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帆影 　　 　　李揚帆 　　北京大學 　　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 博士 　　 　　天朝的幻象如同酒精的作用,長期麻醉中國的士大夫｡即便是具有驚人洞察力的愛國者､詩人和學者,他們的靈魂也常常徜徉于自欺欺人的天朝迷夢中不能自拔｡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時期的龔自珍､林則徐和曾國藩,均不能擺脫這千年酒精的麻醉作用｡
　　發(fā)出“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悲鳴的龔自珍做過禮部主事(正六品)｡其精神也可嘉,其世界觀也可悲｡他在論說中國的對外關系時說:“我朝蕃服分二類,其朝貢之事,有隸理藩院者,有隸主客司者｡……隸主客司者,曰朝鮮,曰越南,……曰琉球,曰西洋諸國｡西洋諸國,……一曰意達利亞,一曰博爾都噶爾,一曰英咭?｡自朝鮮至琉球,貢有額有期,朝有期｡西洋諸國,貢無定額,無定期｡”
　　所謂“西洋諸國,貢無定額,無定期”,事實上,西洋諸國來的大多是商人,而龔自珍一廂情愿地把他們視為貢使,是其天朝大國思想使然｡
　　1841年,鴉片戰(zhàn)爭打得不可開交之際,龔自珍去世｡此前,龔自珍獻給林則徐的秘密武器竟是明朝的戰(zhàn)船和火炮!
　　龔自珍和林則徐曾經均為著名的“宣南詩社”成員｡宣南詩社為鴉片戰(zhàn)爭前在京開明士大夫們的聚會組織,因在宣武門南而得名,其后期倡導經世致用,關注民生｡但是,這些人的眼光畢竟有其局限,看到了國內,而不知有國外;看到了民生,而不知有外交｡
　　故此,林則徐在與英國人的交往中,把禁煙政策僅僅當成是國內政策,沒有考慮到這一政策會導致國際糾紛,為禁鴉片,斷絕與外國的一切通商,似顯過于武斷｡這是其天朝禮治思想中的重大缺憾｡
　　林則徐得知英國準備動武的消息后,認為“知彼乃不敢以欺凌他國之術窺伺中華”(1839年9月)｡又在得到葡萄牙人通報的､英國已將本土及印度的12艘戰(zhàn)艦派往中國時,他發(fā)布總督諭令稱“此等謊言,原不過義律等張大其詞,無足深論”(1840年2月)｡又在看到英艦四艘抵達廣東海面后,他奏稱“查英夷來船,所配兵械較多,實乃運載鴉片”!(1840年6月)｡當英軍已經占領舟山十二天之后,林則徐的奏折才到達北京(1840年7月17日)｡三天后,浙江巡撫報稱舟山失陷的奏折也到京｡如此前后矛盾的現(xiàn)象,導致道光帝大怒｡
　　可見,林則徐雖勇于任事､愛國愛民､精神可嘉,但傳統(tǒng)思想之流毒也害其不淺!
　　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并沒有在全國范圍內引起士大夫和民眾的全面震動和反思｡有限的幾個人如魏源､徐繼?等,盡管開啟了世界性的眼界,但其著述也不敢在鴉片戰(zhàn)爭剛剛結束的時候公之于眾｡人們普遍的想法是,被迫打開的大門還需要緊緊關上,并把洋人的指頭夾住｡
　　至于曾國藩,要問他在抗擊外敵入侵的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中都做了些什么,答案令人沮喪:盡管曾國藩是隨后20年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但在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中,曾國藩的確沒有什么動靜｡
　　相信曾國藩能夠看到道光二十年(1840年)那個夏天南方發(fā)生了重大“邊釁”(邊界沖突)的邸報｡然而,30歲的曾國藩一方面正投身于權臣穆彰阿門下,忙于向這位高官探討理學,并結下師生之宜｡在曾國藩《日記》中,對曾､穆交往的記述,屢見不鮮｡另一方面,這年春天,曾國藩正居住在著名的海淀掛甲屯,等待翰林院散館的考試｡曾國藩的日記即是從道光二十年開始記,時年僅兩人從翰林散館,曾國藩授翰林院檢討,另一人授翰林院編修｡曾國藩還得到道光皇帝的接見,他洋洋得意地說“同年僅兩人改部,三人改知縣,馀皆留館,可謂千載一遇”｡
　　這掛甲屯之所以出名,一則傳說楊六郎在此掛甲從征,二則傳說吳三桂在此養(yǎng)有一叫陳圓圓的女人,三則是事實,即彭德懷被罷官后軟禁于此｡而曾國藩在此卻潛心攻讀理學,對于后來被認定為中國歷史近代和古代分野的鴉片戰(zhàn)爭充耳不聞,怪哉｡
　　試舉曾國藩在當年六月初七日的日記中所述｡曾國藩說自己留翰林院以后,不覺松了一口氣｡因而“日日玩仍｡馀皆怠忽,因循過日,故曰日無可錄”,達四十多天｡他回想起自己在九年以前改號“滌生”的事情,如今“不學如故,豈不可嘆”!于是下定決心痛改前非,發(fā)誓“可以無愧詞臣,尚能以文章報國”｡由是觀之,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中的曾國藩恪守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等待的是另一次歷史機遇｡但就世界觀而言,此時的曾國藩還處于似醒非醒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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