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2月13日，澳大利亞新任總理陸克文在國會重開之際。兌現(xiàn)競選時的承諾。向澳洲原住民正式道歉。 　　那一天，國會大廳擠滿了前來旁聽的原住民和具有各種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成千上萬的市民駐足馬路旁與公共場所，屏著呼吸傾聽新總理的講演。“對不起”這樣簡簡單單三個字宛如萬鈞雷霆，在成千上萬聽眾的頭頂滾過。驟然間爆發(fā)出經(jīng)久不息的歡呼聲、鼓掌聲，許多人扼腕長嘆。許多人熱淚長流。
　　
　　文明史背后的一幕悲劇
　　
　　這是人類文明史背后的一幕悲劇，是19世紀60年代初到20世紀60年代末。前后長達100多年的一段歷史!自從1788年1月19日第一批英國殖民者踏上植物灣。開始開拓澳大利亞，并且對原住民實行種族滅絕政策以來。澳大利亞原住民一直生活在血雨腥風之中。到了1860年，面對這個雖經(jīng)“滅絕”。卻依然頑強生存的民族，維多利亞州政府最早立法。動用警察，將澳洲原住民的孩子從父母身邊強行奪走，交由政府、教會機構(gòu)、白人家庭撫養(yǎng)。試圖以這樣一種有悖人倫的方式，徹底改變在這塊土地上已經(jīng)生存四萬年的原住民。1950年。澳大利亞其他州紛紛效仿。骨肉離散的人間悲劇愈演愈烈，直到1970年，大幕才緩緩落下，但是已經(jīng)造就了陸克文總理所說的“被偷走的一代”。
　　100多年來，對于“被偷走的一代”，盡管也有反對的聲音，但是由于“白澳政策”在澳大利亞始終占據(jù)絕對的統(tǒng)治地位，這個聲音被完全淹沒。最近20多年來。隨著“多元文化”在澳大利亞深入人心，原住民的民族意識日益覺醒。反映“被偷走的一代”的文學作品在澳大利亞越來越多，產(chǎn)生的影響也越來越深遠，其中最受歡迎的當屬原住民作家多莉絲?皮金頓創(chuàng)作的《漫漫回家路》(又譯《防兔籬笆》)。該書于2002年在澳大利亞出版，隨即被拍成電影，在西方世界引起廣泛關(guān)注。2005年作品被介紹到中國。2006年夏，多莉絲作為澳大利亞作家團的成員到中國訪問。澳駐華使館為此舉行了包括放映電影在內(nèi)的一系列活動。筆者有幸應邀參加了這些活動，和多莉絲小有接觸，她的作品和電影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多莉絲本人就是“被偷走的一代”的一員。小時候，她被迫與家人分離。被政府強行送到“土著人居留地”，在那里度過童年時代。18歲時，她參加了首批原住民醫(yī)護培訓班。后來又學習了新聞專業(yè)，并從事影視工作。她的母親和姨媽則是《漫漫回家路》的主人公――1931年三個被警察從母親懷抱里搶走的女孩。這三個孩子不堪忍受居留地惡劣的生存環(huán)境，更無法忍受與家人分離的痛苦。冒著生命危險，逃離了西澳大利亞首府珀斯北部的穆爾河土著居留地。“漫漫回家路”，天上盤旋著追蹤巡邏的飛機。地上奔走著圍追堵截的警察。三個最大才14歲的女孩沒有任何生活必需品。更沒有地圖、羅盤。她們穿著破爛的衣衫，打著赤腳，艱難跋涉了1600公里。穿越茫茫無際的西澳大陸。終于回到家鄉(xiāng)吉嘎倫。
　　三個女孩表現(xiàn)出的勇氣和堅韌不拔的意志集中反映了原住民賴以延續(xù)、發(fā)展的民族精神。正是這樣一種精神，才使得這個古老的民族200多年來在種族滅絕的野火中頑強地生存了下來。
　　
　　拜訪老加布
　　
　　事實上，反映“被偷走的一代”和“白澳政策”對原住民迫害的文學作品絕非《漫漫回家路》一部。僅筆者之所見就可以列出許多。早在1988年，我有幸訪問了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原住民聚居地的部落酋長加布。那年他85歲。長髯飄飄，穿一件印著“萬歲”兩個漢字的白T恤衫。后來，他親口告訴我，他母親是中國廣東人。果然，我從許多澳大利亞朋友那里得知，澳北部有相當一部分原住民是華人后裔，有的人至今仍保留著華人的姓氏。生于1903年的老加布是歷史的見證。他不但是部落酋長，還是詩人。他給我講述了許多關(guān)于“被偷走的一代”的故事。還敲擊著兩根長不到一尺的細木棒。為我唱了一首古老的民歌。那悲愴凄惋的歌聲至今在我耳邊回蕩：
