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城鄉(xiāng)二元體制實質上未被觸動，行業(yè)壟斷沒有破除，社會保障體制改革進展太慢。一定要繼續(xù)解放思想，才能使改革深化。 　　 　　自1978年以來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以漸進式制度變遷為主要特征，中國的經濟學家們也形成了眾多的思想流派。
　　以厲以寧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業(yè)改革主線派)和以吳敬璉為代表的協(xié)調改革派(價格改革主線派)成為論爭的兩大派系。前者強調經濟運行主體和微觀基礎方面的改革，后者則強調經濟運行機制和宏觀環(huán)境方面的改革，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中，這兩方面的改革實際上互為補充。
　　最早是1986年《紐約時報》把厲以寧稱作Mr．stock Market(證券市場先生)，國內稍晚一些，在1988年前后。當時有綽號的經濟學家還有：吳敬璉(吳市場)，楊培新(楊承包)等人。這反映了當時中國改革中經濟學家的耀眼位置。作為所有制改革理論的代表人物，厲以寧的所有制和股份制改革理論在上世紀90年代被中國改革的實踐所證實和全面推動。也因此，他被媒體和學界戲稱為“厲股份”。和他在不同時期所獲得的許多稱謂“厲會計”、“厲民營”、“厲詩人”一樣，厲以寧笑稱沒有一個稱謂能夠概括他的學術思想以及充滿爭鳴的學者生涯。
　　對于中國改革開放30年經濟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厲以寧如此評價：農村承包制的推行，國企改革股份制改革及證券市場的建立，民營經濟的興起。這三大改革把人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農村承包制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國企改革調動了管理層和企業(yè)的積極性，民營經濟的興起則調動了廣大人民創(chuàng)業(yè)的積極性。
　　回首30年來所經歷的多場大爭論，厲以寧樂觀而豁達；對于中國經濟改革的進程和未來走向，他也有自己的堅定認識。日前，全國政協(xié)常委、北京大學教授厲以寧接受了本刊記者的專訪，回顧了他所經歷的經濟改革的四場爭論。
　　
　　第一場：改革主體之爭(1980年代)
　　
　　《南風窗》：對“厲股份”這個稱謂，您怎么看?
　　厲以寧：不很喜歡這個稱謂。因為它不準確。我當時提出的是非均衡理論。股份制改革的主張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南風窗》：您在上世紀80年代初就指出中國經濟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國經濟的基本出發(fā)點。
　　厲以寧：對，中國經濟是非均衡的經濟。我作出了兩類經濟非均衡的區(qū)分：第一類非均衡是指，市場不完善，價格不靈活，超額供給或超額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給約束或需求約束也都存在，但是參加市場活動的微觀經濟單位卻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它們有選擇投資機會和經營方式的自主權，他們自行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于此，就應該改革價格，完善市場。第二類非均衡是指，市場不完善，價格不靈活，同時參加市場活動的微觀經濟單位并非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這樣的微觀經濟單位尚未擺脫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簡單地說，第二類非均衡就是市場不完善加上缺乏市場主體。
　　
　　當時的中國經濟呈現出第二類非均衡經濟特征。因此，中國經濟改革應該分兩步走：第一步，重新構造社會主義微觀經濟基礎，然后才能形成真正的市場主體并使之走向完善，而要構建市場主體就需要進行股份制改造。
　　《南風窗》：那時中國經濟正處于價格雙軌制的發(fā)展階段，看起來價格改革更重要些?市場上時股份制有強烈的反對之聲嗎?
　　厲以寧：確實，當時提出非均衡理論面對三方面反對或爭議：一是來自維護計劃經濟者的反對，認為實行股份制就是搞私有化。二是主張中國經濟改革的主線是價格問題、市場問題，應把價格雙軌制改革為單軌制，并且認為股份制不解決實際問題，實際問題最要緊的是放開價格。第三種觀點認為：企業(yè)改革仍然是最重要的，但覺得股份制行不通，所以主張用企業(yè)承包制。搞企業(yè)承包制看起來沒有風險。
　　《南風窗》：面對爭議和反對，您覺得有壓力嗎?
