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明年開始，那些湖南衛(wèi)視的粉絲們再也不能從這家以娛樂節(jié)目著稱的電視頻道上看到《快樂女聲》這類“超女快男”式的大眾選秀節(jié)目了。就在這檔創(chuàng)造收視奇觀的王牌欄目遭遇“7年之癢”之時，各大電視臺又掀起了一股以草根選秀或草根達人為主角的電視“達人秀”的熱潮，如上海衛(wèi)視的《中國達人秀》、浙江衛(wèi)視的《中國夢想秀》、《天下達人秀》、河南衛(wèi)視的《你最有才》等。
　　從“超女快男”這類帥男靚女，到那些其貌不揚的草根明星、草根達人，過去的將近10年里，“草根階層的狂歡”在中國的電視熒屏上持續(xù)上演，經久不衰。究竟是什么在中國社會中，催生了這樣一幕特殊的文化景觀？
　　
　　草根的意識形態(tài)價值
　　2005年前后，《超級女聲》的大獲成功，將“草根”一詞變成了一種社會流行語，這種通過電視選秀來制造大眾明星的方式，也改變了90年代以來依靠演藝公司、演藝學校來推廣、打造明星偶像的路線。
　　同樣是2005年，一名“非著名相聲演員”郭德綱成為最著名的草根相聲演員。相對于多依附于中國廣播藝術團說唱團、中國鐵路文工團等體制內演出機構的相聲演員，郭德綱被認為是體制外、民間藝術、傳統(tǒng)相聲的代表。此外，還有一個更著名的草根王寶強以其相對固定化的形象（多演純潔、善良、傻氣的農民工或具有奇異并創(chuàng)造奇跡的普通士兵），“穿越”、整合或者適用于獨立電影、中產階層賀歲劇和紅色題材影視劇等不同類型的劇種，成長為名副其實的“大明星”。
　　超級女聲、草根達人主要依靠手機、網絡、電視選秀節(jié)目等新媒體形式來“夢想成真”，郭德綱作為“民間”藝人、民營劇團的成功則與文化生產機制的轉變有關，而王寶強的意義則在于日漸成熟的主流文化依然內在地需要草根式的人物來建構完成。
　　在“草根”借助“超級女聲”的媒體效應成為社會流行語之時，有一首網絡歌曲《我是草根我怕誰》應時而出，這首歌在“你=成功者=權威=投資商=大人物”與“我=小人物=網蟲=草根”的二元對照中，把草根界定為無權無勢的小人物，敘述了“天天我都在努力，希望有一天可以出人頭地”的奮斗成功的夢想，在這里，曾經被作為“背景、后臺”的“名聲”和“權力”如今“并不重要”了，因為“網絡時代我和你平等PK”，并且“百姓才是真正的評委”。
　　這首歌準確地闡釋了《超級女聲》的示范效應，通過“平等PK”和“百姓”的短信投票，就可以成為“超級大明星”，“網絡時代”被賦予了平等參與、機會均等的民主想象。更為有趣的是，在“你-我”的對比中，“我是草根”是一種彰顯主體性的表述，“只要秀出自己就可以”。在這個意義上，草根延續(xù)了80年代個人、個人主義的文化想象，也成為“美國夢”最為生動的山寨版本。
　　在“個人”獲得成功越來越艱難的時代（種種壟斷性資源及社會體制的固化使得市場經濟內部的機會平等越來越少），那些有幸成功的“草根”，最大限度地支撐著“人人都有機會成功”的神話。不過，有趣的是，盡管博客、微博被認為是草根“出人頭地”的舞臺，但真正使這些新“玩意”具有轟動效應的依然是“名人博客”（如徐靜蕾、韓寒等）、“名人微博”（如微博達人姚晨、宋丹丹等），那些作為草根對立面的“大牌”、“權威”、“大人物”可以憑借著固有的“象征資本”在新媒體中也占據耀眼位置。在這個意義上，“網絡時代我和你平等PK”或許只是一種“又傻又天真”的美好愿望。
　　當然，還有更多比網友、手機拍客、短信參與者以及電視觀眾更為弱勢、底層的草根，正是他們“扮演”著這個時代最為重要的意識形態(tài)幻想，讓人們仍然相信，這是一個草根也能成功、成名的時代。正如王寶強在影視劇中所扮演的作為底層的農民、農民工、普通士兵等弱勢群體具有更為積極的文化功能，一方面如傻根、阿炳，充當著中產階層所不具備的純潔、善良的前現(xiàn)代品質，另一方面如許三多，是從笨小孩奮斗成功的故事。不僅僅如此，劇外的王寶強，從底層成長為大明星，是現(xiàn)實版的許三多。雖然王寶強式的成功至今“后繼無人”，現(xiàn)實生活中幾乎沒有復制的可能，但這并不影響網友分享許三多從底層到兵王的故事，這也正是草根故事的魅力所在。這樣一個小人物、普通人、草根的“成功”演繹著比“沒有奮斗的《奮斗》”更具有霸權效應的美國夢的故事。
