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危言聳聽，日本經濟由盛而衰，從騰飛年代到泡沫破滅再到滯脹這幾十年的歷史會不會在中國重演，至少是經濟學界的一個話題。 　　 　　中國目前的經濟狀況，和上世紀90年代前的日本有許多相似之處。那時候，日本歷經多年的高速增長，已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由于強大出口帶來巨額貿易順差，日本擁有外匯居世界首位，并成為美國國債的最大持有國。日元堅挺，富裕的日本商人走遍全世界購買昂貴的藝術品和各類資產，連現代美國的象征“洛克菲勒中心”也一度被日本三菱公司攫人囊中。在日美政經界、學界紛紛為“日本世界第一”、“21世紀將是日本的世紀”的議論所激奮所迷惑的同時，日美貿易戰(zhàn)和日元升值戰(zhàn)也打得硝煙彌漫、如火如荼。最奇異的是日本暴漲的地價，甚至出現了“僅東京23區(qū)的地價就能買下整個美國國土”的說法。1989年，日經指數攀上了38915點的歷史最高點，這時，日本經濟也達到了它的頂峰。隨之而來的即是所謂“失去的10年”和至今尚未完全走出隧道、迷途漫漫長達20年的經濟滯脹。
　　“日本奇跡”的終結源于兩大神話的破滅。即股市和樓市的永盛不衰。當時不僅日本官民，連全世界都對此深信不疑，所以才有“21世紀將是日本的世紀”這樣的宏論問世。悠悠20年過去，如今日本股市奇跡和地產神話均已煙消云散，而“一衣帶水”的鄰邦――中國，卻差不多已經坐上了當年日本曾經坐過的“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交椅。
　　
　　日本，殷鑒在前
　　
　　日本國土狹小、資源貧乏卻人口密集，向海外擴張是它的宿命。過去靠的是侵略和掠奪，戰(zhàn)敗后轉入和平發(fā)展道路，擺在日本面前的現實選擇是貿易立國，技術制勝。這無疑是一條理性正確的道路，也曾被上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經濟騰飛的事實所驗證。但直至經濟泡沫的發(fā)生發(fā)展，人們才警覺世事難料，即使看似一路歡歌的航程也難免隱伏著暗礁、荊棘與坎坷。
　　要說危機襲來不乏內外多種因素，有的尚具普遍性，但偏偏擊中了日本的軟肋。比如石油危機對日本這樣高度依賴外部資源的國家就具有深刻的破壞性影響。另一個重要外因就是對美國的過度依賴。換句話說就是美國長期的扼制力、影響力束縛了日本，使其在危機(兩次石油危機)來臨時刻不得不最終為了西方經濟“頭羊”的利益而付出了導致自身經濟衰退、長期停滯的慘痛代價。這是否算得上是現代市場經濟(尤其是危機時刻)根子上依然在施行最原始、最基本的“叢林法則”的一個典型案例呢?
　　最明顯的例證是日美貿易摩擦和美國強力逼迫日元升值的那段歷史，意圖轉嫁危機的美國始終將自身利益置于首位而千方百計迫使日本就范，其后果影響深遠，至今未能完全消除。許多日本人對1985年9月紐約《廣場協議》后日元一路飛漲的往事記憶猶新，大多數分析家認為，正是由此導致了日本股市、樓市一度熱氣蒸騰的泡沫，并為緊隨其后的經濟掉頭轉向，并陷入長達20年之久的滯脹埋下了伏筆。
　　鏈條的“崩斷”其實并不復雜。日元升值極大地沖擊了日本出口產業(yè)，尤其是以制造業(yè)為龍頭的實體經濟，促使人們將投資目光轉向被看好的股市和房地產業(yè)，加上國際投機資金的大舉侵入，內外交集、推波助瀾。終于卷起了無以名狀、喪失理性的日本經濟泡沫。進入上世紀90年代，隨著泡沫被戳穿，日本數千億的資產無形蒸發(fā)，許多民眾貸款買的住宅20年后還未還清欠款，而當年一個勁兒被鼓吹的不動產價格卻大大縮水以至成為公司和個人的財務負擔。
　　比如當初以14億美元天價購入“洛克菲勒中心”的三菱公司，后來又不得不以半價忍痛回售給美國原主人，繞了一圈，等于做了一次大虧本買賣。就這樣，上世紀90年代至今，日本經濟一路搖搖晃晃走來，陷入了最難纏的“滯脹”怪圈，GDP增長僅維持在1.5％左右，再無大的起色和亮點。趕上此次國際金融危機更是雪上加霜，恐怕一下去又是多少年難以見到曙光。中國，選擇在我
　　盡管中國目前的經濟形勢與20年前的日本有頗多相似之處，但中日國情不同，差異明顯，并非只有一種可能或一條出路。只要能明了各自的利弊短長，應對恰當，還是可以把未來的選擇權牢牢地把握在自己的手中。
　　同樣是高度依賴外貿出口，但中國有著廣大的內部回旋余地，這是國土狹小的日本所不可比擬的。中國城市化率僅為45％，與發(fā)達國家平均80％的水平有著很大的差距。這就是中國未來最具潛力的內需市場。也是經濟轉型、消化任何外部危機影響干擾的最可依靠的“大后方”。目前的問題很清楚，關鍵是現實中許多政策恰恰與理性認識背道而馳，造成中國啟動內需、加快城市化進程阻力重重。
