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jù)說看完法國電影《放牛班的春天》的人都會有一種奇妙的感覺，那就是能從中得到一股崇高的、深沉的和淡定的力量。電影中寄宿制學校灰暗的色調(diào)、孩子們委婉自在的重唱、馬修老師坎坷而從容的人生以及其他諸多元素的復合產(chǎn)生了強大深邃的意義，令人久久難忘。
　　記者在日前的采訪中見到了盲人的“馬修老師”，見到了他盲人的“學生們”，也見到了盲人的“沙貝大叔”。
　　
　　這位馬修老師就是北京市盲人愛樂樂團的執(zhí)行指揮李任煒，他的樂團成員都叫他“先生”。他們中有退休的老人，年齡最長的已有60多歲了，也有來自全國各地在北京求學的學生，最小的才13歲。他們雖然組成了一個樂團，卻沒有正式的編制，只是為了音樂、為了交流而臨時聚集在一起，刻苦排練。他們絕大多數(shù)是盲人。
　　
　　笙笛琴胡琵琶鼓
　　
　　李任煒帶領的愛樂樂團目前共分為管樂組、弦樂組、彈撥組、低音組、打擊樂組等5個排練組。記者在他們的排練階段進行了采訪。
　　由于沒有足夠的場地，各個小組平時只能分別在一個小房間里排練，每周二下午才能集中進行合成。
　　排練過程中，整個樂團最大的困難是閱讀樂譜，由于大家看不見樂譜，很多人又不懂盲文，所以唯一的辦法就是把樂譜背下來，這就需要有人把譜子唱給大家聽。這個擔子自然而然就落在了身為樂團指揮、又懂盲文的李任煒肩上；又由于各組、各種樂器、各聲部的樂譜不盡相同，李任煒又要為每個樂手不止一遍地讀譜子，光這一項的工作量就像爆炸一樣，憑空膨脹出十幾倍，甚至幾十倍。
　　樂手們也要付出健全樂手至少兩倍的努力，他們不但要分毫不差地把自己的樂譜背下來，還要和其他樂器配合，準確把握每個插入點。
　　就在記者采訪樂團的前幾天，北京歌劇舞劇院的一位首席二胡來樂團觀摩演練，之前對這個盲人樂團并不抱有太多希望的她對樂團演奏的總體效果感到吃驚，認為不亞于專業(yè)樂團的水平，而當她得知這些盲人樂手們是一個音符一個音符地背誦樂譜時，她驚訝了，她驚訝并感動于音樂給這些身體殘缺的人們帶來的可能性，感動并慶幸自己在藝術的邊緣邂逅并不邊緣的藝術，也重新認識了音樂演奏的困難和永遠勝過困難的努力和拼搏。臨走時她給樂團的每個成員留了電話，說有什么問題隨時打電話，她一定效勞。
　　弦樂組的二胡手蔣老師告訴記者，但凡看過他們演練的人不約而同地有一種感受，就是驚嘆。不光驚嘆他們的音樂，也對他們這些樂手充滿了好奇和期待。
　　記者采訪時，李任煒正在和管樂組排練。房間不大，大家就坐在床沿上，李任煒坐在窗前的椅子上。管樂組的樂手們大多是十六七歲的孩子，只有吹高聲部笙的樂手有50多歲，但卻顯得很疲憊，表情略顯木訥，一句話也不說，只全神貫注應付著七長八短的笙。李任煒告訴記者，這個組老的老，少的少，沒有獨立排練的能力，所以他得下很大的功夫。李任煒一面摸著盲文樂譜，一面哼唱著樂譜，一面用兩支鼓棒打著拍子，一面仔細聽哪個樂器的音不到位，還要隨時摸索著播放VCD樂曲，也要隨時處理樂團其他人員帶來的日常問題。
　　當記者問到這些老年人為什么這么執(zhí)著地為一個業(yè)余的樂團拼搏時，老樂手們都說出了自己的想法。
　　蘇老師說，這個樂團是一個真正和諧的小社會。他覺得，在這里，大家雖然都是殘疾人，但能互相尊重，大家相互幫助、交流和學習；也不是來圖名利的，沒有索取，有的只是一日三餐，吃完了就練；另外，這里的笑聲是豐盛的，笑一笑就感覺十年少。比起一個人呆在家里獨自面對一片黑暗，這里就是歡天喜地。
　　蔣老師告訴記者，先前朋友送他一盒70多元的大“中華煙”，他自己舍不得抽，拿到樂團給大家分了，覺得比自己抽了還樂呵。
　　胡老師是樂團的貝斯手，已是花甲之年了，還能唱干脆壯美的美聲，也能哼回旋曲折的蒙古長調(diào)，早年和蘇老師等人參加過國外演出，他說他來樂團不但是為了老有所為，還要爭光，為殘疾人爭光，讓大家都知道，殘疾人同樣可以佩戴閃亮的音樂光環(huán)。
