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實力對比變化和美國政策優(yōu)先議題的變動，不是任何一個國家的決策者所能決定的。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諸多人為因素也對中美關系的走向產生影響。 　　 　　1月18日胡錦濤主席應邀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這是奧巴馬任內中國國家元首對美國的首次國事訪問，也是在中美關系跌宕起伏、漂泊不定的背景下進行的一次國事訪問。人們有理由期待這次訪問能夠讓中美關系回到健康發(fā)展的軌道上來，甚至能夠為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中美關系的穩(wěn)定確立一個戰(zhàn)略框架。但是，中美關系要往前走，必須理解是在什么樣的基礎上往前走，這樣才能看清往前走的潛力和制約，才能較好地選擇往前走的路徑。
　　
　　過去的三大成果
　　
　　隨著上世紀90年代初冷戰(zhàn)的結束及兩極格局的解體，北京在1989年經歷了一場政治風波，西方普遍擔憂，中國將取代蘇聯(lián)成為其對立面，中國可能排斥西方主導下的國際體系，另起爐灶，在市場經濟、民主政治的道路上止步不前，逐步回歸保守。在這種背景下，當時的克林頓政府制定了對華接觸政策，通過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方面的試探性接觸，引導中國在國際上融入現(xiàn)存國際體系，在國內繼續(xù)推行經濟政治改革。當時，中美關系的核心問題是“敵”、“友”問題。如果中國不能融入現(xiàn)存國際體系，成為體系的挑戰(zhàn)者，那么中國就是美國的敵人。當時美國流行的一句話是“你把中國當作敵人，中國就可能真的成為敵人”。也就是說，如果美國排斥中國，中國就不會融入國際體系。
　　在美國對中國實行接觸政策時期 ，中國充分地融入了國際體系，加入了絕大多數(shù)國際機制。2005年美國副國務卿佐利克正式宣布，中國已經是國際體系中的一員了，并且是現(xiàn)存國際體系的受益者。也就說，接觸政策的基本目標已經實現(xiàn)，“敵”、“友”問題基本解決。實際上，美國只是部分實現(xiàn)了對華政策目標。在國際上，中國雖然已經充分融入了國際體系，但是在外交政策上保持了高度的自主性和獨特性，而且在融入的同時也在努力改造現(xiàn)存國際體系。在國內，中國在進行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的同時，努力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最終，中國產生了被西方稱之為“中國模式”的新體制。因此，美國一直有人批評其對華政策是失敗的，沒有實現(xiàn)預期目標。
　　中國在根據自身改革開放需要，不斷融入國際體系、摸索自身發(fā)展道路的同時，對美戰(zhàn)略定位也在發(fā)生顯著變化。上個世紀最后十年，中國一直視美國為中國崛起的最主要外部障礙。1992年中共十四大報告指出，“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存在，始終是解決和平與發(fā)展問題的主要障礙。”顯而易見，這里的“霸權主義、強權政治”主要是指美國，美國是中國追求和平與發(fā)展的主要障礙。15年后，2007年中共十七大報告指出，國與國相互依存日益緊密，國際力量對比朝著有利于維護世界和平方向發(fā)展，國際形勢總體穩(wěn)定。同時，世界仍然很不安寧。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依然存在，局部沖突和熱點問題此起彼伏，全球經濟失衡加劇，南北差距拉大，傳統(tǒng)安全威脅和非傳統(tǒng)安全威脅相互交織，世界和平與發(fā)展面臨諸多難題和挑戰(zhàn)。這里主要強調了國與國之間的相互依賴，當然也提到美國的“霸權主義”，但只是作為世界“不安寧”的五大原因之一。可見，中國目前更多地視美國為相互依賴的另一方，而不再是“主要障礙”了。
　　總體而言，通過十多年的交往和磨合，中美均不視對方為“不可避免的敵人”，盡管雙方是否為“友”的問題仍未解決，但是否為“敵”的問題基本上解決了。雙方均視中美關系為雙贏博弈，而不是零和游戲，這個問題的解決是中美關系向前走的基礎。
