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視貪官“拒賄” 　　 　　在新中國的反貪歷史上，2001年實在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一年。因為似乎從沒有哪一年像這一年這樣，將那么多讓老百姓恨得牙癢的貪官們掀落馬下，也沒有哪一年像這一年這樣，將那么多的腐敗重災區(qū)連根拔起。廈門、沈陽、廣西、潮汕等等，一個又一個。
　　貪官一抓一窩，是2001年反貪給人的最突出印象。由個案到窩案，在說明我們反腐的力度在不斷加大的同時，也反映出，在中國，腐敗已有了自身滋生的土壤，它見血封喉、移橘成枳。
　　貪官之所以成為貪官，肯定是有原因的。但不少貪官往往不是從他們自身找原因，總試圖將自己打扮成受害者，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為自己受貪辯解的最大幌子。貪官們的“江湖”到底是個什么樣？為什么會讓那么多人一入江湖，就身不由己呢？一個貪官就像一個邪惡的標本，剖開它的內里，腐敗的土壤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我們不妨看看貪官們的懺悔書，或許可以找到鏟除貪官們滋生土壤的鑰匙。
　　
　　貪官概嘆：拒賄真難
　　
　　在2001年被抓的貪官中，原廣東省揭陽市委常委兼普寧市委書記丁偉斌無論從官職還是從貪功，都算不上是最突出的，但論寫懺悔書的水平，他卻是寫得最好的，不枉有兩個研究生學歷。
　　在丁偉斌的懺悔書中，他將自己滑入萬丈深淵的原因歸結為，除了自身的原因外，社會織就的一張無形的大網撐不破是另一個重要原因。這個大網就是：賄賂成風，拒絕太難。
　　據丁偉斌交代，為官十多年來，他曾采取了四種方式拒賄。第一種是事后回贈。對曾送過錢物的人，在他們搬新居、娶親、出游時，就回贈些錢物。但受贈者大多認為下級給上級送禮天經地義，上級回贈就會受寵若驚，在其它時候加倍奉還。這種方式反而讓送禮者送得更多，這種方式后來不敢用；第二種是當場拒收。但送禮者絕大多數是你推我搡，最后是扔下錢物就跑，一點辦法都沒有。對送上門的紅包，能夠當場頂回去的不到百分之一二；第三種是事后退回。對一些送禮較豐厚的，單獨約見送禮者，勸他收回。但在下個節(jié)日，這些人往往又送了回來，還是推辭不掉。幾年來能退回的也就是十多次，耗費精力巨大，卻收效甚微；第四種是，在節(jié)后上繳。但因為有一次上繳的錢物太多，就有了不少議論，連一些外地的老領導都說他不應上繳那么多，以免影響左鄰右舍的關系，在領導層中受孤立、遭冷落。
　　“是我自己走著，干部隊伍中一些人把我推著，親人們把我護著，社會上親近的人把我哄著，使我朝這腐化墮落之路一直走著，而且越走越快，越走越遠，最終滑入了不可挽救的萬丈深淵！”這是丁偉斌在懺悔書中的概嘆。
　　盡管丁偉斌的懺悔書有為自己粉飾的因素，但他所描述的拒賄難應是有著現(xiàn)實基礎的。這從不少貪官的懺悔書中都可以看到類似的表述。
　　
　　拒賄難的社會基礎：
　　權力的超高含金量
　　
　　丁偉斌的職務是原廣東省揭陽市委常委兼普寧市委書記，頂多也就是個副廳級，然而，就是這個不怎么起眼的副廳級干部，其權力的含金量卻依然高得驚人。
　　據丁偉斌在他的懺悔書中交代，僅在他就任普寧市委書記短短的4年間，中秋、春節(jié)8個大節(jié)中，光上繳的紅包金額就達58萬多人民幣、8萬多港元、兩三千美元。這還只是上繳的，僅占所接受的紅包總量的一小部分。沒上繳的數額至少應是這個數的幾倍。他在描述春節(jié)、中秋別人上門送禮的情況時用了“絡繹不絕”這個詞。他在深圳歇歇腳，一個干部送的小意思就是港幣5萬元。
　　當然，作為副廳級干部的丁偉斌比起副部級的高官們來說，就屬小巫見大巫了。原公安部副部長李紀周，從賴昌星那里一次就收到了50萬美元的孝敬錢。而原江西省副省長胡長清在任職期間，竟是日進萬金。
　　當別人將人民賦予的權力用到為人民服務時，他們卻將權力帶進了交易場。失去監(jiān)督的權力竟有如此驚人的含金量。
　　權力的含金量到底有多大？原廣東省人大副主任于飛，一個指令就可以讓他的女兒女婿少交地價款幾個億，獲利數千萬元。
　　權力為什么會有如此高的含金量？在廈門遠華走私案中翻身落馬的中國工商銀行福建省分行原行長葉季諶在他在懺悔書中講得清清楚楚：“目睹一部分人因土地、勞動力、生產資料等剛進入商品經濟市場范疇，而先機取得或占有，并通過這些寶貴資源供求關系迅速變化而致富，從而積累起一定規(guī)模的資產走向大生產。也看到另一些人利用生產資料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時實行‘雙軌制’中依靠‘關系’取得經營特權而積累財富。就迷失了方向�！�
　　權力在分配資源過程中具有點石成金的神奇魔力。這一點，飽嘗權力甜頭的李紀周講得非常明白：給他們一點方便，他們就可以受用無窮，介入市場的權力可以讓“投資者”以最少的投資搏取最大的超額利潤。有了這樣的好“買賣”，誰舍不得“投資”呢？
　　
　　拒賄難的心理基礎：
　　送禮文化“蔚然成風”
　　
　　從貪官們的拒賄難中，我們可以看到一種可怕的社會心理基礎：送禮文化。也許正是這種文化讓貪官們貪得輕松，貪得自然，貪得毫無顧忌。
　　首先是下級給上級送禮天經地義。在丁偉斌的懺悔書中，他給我們詳細描摹出了一幅行賄、助賄的社會圖景：每年春節(jié)、中秋是行賄的高潮期。在他的家中，送禮者是一個還未走，另一個又來了，相互間既心照不宣又不愿讓對方知道底細。送禮者理所當然，受禮者安之若素。如果上級不收，或是被上級退回了，便是失去了面子，證明自己沒能得到領導的信任。上級如果有所回贈，則應該認為是領導在“拋磚引玉”，必須另找適當的時間和場合“加倍償還”。
　　有了這樣不屈不撓，禮不送到不罷休的下級，上級要拒也真不容易。
　　其次是講廉潔不能壞了官場規(guī)矩。從丁偉斌的懺悔書看，拒賄難最難的恐怕還是在這里。他在懺悔書中多次講到了他拒賄的“遭遇”：同事、朋友、同學勸他不該每年春節(jié)、中秋上繳那么多，以免在領導層中受孤立、被冷落。有老領導更是提醒他不要上繳那么多，以免影響左鄰右舍的關系。
　　為什么上繳多了就會影響左鄰右舍的關系呢？老領導語焉不詳。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繳多了一方面暴露了領導受賄的行情，另一方面讓其他沒有上繳或少上繳的領導產生了壓力。壞了官場的規(guī)矩。
　　有“缺乏監(jiān)督的制度”這樣的制度，有“下級給上級送禮天經地義”這樣的文化，則我們對于行賄受賄的理解便會更深一層，對反腐艱巨性、長期性的思想準備也應更強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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