　　厲以寧：壓力不要緊。我一生面對的爭論多了(大笑)。我提出上述理論是有五個重要根據的：
　　一，根據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原理，內因是變化的依據，外因是變化的條件。企業(yè)是內因，價格是外因。內因更重要，所以企業(yè)改革應優(yōu)先于價格改革。
　　二，根據政治經濟學原理，生產第一性，流通第二性，生產決定流通，流通反作用于生產。企業(yè)改革是生產領域的改革，價格改革是流通領域的改革。所以企業(yè)改革更重要。
　　三，從市場的角度分析，商品市場的背后是生產要素市場。生產要素中包括資本要素，所以一定要有資本市場，光有勞動力市場不夠。資本市場的建立一定要與股份制改造結合在一起。
　　四，如果價格改革，風險太大了，因為價格改革是不可能試點的。沒有充分的物資準備社會就會亂，改革就會很危險，會倒退。而股份制改革是可以分期分批試點的。有了經驗再推廣，有教訓可以吸取，是很穩(wěn)妥的。價格改革表面上看很激進，實際上不觸及實質問題。股份制改革看起來是漸進的，實際上是實質性的改革，是根本性的改革，因為重新構造了社會主義經濟的微觀經濟基礎。
　　五，價格改革搞不好就會回到計劃經濟時代去，價格放開了就會亂，會搶購，東西又不足，只好暫停，甚至恢復發(fā)票證，恢復價格管制。股份制改革卻是不可逆的。
　　《南風窗》：在那個時代，以吳敬璉為代表的市場派改革理論也極具影響力。
　　厲以寧：我當時對放開價格論的反駁是這樣的：第一，中國和二戰(zhàn)后的西德不一樣，西德可以實行休克療法，因為西德是私有制國家，私有企業(yè)在價格放開后可以優(yōu)勝劣汰。中國除非全盤私有化，否則無法學西德。但中國是不可能全盤私有化的。
　　第二，西德當時在實行馬歇爾計劃，有美國大量援助，可以從外國進口食品、石油，物價就能平穩(wěn)下降。中國改革時，不可能有某一個國家給我們大量援助。
　　放開價格論主張控制貨幣，放開物價。認為只要把貨幣管住就行。我認為貨幣是管不住的，因為我們的投資體制沒改，銀行信貸就管不住，企業(yè)不是真正的市場主體，不負盈虧，不在乎。貨幣要真是管住的話，企業(yè)就垮掉了。加上，失業(yè)問題又沒法解決。這就是對他們的反駁。
　　對承包派的反駁是這樣的：
　　承包不解決產權問題，承包的主體必須是產權清晰的、投資主體明確的市場主體。承包制不解決這個問題。
　　在中國，企業(yè)承包制合同的甲方和乙方并非平等主體。發(fā)包方是政府，政府有三重身份：政府不僅是運動員，還是裁判員，他可以撤換運動員，不僅如此，他還兼比賽規(guī)則的修改者。
　　還應當指出，企業(yè)改革同價格改革之爭是同一層次的問題，而同承包派之爭則是另一個層次的問題，是較低層次的問題。
　　《南風窗》：在整個80年代您堅持了所有制改革和股份制理論，這一理論在上世紀90年代在中國得到全面推行。您如何看待您的 堅持?
