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關系發(fā)展到今天，已深入到方方面面，利益交織、錯綜復雜。審未然之勢，充實、擴大并推進建設性合作是中美兩個大國不能回避的歷史重任。 　　說美國是當今“中國威脅論”的策源地，恐怕一點也不為過。盡管日本《諸君》雜志早在１９９０年８月發(fā)表的文章《論中國這個潛在威脅》，即無端認定中國是一個“取代蘇聯的潛在威脅”，但就影響而言，美國才是“中國威脅論”發(fā)源和擴散的主導國家。冷戰(zhàn)結束以來，美國關于中國問題的大辯論似乎一直沒有間歇，如果硬要分段的話，也有４－５次之多。這些大辯論的內容不能全部等同于“中國威脅論”，但幾乎每次都夾雜著或高或低的“中國威脅論”雜音。在十多年時間內如此頻繁地辯論中國，確實讓人感到作為當今世界惟一的超級大國，美國對中國的關注已經達到異乎尋常的地步。
　　
　　“理論層次”上的喧囂
　　
　　美國有關“中國威脅論”的鼓噪，登場時間可以追溯到上世紀末一次妖魔化中國浪潮的尾聲。像是要為當時反華氣氛推波助瀾和為影響新政府對華政策造勢似的，美國國內出了兩位人物。一是暢銷書作者比爾?葛茨，這位保守的《華盛頓時報》記者在２０００年秋拋出《中國威脅――人民共和國如何瞄準美國》一書，以披露五角大樓、中情局等未公開的材料為賣點，大肆渲染中國軍事“威脅”。二是米爾斯海默――這位芝加哥大學國際關系研究領域頗有些知名度的教授，開始擊鍵撰寫并在布什政府上臺后出版《大國政治的悲劇》一書。他立足于進攻性現實主義，強調國際政治是大國政治，大國生存意志是盡可能增強、壯大自己，謀求霸權，衡量大國的標志則是人口規(guī)模與財富。人口眾多并在迅速崛起的中國成為超炫的目標。他認定，隨著國力的增長，中國將在２１世紀推出“亞洲門羅主義”，把美國趕出亞洲，因此中國天然地要成為美國的冤家對頭，中美發(fā)生激烈的沖突在所難免。該書的面世，標志著“中國威脅論”從過去的泛泛而談上升到理論層次。
　　
　　９．１１恐怖襲擊，讓一直在尋找敵人的美國看清了真正的現實威脅所在，反擊恐怖主義成為布什政府最優(yōu)先的議程。中國這個曾被認定的“戰(zhàn)略競爭對手”肩并肩地與美國站在一起，在情報分享、反洗錢、防止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等方面展開了充分的合作，有關“中國威脅論”的鼓噪暫停。但在一些美國戰(zhàn)略家心中，傳統(tǒng)地緣政治情結始終揮之不去――恐怖主義只是切膚之痛，大國挑戰(zhàn)才是心腹大患。反恐戰(zhàn)爭告一段落，伊拉克大選塵埃剛剛落定，美國全球戰(zhàn)略的反恐色彩就開始淡化，對大國挑戰(zhàn)的防范重新浮上臺面。羅伯特?卡根這位長于戰(zhàn)略思考的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助理，在２００５年１月２３日的《華盛頓郵報》上發(fā)表題為《更高的現實主義》的文章：他認為反恐怖戰(zhàn)爭從來就不是美國外交政策的典范，它太狹隘，太有限。該智庫的“掌門”馬修斯也認為，如果美國只專注恐怖主義而顧此失彼，將鑄成戰(zhàn)略大錯。其言外之意十分清楚――防范大國挑戰(zhàn)，確保美國霸權地位無虞才應是國家大戰(zhàn)略的根本目標。
