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部《孫子兵法》的流傳 　　《孫子兵法》也稱《吳孫子》，是中國迄今流傳下來的時間最早、內(nèi)容最完整、影響最深遠的軍事著作，被譽為“兵學圣典”。該書的作者孫武，是春秋末年齊國人(今山東惠民一帶)，為逃避齊國的戰(zhàn)禍，輾轉到南方的吳國，因為熟知兵法，吳國大將伍子胥將孫武推薦給吳王，于是孫武向吳王獻上自己的兵法，并做了吳國的將軍。此后孫武幫助吳國“西破強楚，北威齊晉，顯名諸侯”，由此，《孫子兵法》流傳于世。由于其經(jīng)歷主要在吳國，故人稱“吳孫子”。可見《孫子兵法》大約成書于春秋末期。兩漢時期官方曾經(jīng)三次組織人員整理各家兵書，《史記》、《漢書》均提到了《孫子兵法》，東漢末，曹操認為當時流行的《孫子兵法》過于“煩富”，且沒有抓住“兵書”的主旨，因此曹操專門為此書做了注解，名為《孫子略解》。南北朝至唐，為《孫子兵法》注解者漸多。北宋時期，由于邊塞軍事吃緊，朝廷特別重視“兵書”，于是組織人力編纂了《武經(jīng)七書》，《孫子兵法》列“武經(jīng)”之首，第一次被當作官辦教材進行講授。而且自宋代始興起了《孫子兵法》研究的熱潮，一些文人將以前歷代(東漢末至北宋)名家注解的“孫子兵法”收集起來，合稱《十一家注孫子》。《武經(jīng)七書》和《十一家注孫子》是后世《孫子兵法》傳本的主要來源。明清以后，《孫子兵法》的研究仍熱度不減。
　　《孫子兵法》第一次走出國門是在唐代，由日本遣唐使和留學生傳至日本；18世紀又由傳教士翻譯成法文，在巴黎出版，據(jù)說拿破侖經(jīng)常詞讀《孫子兵法》，20世紀初期，《孫子兵法》被翻譯成英文，開始在西方國家流傳，并被各院校當作必讀的軍事教材：到20世紀80年代，《孫子兵法》已被翻譯成日、英、法、德、俄等十幾種文字，在世界各地廣為流傳，出現(xiàn)全球性“孫子熱”。不過，現(xiàn)代人對《孫子兵法》的研究已不局限于戰(zhàn)爭和軍事及政治的方面，而上升到經(jīng)濟管理、人事關系、社會文化等各個領域。
　　《孫臏兵法》也稱作《孫子兵法》、《齊孫子》，作者為孫臏本人及其弟子。孫臏出生地在今山東鄄城、陽谷一帶，是孫武的后世子孫，晚孫武百余年�！皩O子臏腳”和“馬陵之戰(zhàn)”是了解孫臏最好的兩件事例。孫臏原與魏國將軍的龐涓同師學藝，但龐涓妒才，自覺不如孫臏，于是將孫臏騙到魏國后軟禁起來，并施以臏刑，挖掉了孫臏的膝蓋骨，故此后人又以“孫臏”呼之，真名倒忽略了。后來孫臏被一位來魏國的齊國使者偷偷運到齊國，推薦給齊國的大將田忌，并受到齊威王的重用�！妒酚洝酚涊d，在圍魏救趙戰(zhàn)略中，齊宣王采用孫臏的計諜，最后孫臏以“減灶誘敵”的計略，在馬陵大敗魏軍，擊殺魏將龐涓，俘虜魏國太子申。馬陵之戰(zhàn)是中國歷史上最為經(jīng)典的以謀略取勝的戰(zhàn)例，此戰(zhàn)也使孫臏舉成名，名留青史�，F(xiàn)在據(jù)學者考證及新出土的《孫子兵法》記載，擒龐涓實為桂陵之戰(zhàn)。由于其經(jīng)歷主要在齊國，故人稱“齊孫子”。雖然早期文獻還見有孫臏其人其事的記載，但《漢書》以后，就幾乎失載了。人們推測《孫臏兵法》大約在東漢后期失傳，已失傳近1800年。
　　臨沂兩部漢簡本《孫子兵法》的問世
　　漢簡本《孫子兵法》源于一次不經(jīng)意的發(fā)現(xiàn)。
　　1972年4月10日上午，“臨沂文物組”工作人員接到群眾報告，說在臨沂地區(qū)衛(wèi)生局基建工地上發(fā)現(xiàn)了一座古墓。基建工地位于臨沂市南部的一座名為銀雀山的山崗上，這里原是一處漢代墓地。于是有關工作人員連忙趕到，并和工地負責人協(xié)商有關發(fā)掘事宜。4月14日，“臨沂文物組”工作人員正式清理先前已被建筑工地挖開的一座墓葬，4月17日清理完畢。這是一座巖墓，墓坑直接在巖石上開鑿而成，長314、寬226厘米，墓坑內(nèi)有木質棺槨，木槨長264、寬176厘米；木棺在木槨內(nèi)西側，棺內(nèi)放置人體尸骨，已腐朽，另放置少量的漆木器、銅鏡等隨葬品：木槨東側為器物箱，放置大量的陶器、漆木器、錢幣等隨葬品。兩部《孫子兵法》竹簡就放置在器物間隙之中。4月14日下午，是這次發(fā)現(xiàn)值得銘記的日子。