　　厲以寧：簡單一句話，我主張重新構造有活力的微觀經濟主體。我寫《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發(fā)表自己的系統(tǒng)觀點。這是我經歷的第一場大爭論，就是關于企業(yè)改革優(yōu)先還是價格改革優(yōu)先，我的觀點非常鮮明。
　　
　　第二場：政策目標之爭(1993年～1998年)
　　
　　《南風窗》：1992年之后，中國經濟出現了投資沖動和經濟過熱。
　　厲以寧：鄧小平南巡之后，當時投資很熱，要克服物價上漲。是失業(yè)問題更重要還是通脹更重要?針對中國在轉型發(fā)展初期所面臨的特殊社會經濟背景，我提出中國轉型發(fā)展的三個基本命題：1、以構造市場經濟微觀基礎的產權改革相比于價格改革應居于優(yōu)先的地位；2、轉型發(fā)展時期的失業(yè)問題相比于通貨膨脹問題應居于優(yōu)先的地位；3、轉型發(fā)展時期經濟增長分析相比于貨幣流量分析更加有用。這些觀點反映于我的《未來型發(fā)展理論》一書中。我認為當時的中國經濟怕冷不怕熱，只要人們有工作崗位，只要工資及時加上去，經濟過熱些也沒有問題，老百姓還能過。不解決失業(yè)問題，有一點通脹就很可怕，社會就難以穩(wěn)定。這場爭論主要與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的專家進行。
　　《南風窗》：我國2007年CPI上漲4．8％，2008年一季度高達8％，您當時的觀點是否也適用于目前?
　　厲以寧：中國經濟稍熱一點，沒有多大問題。經濟冷下來了，問題就多了。這個論點至今仍適用。但現在的情況已不同于上世紀90年代中期。由于現在情況不同，對通脹需要綜合治理。90年代主要是投資導致過熱。所以只要緊縮就管用。現在單純緊縮不管用了。一是，中國的外匯儲備達到1．5萬億美元，占款過多；外匯儲備在90年代遠遠沒有這么高。其二，人民幣在逐步升值，使得外資、熱錢不斷涌入，造成物價上漲。其三是自然災害，雪災造成農產品供應緊張。其四，國際油價糧價上漲。要綜合治理此輪物價上漲，單純靠壓投資規(guī)模、緊縮不能解決現狀，要有所保有所壓。因為緊縮無法增加供給，而且對國際油價、糧價的上漲不起重要作用。目前，在綜合治理中，必須注意就業(yè)問題，因為失業(yè)壓力一直存在。
　　
　　第三場：資本市場評價之爭(2001年～2003年)
　　
　　《南風窗》：第三場大討論應該就是始于2001年的股市大爭論吧?
　　厲以寧：對。涉及資本市場評價之爭。我認為當時股市不是沒有問題，但是不能推倒重來。中國的股市不能因為具體問題而全盤推倒。我聯合了蕭灼基、董輔?、吳曉求和韓志國同吳敬鏈展開了這場股市大爭論。吳敬璉認為中國股市是個大賭場，全民炒股是非正�，F象，中國股市的市盈率過高。
　　《南風窗》：中國股市此后進入了長達4年的熊市。您如何看待近期的股市和未來走勢?
　　厲以寧：為了調節(jié)市場，中央會根據市場情況采取措施的。實際上，去年的5?30調控就有些不妥，因為對股市進行了過度的打壓，人們的信心開始消散。6月份以后政策趨于穩(wěn)定，從這時起，股市大體上沒有什么問題，也不需要再對股市進行打壓。今年年初，人民信心又因通脹而動搖。我一直講，短期股市不可預測，但大盤沒有改變，因為經濟還在增長，人民幣還在升值。通脹對股市是雙重影響，貨幣緊縮不利于股市，但資產價格在上升。股價應該漲。從中長期講，中國股市是沒有問題的。只要股市看好，大小非流通股一出來就被吸收了。股市下跌后就不好辦，大小非解禁和非流通股減持又不能悔改。所以要讓股市慢慢上升，以動員更多的資金吸收新上市的股票。
　　
　　第四場：如何理解新工業(yè)化道路之爭(2004年～2008年)
　　
　　《南風窗》：第四場大爭論呢?