　　中美關系的另一大變化是從“安全主導型”雙邊關系轉向了“復合依賴型”�！皬秃舷嗷ヒ蕾嚒钡碾p邊關系有三大特征：國家之間交往渠道的多樣化、軍事力量的作用下降、缺乏主導性議題。經過冷戰(zhàn)后30年的發(fā)展，中美關系早已經超越國家對國家的關系，而成為國家對國家、政府部門對政府部門、城市對城市、企業(yè)對企業(yè)、個人對個人等多層次、多渠道交流。多元化、多渠道的交往，必然導致利益的多樣化和政策的復雜化，從對外交往中獲益不等的機構、企業(yè)和人群，也會形成某種形式的政策共同體。早在1999年，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江憶恩就預測，當中國從國際體制中得到利益并開始認同這個體制時，新的利益集團就會隨之出現(xiàn)。在多元化的利益中，沒有一個議題能主導全局。在冷戰(zhàn)結束后的一段時間里，中美兩國學者總是習慣說，某一個問題是中美關系中最核心的問題，只要這個問題解決了，其他問題就將迎刃而解。的確，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中美雙方都在關注少數(shù)幾個問題。實際上，軍事安全一直是一個主導性因素，中美之間的任何一種交往，都要放到軍事安全的天平上衡量一下。但是，在2009年首屆中美戰(zhàn)略與經濟對話中，中美兩國之間的對話除了涉及傳統(tǒng)的臺灣、人權和貿易議題，還涉及阿富汗、伊朗、朝鮮、巴基斯坦、蘇丹、能源、氣候變化等地區(qū)性或全球性議題，難怪中國國務委員戴秉國說，“除了沒有討論上月球，我們討論了很多問題”。
　　在“復合相互依賴型”雙邊關系中，沒有一個因素能夠主導中美關系的全局，經濟、軍事、政治關系都在各自的軌道上發(fā)展，都按各自的規(guī)模運行。經濟談判的失敗并不意味著軍事合作的延緩，軍事關系的冷淡也不影響雙方的經濟合作。在經濟領域內部，在某個議題上的雙邊沖突會影響到國內的一個特定利益集團，但不會上升到對整個國家的影響，在這樣一種關系下，制定統(tǒng)一、連續(xù)的對外政策的難度在逐漸增加。、
　　在臺灣問題上，美國是否支持“臺獨”的問題在過去得到了解決，中美在臺灣問題上的互信逐漸增強。上個世紀90年代初，大部分中國學者認為，“臺獨”運動得到了美國的默許或支持，李登輝的“兩國論”和其他“臺獨”活動似乎都有美國的背景。在克林頓政府執(zhí)政時代，盡管美國口頭承諾“三不”政策，可是中國仍然懷疑其可靠性。后來陳水扁的“臺獨”運動倒是幫了中美兩國的忙。在應對陳水扁的“臺獨”過程中，美國日益認識到了“臺獨”的危害性，中國也逐漸認識到美國反對“臺獨”的真實性。這一問題的解決，大大加強了中美間的戰(zhàn)略互信。
　　
　　三大挑戰(zhàn)仍然阻礙未來的中美關系
　　
　　上述三大成果是中美關系繼續(xù)向前發(fā)展的基礎和起點，但是向何處發(fā)展卻更多地由當前存在的挑戰(zhàn)所決定。簡單而言，中美關系面臨最迫切、最重要的挑戰(zhàn)有三個：戰(zhàn)略互信、政治沖突和經濟平衡。
　　中國是規(guī)模最大的崛起中國家，美國則是惟一的超級大國，中美關系正好符合現(xiàn)實主義所設定的“崛起大國同現(xiàn)存大國之間的沖突”模式，這是中美戰(zhàn)略互信的最大挑戰(zhàn)，也被稱為中美關系的“結構性矛盾”。 為應對這個結構性矛盾，中美雙方實際都在采取“兩手政策”。在美國方面，一方面積極開展對華合作，另一方面就是要防范中國的崛起，即所謂的“兩面下注”。美國副國務卿佐利克2005年9月21日在“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就中美關系發(fā)表專題演講時明確指出，“難以預料中國將如何運用其力量，將導致美國及其他國家做好兩手準備處理對華關系。很多國家都希望中國走‘和平崛起’之路，但誰也不會以自己的未來作賭注�！薄敖佑|”+“防范”或“兩手”或“兩面下注”的對華政策是中美戰(zhàn)略互不信任的根本原因。2009年9月24日，美國副國務卿斯坦伯格提出“戰(zhàn)略保證”的概念，美國保證歡迎中國的崛起，不會采取行動遏制中國，同時中國要保證其崛起不以美國及其盟國的利益為代價。這是美國政府高層官員首次試圖破解“兩面下注”政策的困境，可是到目前為止這一問題不但沒有解決，甚至還有惡化趨勢，這也就是中美兩國之間戰(zhàn)略互信缺失的根本原因。
　　由于中美兩國文化、政治制度和發(fā)展階段的不同，雙邊政治沖突不斷。對中國而言，最不滿意的是，美國干涉中國內政，利用人權、西藏、新疆、臺灣等問題遏制中國、分裂中國、西化中國。這些問題都是中國內政，涉及中國核心利益，事關中國主權、政治制度等敏感問題，是中國所界定的中美關系中最重要的議題。中國國務委員戴秉國在2009年7月舉行的首屆中美戰(zhàn)略與經濟對話上指出，中國的核心利益第一是維護基本制度和國家安全，其次是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第三是經濟社會的持續(xù)穩(wěn)定發(fā)展。由此可見，政治制度安全、領土主權完整和經濟社會發(fā)展是中國目前界定的三大核心利益，全部是中國的內政問題。在這些問題上，美國關于人權、宗教自由、言論自由、地區(qū)和平、保護少數(shù)民族文化的說辭，在中國基本上沒有市場。絕大部分中國人相信美國是要借這些問題遏制中國、削弱中國。過去十多年里，政治沖突嚴重干擾中美關系發(fā)展，目前仍是中美關系發(fā)展的主要障礙。
