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家長 游戲 [《中國》式批判]
發(fā)布時間:2020-03-16 來源: 短文摘抄 點擊:
重溫于去年離世的意大利導演安東尼奧尼為我們留下的1972年的中國影像,以及當年的相關批判文字,別有一番滋味。 1973年1月,長達3個半小時的紀錄片《中國》在意大利首都羅馬首映,反響甚大,與此同時,安東尼奧尼“破壞與我方的協(xié)議”,以25萬美元的高價將該片在美國的公映權售與美國廣播公司!霸诓坏靡训那闆r下”,安東尼奧尼才于同年9月交于我方電影拷貝。該片在西方世界大紅大紫之時,我們卻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凡是錯誤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應該進行批判,決不能讓它們自由泛濫。”1974年1月30日,《人民日報》發(fā)表評論員文章《惡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東尼奧尼拍攝的題為的反華影片》,拉開了批判安東尼奧尼的帷幕。雖然安東尼奧尼的反華影片“無損于我國的一根毫毛”,最終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但我們還是要對他打上“一記響亮的耳光”的。以此為開端,幾乎安東尼奧尼影片中涉及的每一處地方都有“代表”出來著文批判,這些批判文章最終結集為《中國人民不可侮》,由人民文學出版社1974年出版,總字數(shù)達12萬字。
不拍或少拍我們要他拍的
究竟《中國》怎樣激起我們的義憤呢?重翻批判文章,可略知一二。在首篇發(fā)難文章《惡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中這樣說道:
“他的中國之行,不是為了增進對中國的了解,更不是為了增進中意兩國人民的友誼,而是懷著對中國人民的敵意,采取別有用心的、十分卑劣的手法,利用這次訪問的機會,專門搜羅可以用來污蔑攻擊中國的材料,以達到不可告人之目的。在他拍攝的長達3個半小時的影片中,根本沒有反映我們偉大祖國的新事物、新氣象、新面貌,而是把大量經(jīng)過惡意歪曲的場面和鏡頭集中起來,攻擊我國領導人,丑化社會主義新中國,誹謗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侮辱我國人民。任何稍有民族自尊的中國人,看了這部影片,都不能不感到極大憤慨。(《惡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東尼奧尼拍攝的題為的反華影片》,《中國人民不可侮》,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4年版,第1~2頁以下材料出于此書只標明篇名與頁碼)
憤慨之由呢?據(jù)說是在他的影片里,“凡是好的、新的、進步的場面,他一律不拍或少拍,或者當時做做樣子拍了一些,最后又把它剪掉;而差的、舊的、落后的場面,他就抓住不放,大拍特拍。在整個影片中,看不到一部新車床,一臺拖拉機,一所像樣的學校,一處熱氣騰騰的建設工地,一個農業(yè)豐收的場景……”(同上,第7~8頁)“整個影片,沒有一個好鏡頭,沒有一張笑臉,看不見戰(zhàn)斗在三大革命運動第一線的工農兵的颯爽英姿,看不見生龍活虎般的青年人朝氣蓬勃的面貌,看不見新中國少年兒童天天向上、活潑可愛的臉龐,簡直把中國人民丑化得不成樣子!(景平:《反華小丑的卑劣表演》,第32頁)
本意是想請你導演安東尼奧尼拍中國欣欣向榮,一派生氣的面貌和成就,但全然不是。且看控訴和指責。
天安門前警衛(wèi)連全體指戰(zhàn)員在批判文章中說:“在安東尼奧尼的影片中,卻根本看不到廣場的全貌,也沒有天安門的雄姿。明明是陽光燦爛的5月的一天,而影片中廣場的畫面,卻被拍得暗淡無光;明明是莊嚴的廣場,在影片中卻被描畫得雜亂無章,簡直成了一個亂哄哄的集市。”(天安門前警衛(wèi)連全體指戰(zhàn)員:《不許污辱天安門》,第64頁)
建筑工人張百發(fā)在《首都建設的偉大成就不容抹煞》中說:“在他所拍攝的這部反華影片中,幾乎看不到一幢高大的新建筑,沒有一所新建的學校,新建的醫(yī)院,新建的體育場,新建的職工宿舍。偶然出現(xiàn)一幢像樣的樓房,也被拍得模模糊糊,一掠而過。他專門去拍攝北京的一些小胡同和所謂‘沒有窗戶’,‘屋頂在圍墻的后面’的四合院,而別有用心地說什么‘北京依然是個古老的城市,由矮房、小胡同和一個套一個的網(wǎng)合院組成’!(張百發(fā):《首都建設的偉大成就不容抹煞》,第45頁)
蘇州市城市建設局顧小狗說:“明明睜眼就可以看到寬闊的馬路,林蔭的大街,他不拍,偏要亂竄亂闖去拍攝小街小巷;明明多次看到好多處新建的大橋,他不拍,卻偏要去拍那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河邊小屋;明明看到運河里穿梭航行的客輪和船隊,他不拍,卻偏要偷拍裝運肥料的幾條小船!(顧小狗:《兩個時代兩重天》,第152頁)
中共河南省林縣委員會第一書記楊貴說:“規(guī)模宏大的紅旗渠,他無心參觀,很少拍照;林縣河山重新安排后的興旺景象他不拍,卻專門拍那些枯河亂石;公路上汽車川流不息他不拍,卻專門去拍牛車、獨輪車;田野里奔馳的大小拖拉機他不拉,卻專門去拍毛驢拉石磙;熱火朝天的集體勞動場面他不拍,卻專門去拍老人和病婦。”(楊貴:《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第164頁)
幾乎影片涉及的每一處所寫的批判文章,都是同樣的句式:“×××他不拍,卻偏要去拍×××!
