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的最大特點是循序漸進 　　 　　《南風窗》：“中國模式”的提出源于中國經濟上取得的成就，但就一個模式而言，僅以經濟發(fā)展的優(yōu)勢來概括是不全面的，那么，中國在政治和社會發(fā)展方面是否也表現出一些可概括的優(yōu)勢?經濟、政治、社會發(fā)展三者間是否存在內在統(tǒng)一性?
　　李成：如果說存在一個“中國模式”的話，它的最大特點是循序漸進，并在發(fā)展過程中不斷修正自己。
　　中國的經濟發(fā)展，是農村改革先行，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異軍突起(很多國家包括印度的轉型都沒有這個過程)，然后才逐漸擴展到城市的個體戶，再引入股票市場、股份制，私有企業(yè)，房地產改革。所以說，中國經濟取得巨大成績，原因就在于循序漸進地走向市場經濟。
　　經濟、政治和社會發(fā)展三者間當然存在內在統(tǒng)一性，中國的發(fā)展路徑可歸納為：先農村，后城市；先經濟、后政治；先解決容易的問題，再攻克困難的問題。從理論來看，中國探索的這條路是對的。
　　《南風窗》：是否存在“中國模式”，國內學界尚存爭議。學者秦暉指出，中國經濟增長的一些因素(開放市場)是全球共通的，所謂的“混合經濟”也是全球普遍現象，并不是中國的制度創(chuàng)新。相比很多國家，中國的優(yōu)勢在于低人權和低福利，但這種優(yōu)勢是不可持續(xù)，也不可推廣的。您怎么看?
　　李成：與全球經濟發(fā)展相比，中國還是有特殊因素的，就是剛才說的循序漸進。當然，如秦暉以及其他一些學者指出的，中國的經濟發(fā)展存在一些弊病，而且這些弊病(低人權和低福利、高消耗、高污染)一定程度上還是促進經濟迅速發(fā)展的因素。但這種模式不可持續(xù)，沿海地區(qū)出現民工荒就是一個信號。新一代農民工已不同于上一代農民工，只有逐漸建立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保證社會公正，才能滿足他們的訴求�？陀^來說，中國在過去二三十年的發(fā)展中，還是有很多可取的經驗，畢竟億萬民眾脫離貧困，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fā)展，人們對社會財富的公平分配又有所訴求，從而產生新的矛盾。由于目前缺乏解決這些矛盾的有效平臺，因而并沒有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中國模式”。
　　《南風窗》：中國經濟近年一直保持高增長，但這種增長很大程度上是由投資和出口而非消費貢獻的，這種模式顯得越來越難以為繼。
　　李成：我并不完全認為存在一個完整的“中國模式”。中國經濟的問題在于依靠人口紅利發(fā)展的階段快要結束了，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正在采取措施維持社會穩(wěn)定和經濟發(fā)展。比如，中國高層近年提出的和諧社會、科學發(fā)展觀等，都是非常好的理念。
　　中國社會發(fā)展有一個有趣的現象――當然，這并非中國獨有，印度也是如此――即過去一段時間內，貧富差距在繼續(xù)拉大，但中產階層也在增長。從發(fā)達國家的經驗來看，中產階層的壯大是社會穩(wěn)定的重要因素。就是說，動搖和促進社會穩(wěn)定的兩種勢力同時在增長，最終看誰跑得更快。
　　
　　完整的“中國模式”
　　
　　《南風窗》：對于“中國模式”，另外一個爭議在于政府與市場的權力邊界劃定的問題，有觀點認為政府擁有強有力的調控能力，防止市場經濟滑向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正是“中國模式”的優(yōu)勢所在；也有觀點認為，政府與市場的界限不清，可能使得權力與資本相結合形成特殊利益集團，將成為中國改革的巨大阻礙。這兩種觀點，您更傾向于哪一種?在接下來的發(fā)展中，政府的權力應該加大還是削弱?