　　我們美麗的家園被白人侵占了，
　　我們美麗的山林被白人侵占了。
　　我們四處漂泊。妻離子散。
　　我們翹首期盼，團聚在尤卡貝尼湖畔……
　　
　　“拒絕接受這種現(xiàn)狀”
　　
　　1988年，我還在“澳大利亞文學第十屆年會”結(jié)識了一位名叫科林?約翰遜的原住民作家。他和多莉絲一樣，也出生在西澳大利亞。到1988年。他已經(jīng)創(chuàng)作了四部反映原住民生活的長篇小說和多種戲劇與詩歌，被稱為第二代原住民作家的領(lǐng)軍人物。文藝評論家維羅妮卡?布拉德利在為他的一本詩集寫的后記里說：“他提醒我們。原住民的土地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的記憶。有神圣的場所，有悠久的歷史。而這一切我們非原住民澳大利亞人知之甚少……結(jié)果，原住民甚至在他們自己的國家變成了陌生人�！�
　　事實上。不僅是科林、多莉絲這樣一大批原住民作家“拒絕接受這種現(xiàn)狀”。許許多多歐裔澳大利亞人也如此。我認識的澳大利亞作家和我翻譯的一些澳大利亞文學作品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我的朋友、著名作家尼古拉斯?周思的作品對“被偷走的一代”多有描述�！妒赝�者》的主人公克萊夫就是在教會和白人家里長大的一個“被偷走的一代”�？巳R夫勤奮好學、才華出眾，大學畢業(yè)后。到主管原住民事務的政府部門任職，為原住民的土地和利益不懈奔走。尼古拉斯對這個人物贊美有加，充分表明了他在這個澳大利亞人無法回避的問題上的立場和看法。
　　我的另一個朋友、澳大利亞著名作家亞歷克斯?米勒的作品也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原住民問題。長篇小說《石鄉(xiāng)行》的男主人公博也是一個家世復雜的原住民。博與兒時的伙伴，白人女大學教師伊莎貝拉相戀的故事。從另外一個角度演繹了澳大利亞近百年來這一段被扭曲的歷史。2007年夏天我應澳中理事會之邀訪問澳大利亞，在墨爾本期間，亞歷克斯特意把一位更年輕、可以稱之為第三代原住民作家的阿尼塔?黑斯請到家里與我共進晚餐。阿尼塔雖然年輕，但著述頗豐，是第一個原住民文學專業(yè)的博士。阿尼塔把自己新近出版的獲獎小說《我是誰》送給我。希望我能把它介紹到中國。
　　
　　文學作品引起的反思
　　
　　凡此種種都說明，陸克文總理的道歉絕非心血來潮。而是有著深厚而廣泛的社會基礎(chǔ)。文學藝術(shù)作為政治的晴雨表。從來就以“先聲奪人”之勢。引導社會輿論、激蕩革命潮流。幾十年來，在抨擊“白澳政策”的斗爭中。澳大利亞有良知的作家、藝術(shù)家也始終以自己的作品影響著國內(nèi)政策的走向。反映“被偷走的一代”的作品出版后，無論歐洲裔澳大利亞人還是華裔澳大利亞人，或者澳大利亞原住民。都對這一歷史遺留問題開始深刻的反思。人們愈來愈清楚地認識到，不從根本上解決原住民，包括“被偷走的一代”的問題。澳大利亞就不會有真正的和諧發(fā)展。
　　人們不會忘記。1988年，當英國女王在悉尼港觀看為慶祝澳大利亞建國200周年而綻放的美麗焰火時。成千上萬的原住民走上街頭�？棺h游行。他們不承認祖祖輩輩繁衍生息的古老的澳洲大陸只有短短200年的歷史。人們也不會忘記，舊國會大廈前廣場上矗立著的那座原住民為表示抗爭而搭建的“帳篷大使館”。它像一根無法拔掉的刺，扎在澳大利亞政府和人民的心上，讓人寢食不安。
　　需要指出的是，為了消除種族隔閡，澳大利亞歷屆政府也做出過程度不同的努力。上述文學作品的創(chuàng)作、出版和翻譯。都是政府有關(guān)部門積極支持的結(jié)果。“白澳政策”造就了“被偷走的一代”。而“被偷走的一代”又最終成了它的掘墓人。這就是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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