原來如此。
人家請安東尼奧尼拍中山陵,他不肯下車,說:“這是人人都知道的,我不拍!”(聞廣輝:《揭穿反華小丑的無恥捏造》,第146頁)當他拍南長江大橋,他要汽艇向長江下游開,“對于這種別有用心的企圖,我們當即嚴正地加以拒絕,指出,‘開這么遠還拍什么大橋?’這個帝國主義反華分子的陰謀被我們揭穿后,竟惱羞成怒,惡狠狠地叫嚷:‘不拍了,大橋是大家知道的,我不拍了!’”(喬功:《雄偉壯麗的南京長江大橋不容丑化》,第144頁)包括天安門,他沒有去拍雄偉壯觀的天安門,卻“不懷好意地專門拍攝人們的衣著、動作和表情:一會兒是被風吹亂了的頭發(fā),一會兒是迎著太陽咪起的眼睛,一會兒是衣袖,一會兒是褲腿……”
這很大程度上正是安東尼奧尼不愿拍“人人都知道的”東西所致。所以,他說,“憑良心,我沒有做過這樣的事,我不承認污蔑中國和歪曲中國現(xiàn)實的指責。”
安東尼奧尼后來不無得意地說,“‘為了不引人注目,我們掩蓋了我們的攝影機!古臄z的地方,就‘假裝停拍’,暗中繼續(xù)拍攝;而雙方商定拍攝的、他們又不感興趣的地方,‘就用未裝膠片的攝影機空拍’。”
中國人民生氣的原因正是在于他不聽話,不拍或少拍我們要他拍的,而大拍而特拍了我們不想讓他拍的。于是,他就是反華,反黨,反革命,反社會主義。
木偶戲、布娃娃、球網(wǎng)、佛像、黑貓
有什么樣的“惡毒用心”,就有什么樣的“卑劣手法”,安東尼奧尼不光在內容上不走社會主義“康莊大道”,而且在表現(xiàn)形式上,也玩弄一些“新現(xiàn)實主義”“雕蟲小技”。
比如,“影片在拍攝南京長江大橋時,故意從一些很壞的角度把這座雄偉的現(xiàn)代化橋梁拍得歪歪斜斜,搖搖晃晃,還插入一個在橋下晾褲子的鏡頭加以丑化。”
再看一個被指責的“卑劣的電影手法”。 “黨的一大會址門口,門前空無一人;鏡頭從會址門外的街上,搖至會址邊門的胡同,門無人自開,給人以恐怖的感覺;鏡頭再搖搖晃晃地推至陰暗的天井和走廊,里面的門又無人自開,出現(xiàn)一個陰森、暗黑色的樓梯;鏡頭從黑漆漆的門縫里推進門去,只能看見會議桌和桌上的茶杯茶壺,室內十分冷清。這一組鏡頭,光線暗淡,色調灰冷,氣氛陰森,節(jié)奏緩慢,給人一種陰沉、恐怖、凄涼的感覺。”(劉香芝:《卑鄙的手法,無恥的謊言》,第105~106頁)
閱讀這本批判集,過度詮釋在30年前的大批判中運用的已然非常純熟,其原因正在于我們在一直高度警惕著安東尼奧尼的鏡頭、解說詞,看他是否有攻擊,是否有影射,是否有隱喻。
比如,木偶的出現(xiàn)成為中國孩子和中國人的象征。在安氏的影片中,“幼兒園孩子們的生活場面,接上木偶泥娃娃的特寫鏡頭”,北京海淀區(qū)中關村第一小學學生“紅小兵”黃帥、馮培在代表中國少年兒童寫的批判文章中說:“他在影片中拍照南京幼兒園的時候,用布娃娃來諷刺我們的兒童任人擺布;拍照學生體育鍛煉的時候,用球網(wǎng)來影射我們的少年沒有自由。真是壞透了”(黃帥,馮培:《我們紅小兵的憤怒》,第89頁)
是年12月12日,《北京日報》刊登了12歲的黃帥批判“師道尊嚴”的“來信和日記摘抄”,12月28日,姚文元指示《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全文轉載,并在編者按里稱黃帥是“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闖將”。從此黃帥便“飛黃騰達”了,四處報告,參加國宴,好不風光,此系后話。
