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今年4月10日，日本政府不顧中方和日本國內很多人反對，強行宣布自4月23日起至11月8日止的200天內對我國向日本出口的大蔥、鮮蘑菇、藺草席這三種產品對日出口的超過限額（即1997年～1999年3年期間年均對日出口量）部分分別征收256％、266％和106％的關稅。作為報復措施，6月22日中國對原產于日本的汽車、手持和車載無線電話機、空調開始加征稅率為100％的特別關稅。日前，中日雙方已經就此問題進行談判。請問，您對中國方面作出的反應如何評價？
　　馮昭奎：中國方面采取報復措施是必要的和適 時的。
　　其一，這次貿易戰(zhàn)是日本方面首先發(fā)難，開了個壞頭，打了第一槍；
　　其二，在日方宣布要對中國三種農產品實施進口限制后，中方曾期待通過互相協(xié)商來解決問題，向日方進行了多次交涉，而日方卻不顧中方反對，一意孤行，單方面采取措施，損害了中方人民的感情；
　　其三，在日方限制三種中國農產品進口之后，又搞了其他小動作，如農林水產省向日本國內各防疫站發(fā)出通知，以保證檢疫質量為名，要求對每天處理進口農產品檢疫的件數(shù)設置上限，致使一部分中國農副產品因得不到及時檢驗無法通關而腐爛變質；
　　其四，日方對三種中國農產品實施進口限制后，日本國內的貿易保護主義有向紡織品等行業(yè)蔓延之勢，到5月份為止，已經或準備向經濟產業(yè)省提出緊急限制進口要求的行業(yè)達11個，6月8日日方又宣布禁止從中國進口家禽及禽類產品；
　　其五，從經濟全球化的觀點看，日本搞貿易保護主義顯然是開倒車，國際社會也對此提出了批評，而且日本對不同國家類似的農產品進口問題采取了不同的做法，此次將矛頭對準中國，有明顯的歧視性傾向。現(xiàn)在，中國政府對日本政府的貿易保護主義行徑實施反擊，我理解其目的就是要維護中日經貿關系發(fā)展的大局，阻止日本政府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記者：從中國進口價格比較低廉的農產品或其他產品，對日本的消費者來說應該是有好處的，多年來，日本經濟十分蕭條，人們的收入得不到提高，虧得物價有些下降，才使人們的實際生活水平得以維持，而且也對日本縮小不合理的“內外價格差”（即日本國內的物價水平與國際市場同類產品的物價水平間的差距）有利。那么，為什么日本現(xiàn)在反而要限制中國的廉價商品的進口呢？
　　馮昭奎：這要從兩方面來看：
　　其一是日本農業(yè)由于人口減少，老齡化嚴重，勞動力難以為繼，生產成本居高不下，農產品流通也存在中間環(huán)節(jié)多、效率不高等問題，致使其農產品的價格競爭力很弱，經不起由外國農產品進口的沖擊，特別是經不起日本的貿易企業(yè)通過高效率的“開發(fā)進口”方式(由日本企業(yè)帶著資金、技術和設備到中國投資，其產品直接出口日本)，從中國等國家大量進口廉價農產品的沖擊，而受到沖擊的生產者和流通企業(yè)由于陷入經營困境，便強烈要求政府給予保護；
　　其二，物價下降固然給消費者帶來好處，但從整個經濟形勢看，物價持續(xù)下降帶來了不少消極影響，如容易引起消費者“持幣待購”(消費者期望商品會更加便宜)，企業(yè)收益減少，銀行的不良債權問題更難解決等問題，從目前日本經濟狀況看，可以認為物價下降給宏觀經濟帶來的消極影響大于積極影響。
　　長期以來，日本政府對農業(yè)采取了各種保護措施，并未能解決農業(yè)生產成本居高不下、缺乏價格競爭力的問題，這說明通過限制進口對走向衰退的產業(yè)進行保護，絕非是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只有通過厲行經濟結構改革，促使勞動和資本從勞動生產率低的產業(yè)部門轉移到勞動生產率高、附加價值高的產業(yè)部門，努力培育有發(fā)展前途的高新技術產業(yè)（包括具有規(guī)模和技術優(yōu)勢的農業(yè)），才是日本經濟的根本出路。
　　
　　記者：這次貿易戰(zhàn)對整個中日經貿關系的影響如何？