　　在此情況下，米爾斯海默不失時機地在今年《外交政策》雙月刊１－２號推出《巨人之間的沖突》， 斷定中國不可能和平崛起。如果中國今后幾年繼續(xù)大力發(fā)展經濟，美中很可能會在安全領域發(fā)生激烈的沖突，甚至極有可能爆發(fā)戰(zhàn)爭。他強調美國決不能容許出現勢均力敵的競爭者。他呼吁美國設法遏制中國，將它削弱到無法與之抗衡，最終不再有能力控制亞洲的程度。名記者卡普蘭在《大西洋月刊》今年第六期也撰文附和說，中東僅僅是雷達屏上顯示的一個點，而美中在太平洋的軍事競爭將決定２１世紀，中國將是比俄國人更為可怕的對手。中國對美國構成了主要的常規(guī)性挑戰(zhàn)。他主張把太平洋總司令部置換成遏制中國的前沿平臺，即相當于歐洲的北約。
　　
　　放大了的視角
　　
　　美國新一輪“中國威脅論”的制造者及附和者，來自不同的利益集團、保守團體、行業(yè)與產業(yè)協(xié)會、保守的媒體、保守的智庫學者、像米氏一樣的大學教授、宗教人權組織、五角大樓與國會個別官員等。人數不少，沸沸揚揚。他們把住既有的“依據”，又不斷拓展關注的面。
　　一是經濟問題政治化。即討論經貿問題已跳出了２００２年前討論中國ＭＦＮ（“最惠國待遇”）或ＰＮＴＲ（“永久正常貿易關系”）問題的模式，當時辯論歸辯論，該通過還是通過，而今政治化十分明顯，目標也很明確。中海油并購優(yōu)尼科等就成為攻擊中國的靶子，多方設卡堵壓，讓你怎么也邁不過政治門檻而前功盡棄。聯想收購ＩＢＭ個人電腦業(yè)務、海爾并購美泰和中海油競購優(yōu)尼科遭遇的挫折與失敗，無不令中國百姓看到一個崇尚自由市場的國度里充滿敵意的商業(yè)環(huán)境。
　　二是上升到國家安全的戰(zhàn)略層面。以往的“中國威脅論”，如無根無據的《考克斯報告》、“中國間諜案”、“政治獻金案”和“李文和案”，也以危害美國家安全為由。但此一波的威脅論者，好像站得更高，看得更遠。就像米氏一樣，觀點鮮明地強調一個已然崛起的大國對美國是禍而不是福。因為在他們看來，后起大國總要挑戰(zhàn)現存的霸權，歷史上有過太多這樣的先例，不能設想中國屆時是一個例外。
　　
　　三是“中國威脅論”的范圍進一步擴大。以往多夸大中國軍事威脅，而今年的《中國軍力報告》仍有過之而無不及，甚至認為中國是僅次于美國的軍事大國（軍費開支達９００億美元，這個數字是中國自己公布的數字的三倍），并夸大中國大陸對臺灣的軍事威脅。但除此之外，“經濟威脅論”、“外交挑戰(zhàn)論”、“排擠美國論”、“技術侵蝕論”等同樣突出表現出來。他們懷疑上海合作組織成員要求美軍撤離中亞是因為“受了大國的脅迫”，東亞峰會是要“排擠美國”，中國開展地區(qū)合作是建立自己的勢力范圍，深入拉美則是挖美國的墻腳，與一些美國不喜歡的國家進行經貿合作是要“與美國對著干”。５月３１日“美國之音”就稱：中國在中亞和中東地區(qū)展開的能源活動，“正在改變這個地區(qū)的勢力格局，減弱美國的影響，使那些對美國不友好的國家更不友好”。
　　鼓噪“中國威脅論”者不再僅停留在民間組織、學術層和國會等，布什政府的一些重量級大員也參與其中，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中情局長戈斯等也走上桌前臺面，公開指稱中國軍事現代化對美國將是一個“直接威脅”。這些人的地位與影響使“中國威脅論”已影響到布什政府的對華政策。
　　“言必稱中國”，本來也無可厚非，但在“中國威脅論”鼓吹者的思維中，美國是一個肢體發(fā)達的重量級拳手，找不到一個勢均力敵的對手，就可能變得慵懶虛弱；沒有一個實力相當的敵對角色，五角大樓要維持很快要超過世界所有國家軍費開支總和的經費預算、維持最龐大的戰(zhàn)爭機器就失去了依據與理由。他們習慣于冷戰(zhàn)時期的世界對抗政治，而不愿求同存異尋求合作。他們的意圖十分明顯，夸大“中國威脅”不是目的，而是在大造輿論敦促政府采取措施對付中國。說穿了，是要借“中國威脅論”威脅中國、遏制中國。
　　
　　并未一邊倒