有洪毅達者則說:“攝制者給影片安排了一個木偶戲演出的結尾,用來作全片“點題”的一筆,以此影射所謂‘影片主角’的‘中國人’是被人牽線而動的木偶!(洪毅達:《反動的政治,墮落的藝術》,第111頁)
在安氏影片中,類似的“影射”還有:“當影片響起《智取威虎山》中楊子榮打入威虎廳的音樂時,鏡頭畫面出現(xiàn)的竟然是古廟里丑怪的佛像,還配上了‘咚咚咚’的佛鼓聲響;同時解說詞別有用心地說這是‘代表幻想和象征的化身’。這種手法分明是影射我們的英雄人物不過是偶像,革命樣板戲像念經(jīng)!(新文:《不許誣蔑革命樣板戲》,第74頁)
“在上海城隍廟茶樓的場景中,無端地插入了被歐洲人視為不祥之物的黑貓的鏡頭!(洪毅達:《反動的政治,墮落的藝術》,第113頁)
剛過世不久的作家浩然在觀后感中這樣說:“我一邊看著安東尼奧尼的題為《中同》的影片,一邊驚疑:這是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中國嗎?這是我們英雄的中國人民嗎?然而,影片攝制者正在那兒明明白白地喊叫:‘我們帶著攝影機,開始了在今日中國的短暫之行’,‘正是他們這些中國人,是這部影片的主角!S著那些離奇古怪的畫面的晃動,我的心胸燃燒起無法抑制的怒火。這是一部徹頭徹尾的反華影片,是對我們中國人民英雄形象最卑鄙的污蔑和歪曲”(浩然:《蚊蠅翅膀遮不住燦爛的陽光》,第69頁)
浩然的怒火其實并不在于安東尼奧尼所拍是否真實,他不否認安氏所拍是真實的,而是因為安氏所拍的不是浩然所認為的真實,是浩然所不想看到的東西,這就如照鏡子,你不能因為照出來的模樣丑陋,就怨恨鏡子,就不承認那是你自己的照相。
浩然進而說,“一樣的現(xiàn)實生活,會得出兩種根本不同的看法,這并不奇怪。戴著黑色眼鏡看天空,會將充滿陽光的大地看成黃昏,這也是常識。安東尼奧尼就是戴著一副帝國主義貴族老爺?shù)哪坨R來中國的!(浩然:《蚊蠅翅膀遮不住燦爛的陽光》,第72頁)
譬如,在安氏眼里,林縣是破敗不堪,死氣沉沉的,而在林縣任村大隊黨支部書記張立方等人的眼里,林縣卻是別有一番詩情畫意,“我們林縣任村公社任村大隊,位于太行山下,紅旗渠畔,心而群山環(huán)抱,村中幢幢新房,一色青瓦白墻。田野鐵牛隆隆,村里馬達轟鳴,街中汽車往來不斷,是個欣欣向榮的社會主義新山村。”(張立方等:《一切反華陰謀定要失敗》,第173頁)
在工農兵照相館、新大北照相館天安門照相組的眼里,天安門的形象和氣氛也不同于安氏電影里的天安門廣場,“我們照相組的同志幾乎天天為這些工農兵群眾拍照,每年至少要拍200多萬人次,我們在天安門廣場所看到的情景,完全不是安東尼奧尼的反華影片所拍的樣子!(《我國各族人民無比熱愛天安門》,第66頁)
我是反映真實的……
批判文章并不是不講真實,因為“真實”永遠只是唯一,真實是辯駁的利器,我們要占領這真實的“山頭”,以此來取得批駁安氏的勝利,再看看人民所揭發(fā)的安氏在拍電影時的“造假”底細。
