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軟力量”和“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這兩個美國概念的流行，凸顯中國目前最欠缺的，恰恰就是獨立的觀點和話語權。 　　近年在國際事務討論中，“軟力量”和“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兩個流行詞，跟中國有很大關聯(lián)。國內的很多人，不假深思便以正面的態(tài)度對待這兩個名詞，并經(jīng)常使用。而官方從不會主動使用這兩個名詞，充其量只會于對話當中被動地引用。筆者認為，這兩個概念的大行其道，尤其是以此對中國量體裁衣，說明中國本位意識的喪失，因此對這兩個概念的話語權之爭的性質，必須有充分認識。
　　“軟力量”(soft power)一詞，源自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院長、美國國防部前助理部長約瑟夫?奈(Joseph Nye)2004年3月出版的《軟力量――世界政治中的成功手段》他把“軟力量”定義為“讓其他人做你想讓他們做的事情，即吸引和說服別人的能力，而非恐嚇別人的能力”。
　　
　　“軟力量”是相對于“硬力量”而言的。硬力量即恐嚇能力，來自于一個國家的軍事實力和經(jīng)濟實力，通過經(jīng)濟胡蘿卜或軍事大棒，去威逼利誘別的國家和人民，去干他們本來不會干、或不想干的事情。軟力量則來自于一國的文化、政治制度和價值觀的吸引力，是通過精神和道德誘因，去設置別的國家和人民的議程，讓他們不知不覺地認為這是他們自己想干的事情，因而會自動和樂意地去干的能力。
　　如果一個國家的權力在別人看來是合法的，并被別人看來是一個值得效法的國家，這個國家便毋須在經(jīng)濟上甚至軍事上耗費太多，就可達到自己的目的。在奈看來，冷戰(zhàn)的勝利和美國文化和價值觀念的全球化，是通過新聞、娛樂、廣告等軟力量來實現(xiàn)的。
　　
　　軟力量的陷阱
　　這個軟力量的形成與強大，建基于以美國為大本營的強大西方跨國媒體所控制的全球信息傳播體系制造和流通的新聞和娛樂產品，不斷宣揚西方的制度、組織機構和主流價值觀，并使其合理合法化。而那些西方認為非主流的新聞、信息、思想、體制、組織和個人，在這個主流媒體體系內得不到傳播或正面報道。
　　奈出這本書的目標，是想告訴布什政府，光靠武力建立霸權是事倍功半的做法，并希望促使美國從伊拉克撤軍。無論是伊拉克問題，還是與伊斯蘭國家的關系，硬邦邦的力量不靈光，才想到以柔克勝之道，最終目的依然是要永續(xù)美國的霸權。我們要清楚地認識到，軟力量一詞，從一開始就是與美國的霸權主義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
　　隨著中國硬力量的迅猛提升，奈慢慢開始把中國也扯進軟力量的討論當中，認為中國與美國相比，仍有一段距離，需要頗長時期才能趕上。國際上的參與者也越來越多，大多認為美國的軟力量日趨不振，中國則另有迷人的魅力。
　　正是由于美國為首的西方社會依然強大的軟力量，凡是西方舶來貨色，許多中國人都會自動以為是珍品，不趕快追捧擁抱便趕不上時髦。在跨國信息傳播體系起勁吹噓之下，很自然地，我國不少知識分子又一次被美國的軟力量俘虜了；軟力量一詞今天已經(jīng)登堂入室，昂然進人中國人的思維之中，并成為熱門的公共話題之一。
　　以今天中國的國情，中國的硬力量獲得了巨大發(fā)展，但還遠遠不足以與美國匹敵，而軟力量的差距則更大。我們不得不承認，無論對內對外，我們都不擁有來自價值觀和道德的軟力量。經(jīng)過一個多世紀的破壞，傳統(tǒng)文化的精華喪失殆盡，糟粕卻留下不少，我們千萬不要做阿Q，緬懷著先前闊過便獲得了精神勝利。經(jīng)過半個多世紀的折騰，社會主義文化的精華也所剩無幾，但一些糟粕同樣留了下來。官方多番嘗試回復，經(jīng)歷多場大規(guī)模的宣傳和教育活動。連在黨員和干部中間的效果也不彰顯。