　　中國政府掌握著強大的政治、經濟與行政資源，可以自主制定各種因應危機的政策與策略，有著突出的效率和力度優(yōu)勢。如2008年末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迅速推出的4萬億投資刺激經濟一攬子計劃即是最有力的例證。從決策的迅速、果斷及涉及面之廣，不僅是美國為代表的西方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所難以做到的，就是以往日本那種政府強力干預型的財閥壟斷經濟體制也無法與之匹敵。又如在財政、貨幣、金融、土地及產業(yè)發(fā)展等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上，中國政府也享有更大的話語權、自由度和決策意志，但這種體制同樣存在兩面性。
　　一方面可以迅速充分全面地調動國家和社會的資源，因應危機，促進發(fā)展；另一方面，一旦決策有誤，其影響范圍、波及深度及糾正難度也將超乎平常，因為政府自身也常深陷其間，甚至成為利益博弈的一方。例如，中國的房地產泡沫始終很難消除，關鍵原因就是政府的利益已經深深地摻雜其間，土地財政成為許多地方政府的輸血袋、強心劑，連帶銀行、金融系統(tǒng)均被捆綁其中，形成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局面。許多專家猜測，中國經濟的快速列車會不會受其拖累而放緩前進步伐，一直是令人擔憂的問題。
　　中日兩國都是制造品輸出大國，但兩國制造業(yè)在規(guī)模、檔次、科技含量、產業(yè)鏈位置等方面卻有很大的不同。坦白來說，中國的制造業(yè)往往處于產業(yè)鏈的最初端位置，更多地屬于替國際市場代工、加工的性質，聲名赫赫的富士康公司即是典型的代表之一。處于這樣的位置，要想在國際產業(yè)的大蛋糕中分得一杯羹自然是極其艱難的。不用說中國，即便是處于高端位置的日本制造業(yè)，盡管已擁有較高的科技含量，但因為原始創(chuàng)新的發(fā)源地往往還在美國，所以僅靠技術制勝的日本，還是吃了原始創(chuàng)新力不足的虧，并成為日本經濟發(fā)展的一個軟肋。這也是中國應當汲取的重要教訓之一，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當一個經濟體缺乏原始創(chuàng)新力之時，就缺少驅動前進的內在動力和活力，從而無法在當代國際大分工中獲得較為前端的有利位置，更不可能成為引領世界經濟的機車頭。反思中國在國際分工及產業(yè)鏈中的尷尬位置。可以清楚地看到，缺少原始創(chuàng)新力正是我們的最大軟肋，甚至有可能成為制約進一步發(fā)展的一個“死穴”。
　　那么，原始創(chuàng)新力的源泉需要從哪兒去挖掘呢?一靠教育，需要建立一種從幼兒時代起就培養(yǎng)以創(chuàng)新為目的的教育學習體制，而不是目前這種僅僅強調記憶和復述前人知識、結論為中心的應試教育體系；二靠社會，社會應大力培育一種允許和鼓勵各種創(chuàng)新意識茁壯成長直至開花結果的優(yōu)質土壤，反對因循守舊，人云亦云，只求表面“一團和氣”而缺乏銳意進取的精神。只有這樣，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才有希望和長遠的未來。比較美、日兩個民族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可以看到“獨立不羈、善于創(chuàng)新”的美式精神總是具有更大的發(fā)展優(yōu)勢和更活躍的生命力。僅以此次國際金融危機美日兩國的經濟表現來看，顯然前者的抗危機能力和內生活力還是勝后者一籌的。
　　從外部環(huán)境來看，中國目前經濟發(fā)展面臨的形勢也與當年日本相似，同樣受到來自美國的諸多影響和制約。中美貿易摩擦愈演愈烈，以美國為領唱的西方輿論也在強烈鼓吹人民幣升值。像當年指責日本人一樣，又千方百計把世界貿易不平衡乃至經濟動蕩、危機、衰退的根源歸咎于中國和人民幣匯率�！疤孀镅颉辈贿^從20多年前指向經濟剛剛崛起的日本，而今又指向了中國。
　　對此，中國的反應是理智和正常的，從今年5月中美戰(zhàn)略經濟對話的結果來看，中國承諾要作出調整和改變，但顯然不會按照美國人的時間表來行動。尤其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更不會重蹈上世紀80年代末日元大幅攀升導致經濟一蹶不振的覆轍�？磥碇袊鴮�這段歷史印象深刻，并未輕易忘記日本的前車之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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