲。如同很多剛出道的年輕人一樣,曹操是懷著“治世能臣”的抱負走上仕途的。在他擔當?shù)牡谝粋�職務洛陽北部尉,也就是京城副縣級公安局長的時候,曾經不畏強暴,將很受皇帝寵幸的宦官蹇碩的叔叔杖死。盡管我們可以從這一事件中讀出曹操本性中的嗜殺和陰狠,但在致君堯舜、澄清宇內的政治理想下,這樣的指摘當然顯得無足輕重。
　　相反地,青年曹操身上表現(xiàn)出的,更多的是理想主義和道德至上的文人氣息。在“后黨錮”時代,向皇帝上書,為被宦官殘害的竇武、陳藩搖旗吶喊,風險是很大的。但曹操這么做了,他上書說陳武等“正直而見陷害,奸邪盈朝,善人壅塞”等等,這簡直就是和權傾朝野的宦官集團公開叫板了。估計要不是背后有人“罩著”,曹操當時便會有掉腦袋的危險。
　　等到亂象已顯、大局漸紊的時候,青年曹操還是在很多場合表現(xiàn)出了自己對傳統(tǒng)儒家政治信念的堅持和不隨波逐流的“道德潔癖”。
　　當漢末黃巾起義后,曹操當上了濟南相,當時“國有十余縣,長吏多阿附貴戚,贓污狼藉”,曹操毫不猶豫地將其中八個人的位子給擼了。在升為東郡太守之后,因為當時“權臣專朝,貴戚橫恣”,曹操不愿違背自己的政治理想,經常與當權者發(fā)生沖突,最后為了避禍,索性稱病辭職了。
　　董卓上臺后,為拉攏曹操,推薦他為驃騎校尉,曹操不吃這一套,自己改名換姓跑了。等到關東各路州牧聯(lián)軍討董時,曹操帶著自己的幾千人,滿懷熱忱地投入到這項他視之為崇高而正義的事業(yè)中去。在諸軍逡巡不前時,曹操慷慨陳詞:“舉義兵以誅暴亂,大眾已合,諸君何疑?”之后獨自西進,結果被董軍殺得大敗,差點把小命搭進去。――如果此戰(zhàn)曹操“光榮了”,那么他便真要成為千古烈士了。
　　當撿了一條命回來的曹操返回聯(lián)軍駐扎的酸棗,看到的是一幫各懷鬼胎、醉生夢死的軍閥時,這對他的刺激是非常深的。史書中沒有明確寫明曹操思想是何時轉變的,但這次刺激恐怕是誘因之一。當“欲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譽”的理想被現(xiàn)實無情地踐踏后,其激起的反彈,會令這個曾經富有“道德潔癖”的青年朝相反的方向走得更遠。他也許會模模糊糊地意識到:從小接受的正規(guī)教育那一套,在這樣的時代里,是無法詮釋現(xiàn)實的,而這個亂世盛行的“潛規(guī)則”,恰恰才是自己安身立命之本。
　　“道德潔癖”的被拋棄,大概就是曹操向“英雄”或者“奸雄”邁進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追尋亂世的行為法則
　　
　　無論是孟子的“性善論”,還是荀子的“性惡論”,其出發(fā)點很有點像理想中的“實驗室環(huán)境”,但在現(xiàn)實中,卻不會有那么純粹的真空讓你去檢驗人性的本真�？尚械�,恐怕還得是與時代的交互塑造。
　　曹操的“道德潔癖”是在一個相對安定的時代被認可和接受的,但當漢末陷入一個真正的亂世后,掙扎于時代中的精英,其道德感和價值觀會不可避免地陷入分化、混亂與重塑當中。
　　亂世是個大雜燴式的綜合體:政治混亂、權柄失落、戰(zhàn)亂頻仍、民不聊生,等等,但在精神層面上的表現(xiàn)則集中而單一――道德淪喪及隨之而來的信任感喪失。
　　曹操所追尋的,便是在這樣一個道德淪喪的亂世,所能生存并壯大的法則。
　　也許會有人說,曹操曾經的“道德潔癖”恐怕是膚淺而虛偽的,否則,面對這樣的亂世,大不了一避了之,潔身自好。這樣的做法不是沒有標桿,同時代的管寧不就跑到偏居一隅的遼東,天天“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嘛,直到一千多年后文天祥還在《正氣歌》中吟詠“或為遼東帽,清操厲冰雪”,表現(xiàn)出無限景仰。但問題是,作為書生和道德楷模的管幼安可以這么做,但立志做一番事業(yè)的曹操卻不能這么做。在潔身一人與志存天下之間,曹操無疑選擇了一條更具責任感也更具艱險的道路。有擔當、有野心、有氣魄――這也許就是曹操之所以成為英雄乃至奸雄的內在源動力。
　　從此,曹操的道德觀和價值觀便不再純粹,但卻更富有彈性和實效。
　　拔亂世于泥淖間,其最后的歸向當然是重建普世道德和信任感,使價值取向有個大致分明的界限。但重建的道路卻可以迂回曲折一些,在漢末的亂世中,曹操恰恰將這個度把握得最有伸縮性,也最具運作空間。