　　
　　消費“底層”
　　2011年春晚舞臺上一曲翻唱版本的《春天里》讓兩位農民工歌手旭日陽剛迅速紅遍大江南北。從兩人的視頻被傳上網絡，到參加央視的《星光大道》、《我要上春晚》等節(jié)目，短短幾個月，他們就成為了最知名的草根明星。除此之外，近幾年來，在《星光大道》、《中國達人秀》等電視欄目的推動下，涌現(xiàn)了一批身懷絕技、才藝的草根明星，如楊光、劉大成、朱之文、“鬼步女孩”周露、鴨脖子夫婦、甜菜大媽、“孔雀哥哥”、斷臂鋼琴家等。這些相貌平平、沒有接受過正規(guī)教育、依靠視頻網站、電視選秀節(jié)目“一夜走紅”的明星，如同中了彩票或者“貧民窟的百萬富翁”般成為這個時代的“幸運兒”，盡管他們更多地只是憑借身殘志堅的故事、奇異的才能以及煽情和苦情的表演而“曇花一現(xiàn)”。
　　翻唱和模仿成為草根歌手最為重要的看點和技能，如農村歌手劉大成對男高音和朱之文對《三國演義》主題曲的模仿。這種對流行歌曲或高雅藝術的“高超”模仿與其農民、農民工、流浪歌手的“底層”出身之間的錯位，給電視機前的觀眾帶來了“見證奇跡的時刻”，恰如劉謙的近景魔術，電視達人們也具有魔幻效應。
　　這一方面可以看出從網友紅人到電視真人模仿秀的越來越嫻熟的文化生產機制，以至于旭日陽剛的“終南捷徑”使得全國各地的流浪歌手紛紛涌進北京的地下通道；另一方面也建構著人們關于電視機之外的社會生活的“傳奇性”和“奇觀化”想象，仿佛這是一個不斷發(fā)現(xiàn)“達人”和創(chuàng)造“奇跡”的時代。這些出身底層的草根明星的“出場”并沒有讓以網絡、電視機為消費主體的中產及市民觀眾更多地關注和了解城市“地下”通道和城市之外的農村空間，反而這些在消費主義景觀中鮮有呈現(xiàn)的空間被進一步定型化為盛產“奇人異事”的化外之地。他們的載歌載舞、高超藝能與其“真實”的生存狀態(tài)之間沒有任何關系。無論是專門訪談、還是現(xiàn)場講述，這些草根明星的故事都被講述為懷揣著夢想、并夢想成真的故事，而觀眾也絲毫意識不到這些草根明星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來自于發(fā)現(xiàn)他們的“眼睛”（網友的圍觀及攝像機）及其網絡、電視媒體的生產機制，仿佛他們“從天而降”、來自于“烏有之鄉(xiāng)”。
　　在這里，關于草根的想象也發(fā)生了重要的偏移，從網絡、網蟲、白領、青年人（如超女李宇春、快男陳楚生），變成了更為底層的旭日陽剛、西單女孩、農民歌手劉大成、大衣哥朱之文等。1990年代末期，以三農、下崗為代表的底層群體的顯影使得以中產階層為主體的社會想象出現(xiàn)了裂隙，但在大眾傳媒中，他們往往出現(xiàn)在自殺、討薪、搶劫等社會新聞中，也就是說他們是公民社會之外的法外之民、秩序的破壞者。從近期的草根達人中則可以看出，底層以“草根化”的方式在大眾傳媒中變得“可見”，或者說底層以某種正面、積極的形象出現(xiàn)在本不屬于他們的舞臺上。
　　如果說旭日陽剛是農民工，西單女孩是北漂，那么從他們被命名為草根就可以看出，草根耦合了新世紀之初出現(xiàn)的兩種身份想象，一種是農民工、弱勢群體、社會邊緣人，另外就是“飄一代”：沒有戶籍的大學畢業(yè)生、白領、蟻族等。隨著城市房地產價格的攀升，這樣兩個本應屬于不同階層的群體卻經常“同命相憐”、相遇在一起。