　　馮昭奎：當前日本經濟形勢下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國經濟減速，導致日本對美國、亞洲的出口減少所致。本來，由于日本第一大貿易伙伴美國發(fā)生經濟后退，日本更應重視同其第二大貿易伙伴――中國的關系，但由于當前日本政府為了保住自民黨在即將到來的參議院選舉中不敗(而農產品生產者恰恰是自民黨的重要票田)，不惜一切代價照顧少數(shù)農產品生產者的利益，以至于做出犧牲廣大消費者利益、犧牲整個日本經濟利益的奇怪決策。同時，在日本國內民族主義情緒有所上升的背景下，在某種程度上出現(xiàn)了“對中國越強硬，自己在政治上越有利”的情況，一些政治家為了爭取特定選民的支持，在對華外交上采取了“寧硬勿軟”的做法。在發(fā)生貿易摩擦之前或同時，中日之間已經圍繞教科書、李登輝訪日、參拜靖國神社等問題發(fā)生了一連串政治摩擦。
　　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次貿易摩擦有可能形成為同中日間政治摩擦、感情摩擦并存的“復合型”摩擦，甚至可能出現(xiàn)三種摩擦相互影響，火上加油的局面（現(xiàn)在，如果日方盡快糾正其錯誤做法，避免這種局面出現(xiàn)還來得及），即貿易摩擦加劇政治、感情摩擦，而政治、感情摩擦又可能導致在貿易摩擦中出現(xiàn)超出經濟合理性的“過剩反應”，這在日方的上述一系列做法可以看得很清楚。現(xiàn)在，中國尚未加入WTO，因此，本來可以拿到WTO去打官司的、“雞毛蒜皮”的爭端，卻可能在兩國之間你來我往的應對過程中趨于擴大，惡化兩國之間的感情，損害兩國人民的利益。
　　因此，如果是單純的貿易爭端或摩擦，或許可認為這恰恰是貿易關系擴大的一個反映，未必不能以一種“平常心”對應之，就像當年日美貿易摩擦接連不斷，而日美貿易關系仍繼續(xù)不斷向前發(fā)展一樣�，F(xiàn)在比較難辦的是，中日貿易摩擦可能同兩國間的政治、感情摩擦糾纏一起，其負面作用就可能很大。
　　
　　記者：中日之間出現(xiàn)政治、感情摩擦的原因是什么？比如，歷史認識問題早在80年代就發(fā)生了，為什么現(xiàn)在反而更加影響兩國關系甚至國民感情？
　　馮昭奎：這是因為老問題出現(xiàn)了新情況。
　　其一是日本國內政治發(fā)生了變化，隨著所謂“1955年體制” 于1993年崩潰，在歷史問題上持正確立場的社會黨的解體，對錯誤歷史觀進行批判和抵制的政治力量大大削弱；
　　其二是由于世紀交替，親身經歷過那場戰(zhàn)爭、目睹日本軍隊在遭受其侵略的國家所犯野蠻罪行的日本人越來越少，年輕一代則對那段歷史了解很少；
　　其三是日本自己“失去了十年”，前景黯淡，國內政治、社會不安，而與之對照，中國大陸卻在崛起，為此引起一種對中國的害怕心理，情緒性因素在上升。有的政治家故意通過右傾化的表演來爭取選票，這既有政治家本身的問題，也有日本社會思潮與國民情緒的問題。
　　當然，造成中日兩國間“感情摩擦”的不僅是歷史問題，也有其他問題。而國民感情又會影響政治，對政府形成一種要求在政治上采取強硬政策的壓力或有利于強硬政治家得勢，而政治上的強硬則可能導致兩國關系緊張，兩國關系緊張則會進一步刺激國民情緒，結果有可能陷入一個又一個惡性循環(huán)�？傊�，中日關系面臨著出現(xiàn)“全面摩擦”的危險。
　　
　　記者：多數(shù)輿論認為，當前的這次貿易摩擦不會影響中日經貿關系發(fā)展的大局，你對此作何評價?您如何估計中日經貿關系的前景？
　　馮昭奎：是的，我認為當前的這次貿易摩擦不會影響到中日經貿關系發(fā)展的大局。首先，需要對中日經貿關系的發(fā)展作一簡單回顧。從1972年中日復交以來，兩國貿易不斷擴大。在復交后的前20年，兩國貿易額從1972年的不到11億美元增加到1992年的254億美元。1994年朱?基副總理訪日時曾說：“去年（指1993年）中日經貿關系創(chuàng)造了‘三個第一’。一是中日貿易額創(chuàng)歷史紀錄，達390億美元，日本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二是日本對中國技術出口貿易占中國技術進口的28％，居第一位；三是日本企業(yè)界對中國投資的資金到位率也居第一位�！�1993年、1994年和1995年兩國貿易額分別比上年增加了136億美元、89億美元和94億美元，可以說這三年兩國貿易額平均一年上一個“百億美元”臺階；與此同時，上述這三年也是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增長最快的年份，顯示出直接投資增長對貿易擴大產生了“立竿見影”效果，形成了貿易與投資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huán)。