　　不妨將政治道德標桿劉備劉皇叔的標準拿出來曬曬。在《三國演義》中,劉備曾如此歸納自己的價值觀與曹操的區(qū)別:“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以操相反,事乃可成�！边@雖是小說家言,但也大致說明了劉、曹在亂世中追求的不同法則。在正史的《三國志》中,劉備給兒子的臨終遺言是:“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能服于人�！边@幾句話可以說是劉備(至少在表面上)尊奉的標準。但相對于劉氏標準的純粹,曹操的路線則顯得蕪雜了許多。
　　就拿用人標準而言,劉備是“惟賢惟德,能服于人”,說白了就是最好德才兼?zhèn)?以德為先,這其實還是傳統(tǒng)道德潔癖的反映。但曹操的轉向就顯得極端多了。
　　在三次著名的《求賢令》中,曹操大張旗鼓地高舉“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的旗幟,甚至對于那些“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的人,都要“各舉所知,勿有所遺”。這就大大拓寬了選材任人的范圍。事實上,在曹操的圈子里,才華出眾而頗有道德瑕疵的不乏其人。比如說郭嘉“不治行檢”,許攸“貪而不智”,個人品行上都有點問題,但曹操對此采取了包容的態(tài)度。這就使得曹氏政權吸納了當時最多的人才,更為西晉的統(tǒng)一全國打下了牢固的基礎。
　　就個人的行為而言,曹操的確表現(xiàn)出了政治家乃至政客的冷酷與殘忍。作為傀儡的漢獻帝在忍無可忍之際,發(fā)出了“衣袋詔”,指望著國舅董承等人討曹。事敗后,“曹操殺承及王服、種輯,皆夷三族。”如果說對待政治敵人的無情打擊是那個時代的“通行法則”的話,而曹操在攻打徐州時的屠戮百姓則是典型的嗜血暴行�！半u犬亦盡,墟邑無復行人”的曹軍掃蕩后的情形,與曹操在《蒿里行》中“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的哀嘆恰成為研究人格分裂的絕佳材料。在亂世中,曹操在悲天憫人與殘忍嗜殺的兩極間都展現(xiàn)出了同樣令人不可琢磨的真實。也許對于曹操而言,放棄單純的求德求仁,轉向更為實際的政治、軍事手段,是達成最終崇高目標的必須支付的“血的代價”。
　　當曹操以自己的包容、隱忍、殘酷甚至陰狠來將之前的純粹道德觀涂抹得支離破碎時,也許他覺得自己找到了一條在亂世中最為“原道德”的法則――光明正大的目標下,一切的不擇手段都是可以原諒的。
　　盡管這樣的亂世法則在今天看起來很有些極端,但歷史卻似乎給了這樣的法則以一個哭笑不得的旁白。陳壽在《三國志》中評價劉備說:“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盡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及其舉國托孤于諸葛亮,而心神不二,誠君臣之圣公,古今之盛軌也。機權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俠�！毖酝庵�意就是,劉備的那套盡管也弄出了名堂,但為什么沒有曹操的攤子鋪得那么大,關鍵在于“機權干略”上有欠缺。何謂“機權干略”,說好聽點,就是謀略機變,說得直白點,陰謀詭詐,厚黑學而已�？磥�,真實的歷史也和純粹的道德觀開了個不大不小的玩笑。
　　
　　在追尋了一輩子亂世法則,開創(chuàng)了一個新局面之后,彌留之際的曹操倒是又一次地顯示出了人性中固有的軟的一面。盡管婆婆媽媽的囑托頗讓后世有些人不耐煩,但這恰恰顯示了曹操曾有的道德信仰,真實而多情。在與亂世的現(xiàn)實斗爭并妥協(xié)了大半生后,曹操的人性中又一次煥發(fā)出固有的率真,因為,此刻,他已經別無保留。
　　一千八百年折射出了無數(shù)時代的心理,毀譽交疊,褒貶接踵,但晚清的黃摩西說得好:“魏武雄才大略,草創(chuàng)英雄中,亦當占上座;雖好用權謀,然從古英雄,豈有全不用權謀而成事者?”對其弄權使謀,有了一番原宥和辯解,這可以說是抱有一種“歷史的同情”了。曹操地下有知,也當余心有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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