　　中美經濟關系在不斷加深的同時，形成了一種危險的共生關系，雙邊經濟不平衡是兩國共同面臨的難題。中國過度依賴對美國的出口，對美出口占中國全部出口總量的30%左右，出口占經濟總量的比重高達40%左右。美國經濟則過度依賴中國資本與國內消費，2008年中國購買了美國政府對外債券的46%，國內消費占美國GDP比重為72%。從長遠看，這種不平衡是危險的、難以維持的。特別是金融危機以來，美國執(zhí)行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中國采取了刺激經濟的做法，兩國經濟的不平衡情況實際上是在惡化。如何實現(xiàn)中美經濟再平衡，涉及中美兩國根本性的國內政策，任何一國都不可能輕易實現(xiàn)經濟結構的轉型。中美經濟不平衡將是一個長期存在的、隨時都可能爆破的議題。
　　
　　盡人事，聽天命
　　
　　從戰(zhàn)略層面看，兩手政策、政治沖突和經濟問題的解決或緩解，實際上取決于中美兩國實力對比的變化情況。過去，中美關系之所以能夠在摩擦中不斷前進，就是因為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美國實力也在不斷增長，美國的危機感并不特別強。也就是說，如果中美兩國的實力都在不斷成長，中美兩國呈現(xiàn)出的是一種“雙贏”局面，中美關系良性互動的可能性就越大。國際金融危機后，中國經濟實力增長相對較快，而美國的經濟實力卻在下降，中美關系發(fā)展的大環(huán)境有所惡化。一旦美國人的自信心下降，美國對中國崛起的容忍度就會隨之下降，中美之間的沖突就會相應增加。
　　在戰(zhàn)術層面上，2010年中美關系惡化是由美國政策優(yōu)先議題變化所造成的。2009年美國政策的主要任務是穩(wěn)定金融秩序、推動新能源法案，中國對其而言至關重要。在金融方面，中國手中持有近萬億美元的美國國債，確保中國不拋售美國國債是美國金融穩(wěn)定的頭等大事。在新能源法案問題上，能否就氣候變化問題與中國達成一致，直接關系到國會是否能夠通過新能源法案。在這一背景下，中美關系中一切不和諧的因素都被美國“和諧”掉了。這一時期，白宮親自掌握對華決策權，主導和調度對華政策的方方面面，其他政府部門必須跟著白宮的主旋律起舞。然而，2010年后美國穩(wěn)定金融體系的任務已經基本完成，增加就業(yè)、創(chuàng)造就業(yè)成為奧巴馬政府的首要目標。在這一點上，中國是美國的競爭對手。另外，由于奧巴馬的新能源法案在國會受阻，氣候變化議題從美國的重要議事日程上消失，中國對美國的重要性急劇下降。于是，從2010年開始，中美關系的決策模式從“白宮主導時期”進入了“自由漂流時期”。美國對華政策從“白宮主導“轉而由“內閣主導”，即由國防部、國務院和財政部等各部門各行其事。
　　中美實力對比變化和美國政策優(yōu)先議題的變動，不是任何一個國家的決策者所能決定的，在這一部分，中美關系應當是“聽天命”的。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諸多人為因素也對中美關系的走向產生影響。
　　在戰(zhàn)略層次或者結構性矛盾方面，當務之急是兩國如何防止和應對過激民族主義的負面影響。中美兩國實力地位發(fā)生的劇烈變化所激發(fā)的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嚴重影響和制約政府的決策。對正在上升的中國而言，民族主義者往往夸大中國的國家實力，要求中國政府采取更具進攻性的外交政策，實現(xiàn)更宏偉的外交目標。對相對停滯不前的美國而言，民族主義者則過度渲染美國的衰落，要求美國盡早采取防范中國的政策，確保美國的一超地位不被中國取代。在現(xiàn)代社會，政府雖然很難控制本國的民族主義，但是要避免挑動民族主義，在中國對美決策、美國對華決策中，民族主義不僅是一個影響決策的因素，而且決策者應當慎重考慮某項決策對本國民族主義、對方國民族主義的影響，及其對中美戰(zhàn)略互信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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