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中國當代文學而言，1984年是一個重要的年份，在經歷過“傷痕文學”、“反思文學”階段與有關“朦朧詩”、“現(xiàn)代派”、文學“主體性”問題的討論之后，一個文學創(chuàng)作“個人化”的時代，已是呼之欲出。近現(xiàn)代以降，由于嚴峻的民族生存危機，啟蒙救亡成為壓倒一切的主題，文學義不容辭地成為救國救民的武器，成為時代精神的號筒、政治斗爭的工具，文學本性的異化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拔母铩苯Y束，否極泰來，社會進入較正常的軌道，文學逐步擺脫政治的控制，回歸自己的世界。值得注意的是，這場文學獨立、“個人化”的運動，是在“文化尋根”的背景下發(fā)生的。
　　阿城的小說《棋王》，是“文學尋根”的始作俑者，1984年夏在《上海文學》發(fā)表時，洛陽紙貴，竟至于有“京城傾巢說《棋王》”的夸語。文壇中堅王蒙視之為奇文，贊其“口語化而不流俗，古典美而不迂腐，民族化而不過‘土’，嘎嘣利落但仍然細密有致，刻畫入微卻又惜墨如金。”
　　《棋王》主要寫兩件事：“吃”和“棋”，通過對“我”與平民象棋高手王一生的邂逅、交往和最后共同經歷的一對九車輪大戰(zhàn)的描寫，揭示這樣一個主題：“衣食是本，自有人類，就是每日在忙這個�？舌笤谄渲�，終于還不太像人。”分析起來，《棋王》的魔力既來自于對中國古典小說精華的繼承，也來自于對西方現(xiàn)代小說技巧不動聲色的借鑒，兩者水乳交融，天衣無縫。這具體表現(xiàn)在：作者不編織復雜巧妙的故事情節(jié)，也不對人物內心世界做精雕細刻，但憑一筆出神入化的白描，平鋪直敘，從容道來，顯示出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風范。小說一上來就這樣寫道：“車站是亂得不能再亂，成千上萬的人都在說話。誰也不去注意那條臨時掛起來的大紅標語。這標語大約掛了不少次，字紙都折得有些壞。喇叭里放著一首又一首的語錄歌兒，唱得大家心更慌。”這段文字令人想起《水滸》、《儒林外史》中的千錘百煉的文字。然而《棋王》并不是中國古典小說的翻版，而是一篇現(xiàn)代中國小說，中國古典小說創(chuàng)作中沒有“敘事人”這種來自西方的技法，一切仰仗全知全能的作者，視角大而化之，結構固定單一，《棋王》打破了這種模式，充分發(fā)揮敘事人“我”的功能，他是作者的化身，作為小說中的重要人物與主人公王一生保持著互動，單聲部于是變成了復調，小說因此而獲得了鮮明的現(xiàn)代感。
　　《棋王》散發(fā)著地道的中國味，沒有刻意“尋”根，而“根”自在。這是敘事方式與題材高度契合的結果。無怪有人將《棋王》與茨威格的《象棋的故事》相比較，認為《棋王》不落下風，“通篇散發(fā)中國文學特具的油墨香，它的品質來自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偉大熏陶。每個字都直取文化的深層”。正是這一點把阿城與同輩的知青作家拉開了距離。阿城出生文化名人家庭，八歲之前住宿育英小學，過著優(yōu)越的生活。1957年，父親鐘惦?因一篇《電影的鑼鼓》被打成右派，家道從此中落，阿城早早體驗到世態(tài)炎涼。然而邊緣化的結果，使他有機會接觸另一個世界，它隱藏在琉璃廠的舊書肆、古玩店里，阿城在那里流連忘返，觸摸被遺忘的前朝歷史，不經意間接受了中國古代士紳文化的洗禮。這段陰差陽錯的經歷，竟使他成為一條漏網(wǎng)之魚，在知識結構上發(fā)生代際錯位。確實，阿城的文風與其說屬于知青一代，不如說與民國那一輩的文化人更加接近。
　　在《文化制約著人類》一文里，阿城通篇談“文化”，只字不提“尋根”，這與同輩尋根作家形成耐人尋味的對比。在阿城看來，中國文學尚沒有建立在一個廣泛深厚的文化開掘之中，而沒有一個強大的、獨特的文化限制，是達不到文學先進水平這種自由的；五四運動對中國社會的變革有不容否定的進步意義，但它對民族文化的虛無主義的態(tài)度，加上中國社會一直動蕩不安，使民族文化斷裂延續(xù)至今，“文革”時更加徹底，把民族文化判給階級文化，橫掃一遍，差點連遮羞布也沒有了。這是對近代以降中國文化／文學悲觀的估計。在這樣的背景下，阿城開出的藥方不能不顯得格外悲壯。20年之后，阿城與人談“尋根文學”時這樣說道：“我的文化構成讓我知道根是什么，我不要尋。我知道這個根已經斷了，在我看來，中國文化已經消失了半個世紀了，原因是產生并且保持中國文化的土壤已經被鏟除了�！焙靡桓薄氨娙私宰砦要毿选钡淖藨B(tài)，阿城儼然成了中國文化碩果僅存的獨苗。然而具有反諷意味的是，甚至阿城自己，后來都離開了自己的文學土壤，趕時髦跑去美國，弄起別的營生，未能將“尋根文學”進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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