楊殿旭、劉心健等先生的名字同樣值得銘記在冊，他們來自臨沂文物組，是他們首先發(fā)現(xiàn)竹簡。據(jù)后來回憶，楊殿旭在墓葬中清理器物時，看到一根竹片從水中漂浮上來，很不經(jīng)意地漂洗了一下竹片上的泥漿(清理墓葬時，墓坑內(nèi)有積水)，并說“你們看，這上面有字”，并把竹片遞給了墓坑上面的人。劉心健先生在現(xiàn)場，經(jīng)仔細辨認后，確認竹片上寫的是“齊桓公問管子日”幾個字，當時就興奮起來，大呼：這是古代的“竹簡”!在發(fā)明紙張之前，古人把書籍文字寫在制作好的“竹片”或“木片”上，分別稱為“竹簡”和“木牘”，也就是說，“竹簡”就是古代的“文書”。因此，文物工作人員當即要求施工人員停工，并安排人員保護現(xiàn)場，同時上報臨沂地區(qū)和山東省上級部門。山東省文物部門隨即派遣山東省博物館有關專家前來發(fā)掘指導。該墓被編號為“伍沂銀雀山一號漢墓”，不久在號漢墓的西側又發(fā)現(xiàn)二號漢墓，也出土一批竹簡。事后經(jīng)初步整理統(tǒng)計，一號漢墓出土竹簡4942枚，大部分為“兵書”，二號漢墓出土竹簡32枚，為《漢武帝元光元年歷譜》。
　　臨沂漢簡本《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發(fā)掘出土后經(jīng)過了保護處理，至今一直保存在山東博物館。2011年，此批竹簡被評選為“山東博物館十大鎮(zhèn)館之寶”之一。
　　兩部竹簡本《孫子兵法》的意義
　　漢代以前的正史文獻雖然多次提及孫武、孫臏及其兵法，但均極簡略而零碎。最早記載孫武、孫臏的文獻有《呂氏春秋》和《韓非子》，可見戰(zhàn)國、秦代之時兩位孫子的“兵法”均為世人所熟知。兩漢時期的《史記》、《漢書》也均有所記，《漢書》“兵書略”中將《吳孫子》排在第一位，《齊孫子》排在第二位，并明言《吳孫子》有八十二篇，《齊孫子》有八十九篇，可見兩位孫子確實均有“兵書”流傳于世。但不知什么原因，戰(zhàn)國重要文獻《左傳》中沒有此二人的記載，并且漢代以后的文獻也不見“齊孫子”的記載。由此，引發(fā)了一場聚訟千年的懸案。從漢代至唐代，人們對《孫子兵法》的作者一直沒有人提出異議，但宋代以后，開始有人對這兩部兵書及其作者產(chǎn)生諸多疑問，大致有以下幾種論斷：其一，支持《史記》中的記載，認為孫武、孫臏各有其人，并分別著有“兵法”流傳于世；其二，認為歷史上并無孫武其人，只不過是一位戰(zhàn)國時期“山林處士”所作的“兵法”而已，以其為吳王所用乃是夸大之詞，其三，不否認歷史上有孫武這個人，但《孫子兵法》不是孫武自己編著的，而為后世之人偽托“孫武”之名而作的：其四，《孫子兵法》的作者是孫臏，孫武和孫臏是同一個人，“武”是其名，“臏”是綽號。其五，歷史上有孫武和孫臏這兩個人，但現(xiàn)存的《孫子兵法》作者是孫臏；其六，認為《孫子兵法》是三國的曹操所著，“兵法”中提到的“孫子”是春秋時期的伍子胥。直到1972年臨沂銀雀山竹簡出土之前，各方各執(zhí)一詞，爭論不休，近代甚至還有外國學者也參與其中。臨沂漢簡本《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同時問世，使得這一場曠日持久的歷史大討論一下子戛然而止，歷史原貌不辨自明。臨沂漢簡的出土，向世人昭示，孫武和孫臏不但是歷史上真實的兩位人物，而且分別有“兵書”流傳于世，同時也證明了《史記》、《漢書》等早期文獻記載的真實性。
　　臨沂出土的兩部竹簡本“孫子兵法”是現(xiàn)存最早的《孫子兵法》版本，大約成書西漢初期，是最接近作者原始思想的版本，為�？焙脱芯俊秾O子兵法》提供了寶貴的資料，文獻價值非同一般。竹簡本吳《孫子兵法》現(xiàn)存200余枚竹簡，記2300余字，對照宋代版本的《孫子兵法》，竹簡本“兵法”所保存內(nèi)容約全書三分之一強。盡管是殘書，竹簡本仍然與宋代版本有100多處不同點，有的不同點無關緊要，但有的不同點表達的意思決然相反，甚至竹簡本還保留了少量的佚文，十分值得研究。竹簡本《孫臏兵法》使得該兵書失而復得，其價值更是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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