　　有位樂手告訴記者，每次外出演出，大家上下車不方便，有些微弱視力的都盡可能地帶其他隊友，大家還要搬東西，特別是打擊樂器，大鼓小鼓定音鼓，哪個的體積都不小，大家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都搶著搬東西。最后他深沉地說，幫助別人，自己快樂。
　　說到最后，蘇老師說這涉及到一個 “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的問題，他說一年365天，真正能開懷大笑，無憂無慮、無拘無束的日子又有幾日？這樣的日子多一天就是人生的成功，就是勝利，在樂團里，自己每天都過著這樣的生活。
　　大家都表示同意蘇老師的看法，都情不自禁地開始討論關于幸福的話題。
　　記者發(fā)現(xiàn)這些身體并不健全的人都在認真地思考著人類的終極命題，每個人都有獨立的判斷，他們思維開放，精神生活并不貧乏。
　　
　　硬漢李任煒
　　
　　利用午間休息的時間，記者對愛樂樂團執(zhí)行指揮李任煒做了簡短采訪。他簡要介紹了樂團的發(fā)展歷程。
　　李任煒上個世紀80年代初離開劇團后，就利用自己在團里的演出經(jīng)驗和全方位的音樂才能組織了一個業(yè)余的演奏團體，最初只有十幾個人，現(xiàn)在已經(jīng)發(fā)展到接近50人。20多年間，他們參加過大大小小1000多場演出，常常代表北京殘聯(lián)等部門參加各種匯演，幾乎每次都能捧得桂冠。2005年在北京殘聯(lián)和社會各界的大力支持下，首次舉辦專場音樂會，并取得巨大成功。2006年舉辦第二場音樂會，正式以“北京盲人愛樂樂團”命名樂團并向社會推出，樂團得到前所未有的發(fā)展，贏得了良好的社會效益。
　　但是李任煒并沒有因此而滿足，相反，他思考得更多了。當記者問到他目前最大的困難時，他說就是樂團人員的組織和編制問題。20多年來，樂團一直是一個業(yè)余組織，人員并不固定，有演出任務時臨時通知，然后進行游擊戰(zhàn)式的排練。20年間，樂團成員的變動很大，由于沒有固定的組織，每次都得他親自逐個兒地聯(lián)系樂手，僅此項工作量就是爆炸性的。樂手們都是殘疾人，找到一份工作很不容易，擠出一點時間更難。這就使爆炸性的工作量具有了同樣爆炸性的難度。
　　李任煒硬是這樣堅持了20多個春秋。
　　當記者問到李任煒今后的工作目標時，他用八個字做了概括：“社會安置，一舉多得。”社會安置就是實現(xiàn)樂團人員的社會保障，爭取把更多的殘疾人吸納進來。使樂團成為一個運行良好，可持續(xù)發(fā)展的文藝團體，只有這樣，才對得起20多年來盲人們對樂團的支持和期待；“一舉多得”，就是要讓這個樂團發(fā)揮出強大的社會影響，一方面吸納更多有音樂才能的盲人，解決他們的就業(yè)問題，使他們有所作為，物盡其材，人盡其用。另一方面，依靠樂團，聯(lián)合社會各界的力量，形成一個長期系統(tǒng)地發(fā)揮作用的社會組織，在慈善、公益、藝術普及、就業(yè)、教育等多方面有所作為，為整個社會的和諧奉獻力量。
　　然而，李任煒告訴記者，這只是一個類似設想的任務，完成這一任務也許還需要20年，甚至更長。但他依然會堅持下去。
　　記者還問他，這么多年做一個臨時樂團的指揮并為其東奔西跑，是否覺得很累？李任煒說，第一他愛音樂，第二他把為盲人兄弟服務當作自己的人生責任，第三他從樂團每個人身上學到了大量的東西，幾十年下來，不但不累，反而更有勁了。
　　但是李任煒說，有一點他做得不理想，但他必須這么做，就是對每個樂團成員在演奏上要求非常苛刻，即使在排練階段也常常對樂手們不留情面，如果誰一再在同一個問題上出錯，他的措辭就不溫和了。但是讓他感動的是，樂手們都打心眼里理解他，大家始終是一個團結和諧奮進的大家庭。
　　這些都是他繼續(xù)做硬漢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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