　　或許，在這樣一個社會階層越來越固化、就連蟻族、蝸居都要“逃離北上廣”、中產及準中產階層備感都市生活之艱的時代，人們不僅僅需要白領杜拉拉升職記的“奮斗”故事，更需要底層草根“一夜成名”的“成功記”或者說“變形記”的故事。因為觀眾可以從這些草根達人/弱者（身體、性別、年齡和社會意義上）身上看到“身殘志堅”、“生活雖貧困卻擁有美好心靈、才藝”的想象，他們被賦予純潔的、沒有被污染的“綠色”人生。這些“達人秀”在把草根變成“草根達人”的同時，更實現(xiàn)了一種消費“底層”、把“底層”傳奇化、他者化的效果。
　　
　　權力與市場的共識
　　草根之所以會成為一種有效的社會命名，與新世紀以來社會階層的分化有關。伴隨著90年代急速推進的市場化改革以及國有企業(yè)攻堅戰(zhàn)造成的下崗陣痛使得新世紀之初底層、弱勢群體已然形成，與此同時，在大眾文化的都市景觀中小資、中產、新富也開始“浮出水面”：小資“趣味”、中產“格調”、新富階層的“富而知禮”等成為消費、時尚話題。新世紀以來，搭上經濟高速起飛的群體和被放逐在外的群體二者不僅沒有走向彌合，反而形成彼此相對穩(wěn)固的社會區(qū)隔。
　　一方面中國經濟的高速列車急速催生出人口比例甚小、卻數(shù)量眾多的都市中產階層，他們是在都市空間中具有消費能力的消費者；另一方面以農民、農民工、下崗工人為代表的弱勢群體依然被排斥在城市化、工業(yè)化之外，無法成為消費者，而只能以生產者的身份參與其中。這種階層分化從建立在都市化、城市化基礎上的大眾文化中可以清晰看出，那些能夠在“公共領域”或媒體上發(fā)言的群體及其討論的議題基本上與作為消費者的中產階層有關，如文化領域的國產大片、社會領域的房價問題、綠色環(huán)保的生活理念等。而弱勢群體在新世紀以來的大眾媒體中基本上以需要被救助的面目出現(xiàn)。于是，新富階層的慈善精神、中產階層的大愛精神、小資的志愿者精神成為粘合社會斷裂的“和諧劑”。
　　從某種意義上，在大眾傳媒中不可見的底層以草根化的方式被“看見”，主要是為了滿足都市市民觀眾的“獵奇化”觀看，因為只有這些市民階層才是電視廣告的主要消費者，所以，盡管“我是草根”是一種主體性表述，但在消費主義支撐下的大眾傳媒中，草根和底層依舊無法改變作為他者的地位。
　　與此不同的是，還有另外一種方式推動著傳媒業(yè)去呈現(xiàn)這些原本不多見的底層，這就是近期正在開展的“走基層、轉作風、改文風”活動。與“走基層”相似，還有“送法下鄉(xiāng)”、“送戲下鄉(xiāng)”以及“三下鄉(xiāng)”等朝向基層的活動，以縮減城鄉(xiāng)之間的差異。
　　毫無疑問，“走基層”活動強化了媒體關懷底層、表達底層的沖動，在某種程度上抑制了媒體過度市場化帶來的負面效應。
　　對于當下的大眾傳媒來說，受到雙重力量的支配，一種就是90年代以來越來越成熟的市場化游戲規(guī)則；另一種則是作為重要的宣傳文化陣地，新聞媒體承擔著政治宣傳的功能。對于前者來說，在利潤驅動下，收視率成為電視欄目唯一的生存法則，商業(yè)化、娛樂化是必由之路。
　　從“基層”到“底層”的詞語轉換中呈現(xiàn)了社會結構的巨大變遷，如果說生活在基層的群眾在原有的體系中占據著“廣大人民”的位置，那么今天作為弱勢群體的底層則是金字塔結構中的底座，被放逐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結構的邊緣位置。
　　有趣的是，在各大新聞媒體所開設的“走基層”欄目，卻經常采用“草根選秀”的敘事策略：“以個人或家庭的苦情為主”，諸如“密林深處的‘探路人’”、“一人撐起一所學�！薄ⅰ澳巧�，那路，那群孩子”、“上學路上闖懸崖”等，基本上都是化外之地的“奇人異事”。在這個意義上，自下而上的市場化的草根選秀和自上而下的“走基層”活動，與其說是彼此沖突的，不如說在很大程度上達成了共識，那就是“見證奇跡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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