　　厲以寧：第四場爭論主要在新工業(yè)化道路過程中要不要發(fā)展重化工業(yè)，我的主張是：中國是個大國，不能跳過重化工業(yè)發(fā)展階段，但技術可以跳躍式發(fā)展，但發(fā)展階段卻不可跨越。吳敬璉主張?zhí)�過重化工業(yè)階段。這個爭論到現在還沒有結束。
　　《南風窗》：我注意到，從本世紀初開始，你的研究重點轉向了民營經濟。
　　厲以寧：發(fā)展民營經濟實際上還是所有制改革的一部分，仍然是跟所有制改革聯系在一起的。所有制改革包括三個內容：1、國企改革；2、組織新的集體所有制、產權量化到個人的集體所有制，即新公有制；3、引導家族企業(yè)走向現代企業(yè)制度。
　　
　　三大層面推進經濟改革
　　
　　《南風窗》：回首過去的30年，中國經濟改革還有哪些不足?
　　厲以寧：第一個不足之處是：城鄉(xiāng)二元體制基本上沒有觸動。國有企業(yè)體制和城鄉(xiāng)二元體制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的兩大支柱。改革開放30年來，國有企業(yè)體制改革已經取得重大進展，但城鄉(xiāng)二元體制實質上未被觸動。至今只能說略有松動，主要表現為：農民可以進城務工，可以把家屬帶進城鎮(zhèn)，城市中的企業(yè)可以到農村組織農民生產等等。農村承包制雖然是改革初期的重大制度創(chuàng)新，但它是在城鄉(xiāng)二元體制繼續(xù)存在的前提下推行的。因此，改革城鄉(xiāng)二元體制，已經成為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迫切任務。第二個不足是：國企改革需要深化，行業(yè)壟斷沒有破除，需要突破“玻璃門”現象。第三個不足是：社會保障體制改革進展太慢。實際上根據我們國家財政的實力，可以在社會保障上做得更好。今后改革應從上述三方面來著手。當然，還應做到政府職能的切實轉換，使政府成為服務者，同時要減少審批，多采用經濟調節(jié)手段。
　　《南風窗》：在改革城鄉(xiāng)二元體制方面，您有何建議?
　　厲以寧：應該允許農村承包土地使用權流轉，允許農民宅基地的置換，允許承包地和宅基地的抵押。無論是農民承包的耕地人股、農民宅基地的置換，還是農民以承包地、宅基地(包括上面的房屋)作為貸款的抵押物，都需要有法律上的明確界定。既然這些都是城鄉(xiāng)二元體制改革過程中有必要及早解決的問題，完全可以先在各個改革試驗區(qū)范圍內試點，總結經驗，逐步推廣。即使有些做法同現行的法律有不一致之處，或者找不到現行法律的依據，也不妨礙繼續(xù)試點，只要事實證明是對的，就可以修改法律或制定新的法律。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正是這樣一步步走過來的。我目前最關心的是貧困地區(qū)的脫貧問題，這一問題就跟城鄉(xiāng)二元體制的改革有關。
　　《南風窗》：未來中國改革需要在哪些方面取得突破?
　　厲以寧：三大層面。從國家的層面來說，當前最要緊的，我認為是加快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同時對人民關心的教育保障、醫(yī)療保障、就業(yè)保障、養(yǎng)老保障、住房保障問題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從企業(yè)方面來說，企業(yè)應該盡更大的社會責任。對個人來說，應該加強信用教育，如果一個社會處在信任危機中，這個社會將沒有發(fā)展前途。
　　最后，我想談一談改革的前景。一定要繼續(xù)解放思想，才能使改革深化。中國經濟前進過程中所遇到的各種困難和問題，都將在改革與發(fā)展中逐步解決。對此，我是充滿信心的。
　　
　　中國經濟稍熱一點，沒有多大問題。經濟冷下來了，問題就多了。這個論點至今仍適用。但現在的情況已不同于上世紀90年代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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