　　有些人不求甚解，自忖中國文化博大精深，軟力量資源雄厚，對軟力量的認識與運用也要比美國老到得多，大可通過如好萊塢式影視制作和國際巨星之類的明星效應，以軟力量與老美抗衡，最后甚至不戰(zhàn)而勝。這是一廂情愿的想法。
　　縱使我們想東施效顰，模仿美國發(fā)展軟力量，也會因為缺乏強大的跨國信息傳播體系這一必要的配套條件，而無法自主地向外投射，有如只有核子武器，卻沒有攜帶的導彈一樣，結果也是無濟于事�；孟胍栏皆谖鞣降目鐕�信息傳播體系中投射中國的軟力量，有如緣木求魚，甚至是與虎謀皮，世上哪有這等便宜事?中國要建立跨國信息傳播體系不但需要龐大的人力物力，更要占領足夠龐大的市場，才能達到可持續(xù)發(fā)展。這需要長時間的經(jīng)營，而最重要的，首先是有自己的獨立觀點和話語權。中國目前最欠缺的，恰恰就是這種獨立觀點和話語權。
　　改革開放30年，乃至新中國成立以來的50多年，盡管中國還存在著很多問題，但是成就也非常突出。中國發(fā)展模式的優(yōu)勢和成績，不僅國際社會缺乏認識，連我們自己也缺乏認識；不僅老百姓缺乏認識，就是黨政干部甚至領導人也缺乏認識。對我們自己的成就，對取得這些成就的原因，基本上說不清楚，其結果就是嚴重缺乏自信，缺乏對自己成就的肯定，缺乏對自己模式正當性的論說，缺乏對自己政治體制的信心；過分渲染它的弊端，對于它的長處幾乎不置一辭，而來自官方的辯護也是軟弱無力，甚至令人生厭。
　　這種狀況不得到根本扭轉，軟力量建設就無從談起。我們還是多花點力氣，努力尋找自己、認識自己、建設自己，而不是按照人家的標準去刻意打扮，去討別人的歡心。軟力量，不提也罷。
　　
　　自己的坐標
　　至于“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一詞，那是高盛集團副董事長，剛出任世界銀行行長的佐立克在任美國副國務卿時，2005年9月在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的晚宴演說中，為布什第二任奠定對華政策基調的用語。
　　佐立克認為，因為中國已成為全球主要的參與者，希望中國能跟美國合作，去維系對中國自己也有利的國際制度。單做國際社會一員不足夠，中國必須覺得事事與自己息息相關，積極參與，與美國和其它國家一道，維持、改革、推進這個已經(jīng)使中國獲得成功的國際體系。
　　國內有不少佐立克的“粉絲”，視他為中國的朋友。對此，人大副委員長成思危有如下的觀察：“從‘中國威脅論’到‘中國責任論’是一個進步。但是，中國還是一個發(fā)展中國家，我們只能承擔和我們發(fā)展程度相適應的、有選擇的責任。中國不能像某些超級大國一樣，包攬世界一切事務。所以，中國現(xiàn)在不是超級大國，永遠也不做超級大國。我們的愿望是，和世界各國一道共同構建一個和諧的世界，讓世界各國人民生活在和平的環(huán)境中，能夠根據(jù)他們國家各自的條件實現(xiàn)發(fā)展，能夠給人民帶來更大的幸福。我想，這是中國提出的‘構建和諧世界’的一個重要的戰(zhàn)略構想�！�
　　以成思危的地位，他這一說法還比較隱晦婉轉。事實上，在全球化的世界，任何國家都是利益相關者，而中國從來都是國際社會中負責任的一員。中國在國際問題上有 自己的主張和政策，而這些主張和政策有的與美國接近，有的殊途同歸，也有些方向相異，都正在贏得其他國家的認可和贊同。中國在區(qū)域合作以及幫助落后國家的發(fā)展援助方面，思路和做法明顯跟美國不一樣，但也正發(fā)揮著越來越大的建設性作用，大受歡迎。這都說明，中國在國際社會中，從來就是一個為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不懈努力的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