　　
　　可以肯定，此番“中國威脅論”的喧囂絕不會是最后一次，它必然伴隨著中國艱難而曲折的崛起過程。中國在崛起，對外部世界的影響甚至沖擊我們自己可能渾然不覺，但別人確是感同身受。傳統(tǒng)的現實主義國際政治本質仍是力量政治，一國做強自己時，并不情愿看到別國強大，美國就是這樣，似乎惟其如此才能取得安全保障。中國崛起有益于世界，是機遇，但也是相對的，是對多數國家而言的，不同國家、不同行業(yè)的感受也不完全一樣。中國越來越開放，對外部世界的反應將會越來越有包容心，也更自信更有能力證明自己的善意。但我們不能指望別人像我們一樣充滿對中華民族復興的期望。
　　從這個意義上看，對于“中國威脅論”，我們不宜簡單予以痛斥，持有“中國威脅”觀點的人，除了一些充滿敵意、充滿冷戰(zhàn)思維和意識形態(tài)偏執(zhí)的人以外，有不少是被誤導或出于不了解情況的本能擔憂與恐懼，對此我們應有所鑒別，多做解釋與溝通工作，不宜統(tǒng)統(tǒng)扣上“中國威脅論”的帽子。即使像米爾斯海默這樣的學者，也可能是學術研究需要，何況他的觀點同樣受到像布熱津斯基這樣的大腕的反對。
　　熟悉一點中美關系史的人都清楚，盡管中美有交惡的歷史，但在近代中美交往之初，中國清政府就曾視后起的美國為“良夷”，照今天的話說就是友好國家。對一個貧窮虛弱、苦難深重的近代中國，美國有別于其他列強多少給予過同情與支持。更不用說二戰(zhàn)期間，美國與中國曾并肩抗擊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如今，對于走向小康但人均收入仍只及美國１／２０的中國，“中國威脅論”者如此耿耿于懷當然值得中美兩國人民深思。
　　我們可以欣悅地看到，在美國關于中國問題的大辯論中，“中國威脅論”雖然高起高走，但并未一邊倒。對中國發(fā)展的前景持“不確定”論者仍占多數。美國今天獨一無二的地位，造就了不少具有長遠眼光的國際政治與全球戰(zhàn)略大家和精英，他們熟知中國，熟知中美關系的重要性與復雜性。同樣強調美國利益，但他們對中國的看法更為理性，不愿隨意定論，把中國逼向美國的對立面。對于“中國威脅論”，美國國內不乏重量級學者和政治人物出來進行針鋒相對的或爭或論，如基辛格、布熱津斯基、本杰明?施瓦茨、理查德?哈斯、桑頓、尼古拉斯?拉迪、戴維?蘭普頓等。布熱津斯基在與米爾斯海默的公開對決中強調：中國正在崛起，迄今為止是和平地崛起。中國領導人并不傾向于向美國發(fā)出軍事挑戰(zhàn)。施瓦茨在《大西洋月刊》載文說，認定一個大國的崛起必然造成沖突，這是對歷史的誤解。除此之外，總戴著有色眼鏡看中國的媒體也有變化，特別是《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和《新聞周刊》等重頭報刊最近在中國問題上也有不少相對客觀、理性的評論，或者把兩種不同觀點的文章擺在一起。這在以往都是難以想像的。
　　美國國內政治文化的這種變化原因很多，而重要的一點是，中美關系發(fā)展到今天，已深入到方方面面，利益交織、錯綜復雜，有人甚至說它是一對“連體嬰兒”。中國的發(fā)展是在不斷融入而非挑戰(zhàn)現存國際秩序的過程中實現的。中國越發(fā)展，越需要一個和平的世界，越需要與國際社會共存共榮。一句話，中國追求的是通過和平發(fā)展實現民族的復興。審未然之勢，中美關系將最為重要，充實、擴大并推進建設性合作是中美兩個大國不能回避的歷史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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