　　李成：西方存在“市場原教旨主義”，即認為市場能夠解決所有問題。中國的一個成功之處，就在于沒有輕信這種觀點，并未采取休克療法，避免了經濟的硬著陸。但政府在進行調控時，有時有點過了頭，如認為確保壟斷行業(yè)的優(yōu)勢和央企的旗艦作用是經濟崛起的重要原因，也正因此，“國進民退”的現象還有很大的市場。這完全誤讀了中國改革開放走上市場經濟、全球化道路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動因，而這種誤讀會成為下一輪經濟發(fā)展的阻礙。
　　不好的政府行為主要有兩種，一種是放任自流，一種是管得太多，如何把握平衡非常重要，中國政府也必須面對這個問題。更準確地說，就是如何使政府、市場、社會三方面的力量達到平衡。
　　《南風窗》：這三者之間有沒有一個既定的平衡點，或者說怎么判斷它是不是達到平衡了?
　　李成：這要看整個社會的結構以及民眾的觀念，同時看這個國家有沒有競爭力、活力和生機。在過去的30多年，中國顯示了這樣的生機，也暴露出一些問題。一方面，中國已成為一個世界經濟強國，逐漸地得到了世界的尊重，但同時其增長方式也為其他國家所擔憂，受到一些批評。中國本身也要反思，中國過去的快速發(fā)展是靠什么途徑取得的，哪些是靠公正的競爭?哪些是政府干預的結果?哪些是企業(yè)家精神的體現?而哪些不是?中國的民眾也開始關心這個問題。接下來的發(fā)展，更重要的是如何創(chuàng)造機會讓普通人也能致富，即五中全會提出的“國強民富”。這不僅是中國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強國的一個檢驗，也是中國尋找自身政治、經濟合理發(fā)展道路的主要挑戰(zhàn)。
　　《南風窗》：有學者將中國的改革劃分為經濟改革、社會改革、政治改革(其中一種改革為主，另兩種為輔)三個階段，認為這是中國的漸進改革路徑。您認為是否存在這樣的漸進發(fā)展階段?經濟改革階段沉淀出大量既得利益，而社會改革背后也有既得利益的博弈，如果這種發(fā)展階段存在，那么如何破除既得利益的阻撓，從第一階段過渡到第二階段?
　　李成：我認為這個過渡已經在進行，而且從經濟改革到社會改革取得了很大進展。從近年的政策走向來看，農業(yè)稅取消、弱勢群體得到關注、貧富差距問題引起注意，等等，實際上都反映出分配問題得到重視，社會正在從“經濟發(fā)展決定一切”走向“社會公平正義”�，F在的問題在于，從第二階段到第三階段的改革步子不大。當然。這并不是說中國過去沒有政治改革。在過去30多年，中國在結束領導終身制、干部任期制、差額選舉等方面都邁出了步伐，法治建設也一直在推進。
　　經濟改革、社會改革、政治改革是有機結合的，可以有先有后，有輕有重，有急有緩，但步子必須要邁出，否則，可能影響全局、前功盡棄。我認為，中國只有不斷完善一個有自己特色的政治經濟制度，才有真正的“中國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在推進改革的同時，其他國家也在不斷調整和改善自己的政治經濟制度。很有意思的是，金融危機之后，西方許多國家的第一反應就是制定規(guī)章制度，限制私有資本過度放任。而中國民眾的呼聲剛好相反，呼吁政府減少干預，要求更多的透明度和社會公正。
　　
　　改革的動力來自利益集團博弈
　　
　　《南風窗》：也有人認為，目前最重要的還是社會改革，只有建立了較為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人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才有政治改革的基礎。
　　李成：政治改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僅需要智慧，還需要民眾的共識。目前這種共識可能是缺乏的，也給領導人帶來新的挑戰(zhàn)。政治改革有一定風險，不能以 理想化模式化的形式來推進。
　　《南風窗》：隨著社會的發(fā)展和分化，出現了不同的利益集團。人們自然為自己的利益集團說話。在這種情況下，高度的改革共識還有可能形成嗎?