　　但是，美國著重提出要中國扮演“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角色，這清楚說明他們的所謂“責任”是別有所指的。說白了，這表示美國寄望中國的國際關系政策要與美國配合，希望中國的發(fā)展能夠按照他們預設的方向前進。路途中遇到各種問題，中國都要按美國的要求行事。如果中國樂于接受這一關系，說得好聽一點，中國是美國霸權的低級合伙人，說得露骨一點，中國成了美國的“馬仔”。這是一個附庸的關系，中國要聽命美國，共同維護美國旗下的和平秩序。
　　中國需要以平和但堅決的行動和聲音告訴世界：中國樂于繼續(xù)扮演國際社會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但不是美國的“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中國朝大國地位邁進，更不會自我矮化，委身作為美國的跟班。
　　總結以上的兩個個案分析，我們很清楚地見到，中國的知識分子時至今日，許多依然未能建立民族自信，缺乏本體思維，因而未能樹立獨立的坐標去觀察世界，并對國際新生的事物和概念作出評估和抉擇，因而往往盲目選取了西方的坐標，被西方的論點牽著鼻子走而不自覺。
　　這樣發(fā)展下去，中國的觀點永遠從屬于西方的觀點，中國的利益，也就在不知不覺當中從屬于西方的利益。中國毋須正面跟美國對頂，更無意破壞現(xiàn)時的世界秩序。但我們有權去選擇自己的發(fā)展道路和模式，根據(jù)自身的需要，以自己決定的時間表和方式，選擇吸收人類共同文明的精華，要善于參與今后游戲規(guī)則的制訂，并且勇于在全球化系統(tǒng)中捍衛(wèi)本位利益與和諧世界的原則。而這一切的起點，都在于要有意識地站穩(wěn)中國本位，以不斷改革開放的目光去探索國際事務的現(xiàn)況和趨向，從而樹立和鞏固中國的國際關系坐標，并逐步奪取話語權。
　　
　　“南水北調”實地調查
　　策劃人語
　　
　　曾幾何時，南水北調在一些宣傳資料中被更多的與2008年北京奧運會聯(lián)系在一起：15天的體育盛會，民族展示的國際舞臺，不遠千里的水浪翻涌。在這一系列聯(lián)想中，這項與三峽工程相比牽涉更廣、影響更大且不可逆的水資源利用的浩大之夢，在機器開工的轟鳴聲中進入現(xiàn)實已近5年了。
　　5年來，關于工程進展的消息被稀釋在信息之海里，直到2007年6月國家審計署關于南水北調辦擠占挪用財政資金的審計報告，才再次把調水“調入”國人的視野。許多人一拍腦袋記起了當年的說法，而2008年，已經(jīng)近在眉睫了。
　　截至發(fā)稿日，已經(jīng)動工的中線、東線工程的整體可研報告尚未獲得發(fā)政委的批復，中線完工日期已調整到2010年；東線沿途省份正在與嚴峻的污染抗爭，以避免“一江污水向北流”的窘境；西線因多個環(huán)節(jié)缺乏科學論證，今年4月，水利部和黃委會的專家還在西部高海拔地區(qū)調研。向北京輸水的重任，改由中線北段的“京石”應急供水工程承擔，同樣缺水嚴重的河北再次被就近汲取。
　　與此同時，3位先后主政國務院三峽辦的老水利專家，批評“南水北調”不過是一個大拼盤，數(shù)次上書推薦“三峽引水”工程作為南水北調的替代方案。
　　檢索本刊以往對中國水利事業(yè)的關注(2003年7月的《理水》，2004年5月《還我清澈長江水》、2006年9月《水旱中國》等)，以及此番前后歷時數(shù)周的實地探訪，對于科學決策的追問一直縈繞其間。
　　不知新老工程與規(guī)劃，能否回答《黃萬里文集》中對國家治河方略的根本性反思與提問――“若按我建議的分流治黃并淤灌淮海平原，每年將獲益幾十億元。只是這樣，沒法進行南水北調了，那怎么可以呢?……”
　　――劉　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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