　　雖然到了90年代后半期，日對華直接投資增勢減弱，中日貿易增長有所起伏，但到了1999年，中日貿易額又恢復到600億美元以上的水平。至2000年初，人們預計兩國貿易額可達到650億～700億美元，然而實際結果卻大大超出預料，達到831.7億美元（日方統(tǒng)計為855.2億美元），在一年之間竟上了一個“兩百億美元”的臺階。日對華直接投資雖然仍無明顯增長，但委托加工和“開發(fā)進口”增加較快。人們開始相信，中日貿易將很快超過1000億美元、甚至超過日美貿易額，使中日兩國相互成為最大貿易伙伴已是指日可待。這充分顯示出中日經濟結構中存在著很強的互補性。
　　中國加入WTO以后，中國市場將對所有WTO成員國企業(yè)公平開放，同時將對國內外企業(yè)、特別是外資企業(yè)實行國民待遇，整個投資環(huán)境將得到進一步的大幅度改善。與此同時，外國企業(yè)在中國市場的競爭也將進一步加劇，特別是對于日本企業(yè)來說，同歐美各國爭奪中國市場的競爭壓力將變得更大。如果日本企業(yè)能夠利用中國國內投資環(huán)境改善的條件，把激烈競爭的壓力變?yōu)檫M一步發(fā)展同中國的經濟合作的動力，那么，日本將可能繼續(xù)保持中國最大貿易伙伴的地位，成為各國擴大對華出口的最大受益者。據(jù)世界銀行在1997年9月發(fā)表的題為《2020年的中國》的預測報告，由于中國加入WTO，到2005年世界各國由此受益的金額分別為：中國830億美元、歐盟710億美元、北美（美國、加拿大、墨西哥）380億美元、日本610億美元，這意味著中國自身將是中國加入WTO的最大受益國，日本則是中國以外受益最多的國家。只要估算一下加入WTO以后中國關稅的變化對中日貿易的影響，可以認為世界銀行的這項預測是有說服力的，日本也有些研究機構作出了類似的預測。
　　然而，正當中日經貿關系得到迅速發(fā)展、并對兩國經濟產生了積極作用的時候，卻在兩國間發(fā)生了這場貿易戰(zhàn)，這不能不說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梢哉f，這場貿易戰(zhàn)可能意味著中日經貿關系到了一個轉折點，即開始進入“合作與摩擦并存的時代”。另一方面也須看到，隨著兩國貿易的擴大，摩擦也是難免的。
　　這種表現(xiàn)為國與國之間的貿易摩擦在實質上是產業(yè)與產業(yè)之間的摩擦，即比較優(yōu)勢產業(yè)與比較劣勢產業(yè)之間的摩擦。按照自由貿易的理論，一個國家必須適應其產業(yè)的不斷發(fā)展，相應地調整其產業(yè)結構，促使生產要素從比較劣勢產業(yè)轉移到比較優(yōu)勢產業(yè)，然而，這種調整和轉移不會很順利，必然使一部分劣勢企業(yè)被淘汰，一部分就業(yè)人員失去就業(yè)機會，這部分利益受到損害的群體必然會找到他們的政治代表并發(fā)出要求保護的聲音。回想在1969年競選美國總統(tǒng)的尼克松為獲得紡織業(yè)集中的南部各州的選票，曾向選民許諾說，他上臺后將限制來自日本的紡織品的進口，其后，在1970年就任總統(tǒng)的尼克松就迫不及待地要求日本不僅對棉織品、而且對毛織品、化纖產品的對美出口都加以限制，正式揭開了美日貿易戰(zhàn)的序幕。
　　從美日貿易摩擦反觀中日貿易摩擦，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出現(xiàn)歷史的重復，正如日美摩擦從紡織品摩擦開始，擴展到鋼鐵、彩電、汽車等眾多領域，目前中日貿易摩擦從農產品開始，也可能向其他領域擴展。正如當年日本同美歐國家之間的摩擦是在日本追趕美歐的過程中出現(xiàn)的一樣，隨著中國在一部分產業(yè)技術領域對日本進行追趕和中日經貿關系的擴大，兩國之間出現(xiàn)摩擦也是難免的，出現(xiàn)了摩擦決不等于中日經貿與合作就無法發(fā)展了。當然，面對貿易摩擦我們必須據(jù)理力爭，堅決維護國家的利益。
　　當前，中日經濟仍存在著很大的互補性，而且大大超過當年美日經濟的互補性，因此中日關系在經濟方面仍有著大好機會，只要兩國能較好克服兩國關系中的重大政治障礙，在今后按照WTO的原則處理好兩國貿易中發(fā)生的爭端，兩國經貿關系仍可能有良好的發(fā)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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