　　李成：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問題。在改革開放初期，民眾對改革有高度的共識，認為中國需要變化。但中國存在一些壟斷行業(yè)的利益集團，有人稱之為“黑領階層”。但不可忽略的是，中產階層也在不斷壯大，這是中國社會出現的一個巨大變化。中產階層包括知識精英，他們占據了一定話語權；還有私營企業(yè)主，隨著“國進民退”，他們受到沖擊；還有一些政府工作人員，他們中有些人本身對官員腐敗也存在不滿。中產階層與壟斷集團的利益本身有沖突，他們的子女大學畢業(yè)后也面臨著巨大的就業(yè)壓力，他們對現實是有怨言的，所以尋求建立一個平衡的合理的社會體系。這種利益集團之間的抗衡是好事。問題在于必須通過法律的途徑，使不同利益集團的聲音都能夠被聽到，需求能得到平衡和保證。實際上，社保醫(yī)療改革，廉價房建設、土地制度改革等問題表現出來的一些矛盾，反映了不同的利益集團正在博弈，試圖影響政府的決策，這也是中國進一步推進政治改革的機會。
　　《南風窗》：共識很難形成，那改革的動力來自哪里?
　　李成：這是所有問題的關鍵。我認為，改革的動力來自過去30多年改革開放所形成的共識，來自中國經濟崛起后的自信，也來自內在和外在的壓力。
　　人的觀點是會變化的，改革開放初期，雖然對于改革是有共識的，但在一些具體問題上，比如發(fā)展非公有制經濟，也遇到過很大阻力，但最終還是形成了共識。我認為在政治體制改革上，也會不斷深化。因為有新一代領導人、新一代企業(yè)家、新一代中產階層、新一代農民工，他們的思想理念與上一代是不一樣的。這需要一個過程，但也不需要幾代人，一兩代就會有起色。
　　
　　社會力量與政策導向的結合越來越重要
　　
　　《南風窗》：民眾參與公共生活的訴求在不斷增加，但利益博弈、表達渠道尚未建立完善，這種矛盾在近年有所凸顯，社會矛盾爆發(fā)就是其外化形式。鄭永年將之歸結為“對內開放不足”，那么，在中國轉型中，如何實現對內放權。將民眾的政治訴求納入合法的表達渠道?
　　李成：我們應該看到公民社會的合理性正逐漸得到承認。社會矛盾要得到解決，需要社會的成熟，同時需要領導層的智慧和果斷的政策導向，這兩方面的結合顯得越來越重要了。但要避免一些干擾因素，比如蠱惑人心的激進觀點有時會占很大的上風，政治參與缺乏文明，等等。我對中國的未來是有信心的，雖然短時間當中有些擔憂，對某些政策有些批評，但從長遠來講，中國政府、民眾、知識界既然能取得這么大的經濟奇跡，他們也不會在民主嘗試面前停滯不前。
　　《南風窗》：中國學界探討“中國模式”，作為對中國過去30多年發(fā)展經驗的總結和反思，并從中尋找未來的發(fā)展路徑，無疑是一樁好事。但在國際關系微妙的當下，討論“中國模式”，在西方會否演變成一種加強版的“中國威脅論”?
　　李成：總體上來說不會。首先，有個別西方學者認為存在一個“中國模式”，但并不是主流的聲音，更多學者擔心這種自大和傲慢會損害中國進一步發(fā)展�！爸袊�模式”更多是中國一部分學者的一廂情愿，就目前而言，他們與世界根本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對話。其次，遑論外界怎么看，回過頭看一下，中國是否有了很強的軟實力，是否形成了自己的核心價值觀，是否真的形成了一個經濟和政治上都得到其他人認可的模式?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話，那為什么外界對中國還有這么多誤解和批評，為什么妖魔化中國在西方還有這么大的市場?歸根到底，這不是一個靠宣傳，靠公關就能得到的結果，更重要的是如何尋求自身的發(fā)展，如何與外界互動對話。
　　西方一些學者對中國政策有所批評，并不全是對中國指手畫腳，也不是所滑的用西方陰謀論來阻礙中國的發(fā)展，更不是對中國政府和人民缺乏尊重，他們更多的是抱有一個良好的愿望，希望中國能夠走出一條合適自己的道路，同時又與世界多方面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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