安東尼奧尼在上海煉油廠曾“做賊心虛”地說,“我們是反映真實的……”好,安東尼奧尼到底是不是反映了真實呢?“工人評論組”這樣揭露道,“他還要工人脫下新的黃色手套,換上破的舊的手套操作,否則就是不真實的。”可見,“他拍‘真實’是假,編造謊言是真。”(上海煉油廠工人評論組:《謊言掩蓋不了鐵的事實》,第132頁)
類似的例子還有。在南京五老村拍攝的先一天,安東尼奧尼“裝著很高興的樣子”先行“偵察”一番,“然而第二天,他卻采取突然襲擊的卑鄙手段,徑直闖進衛(wèi)生站,妄想獵取他所用的鏡頭。當安東尼奧尼在那里呆了三個多小時,沒能撈到他所需要的鏡頭時,他那帝國主義分子的丑惡嘴臉立即暴露出來,惡狠狠地說:‘你們是假的,事先準備好的,難道你們只有兩個病人嗎?’”(衛(wèi)民:《可恥的反華行徑》,第149~150頁)
從“突然襲擊”這一“卑鄙手段”可以看出安氏時刻都在警惕我們的造假和“事先準備”,雖然不能判斷我們是否真的造了假。
還有事例,在中阿友好人民公社中學里,安氏硬要跳舞的女同學把裙子換成褲子,并說:“你們中國人是不穿裙子的,我們意大利人才穿裙子,拍電影,就得換褲子”。“當天,安東尼奧尼還到南皋生產隊拍攝社員的家庭,他一到那里,就故意污蔑說:‘你們作了準備,墻壁是新刷的,標語(指‘農業(yè)學大寨’的標語)也是原來沒有的,昨天來這里不是這樣!阃墓缲撠熑私衣端骸阌惺裁锤鶕(jù)?弄虛作假是資產階級的事。你昨天來就預拍了這里的鏡頭,可以拿出來對照嘛!’這個反華分子無話以劃,只好忿忿地夾著他的攝像機溜走了。”(馮德等:《反映新中國是假,惡意歪曲是真》,第52頁)
安東尼奧尼還多次“無恥地要求”我們造一個打架的場面給他拍攝,在中阿友好人民公社時,他“竟要我們制造社員打架的場面給他拍攝”。(第52頁)在林縣城關公社大菜園大隊要“做一個打架的場面”,甚至誘說,“先攝一個打架的場面,然后再拍學習毛主席著作的鏡頭,意思是用毛澤東思想解決思想問題!(第178頁,第164頁)在蘇州,他“甚至要別人制造調解糾紛的場面,供他拍攝!(第155頁)
這里同樣要多打個問號,我們會不會因為要拍電影而讓要跳舞的女學生把褲子換成了裙子?我們是否新刷了墻壁,新刷了標語?為什么安東尼奧尼非要打架鏡頭,而且不忌諱是擺拍?
從安東尼奧尼的“卑鄙手段”來看,他所追求的正是他所認為并力圖捕捉的“真實”。有一例可為證,他拍北京的王府井大街時,特地跑到一家銀行儲蓄所二樓的辦公室,撕破窗簾藏起攝影機,偷拍行人瞬息表情。我們不解地問,“這是什么‘真實’?”(祝誠:《安東尼奧尼的“新現(xiàn)實主義”是什么貨色》,第190頁)
答案正如桑塔格所說的,“在中國,一個影像只要對看它的人民有益就是真實的!
難怪自稱是“新現(xiàn)實主義”的安東尼奧尼在離開中國之前說,“意大利反映現(xiàn)實的方式與中國不同,如果按著中同方式反映現(xiàn)實,我拍的電影就成了中國的宣傳品了。”(祝誠:《安東尼奧尼的“新現(xiàn)實主義”是什么貨色》,第192頁)
浩然的怒火其實并不在于安東尼奧尼所拍是否真實,他不否認安氏所拍是真實的,而是因為安氏所拍的不是浩然所認為的真實,是浩然所不想看到的東西,這就如照鏡子,你不能因為照出來的模樣丑陋,就怨恨鏡子,就不承認那是你自己的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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