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原王朝是由部落酋邦聯(lián)盟發(fā)展而來的，王朝與各邦國之間似乎并沒有形成后世那樣嚴密的君臣隸屬關(guān)系。邦國君位的傳承固然是在某一特定家族中進行，但是作為萬邦共主的帝王大概只能由民主推選的方式產(chǎn)生。由于加入王朝的諸侯萬邦從族系上大致可以分為華夏和東夷兩大集團，王位的繼承也就固定在這兩大集團之間交互轉(zhuǎn)移了――作為華夏一系的唐堯禪位于東夷一系的虞舜，虞舜禪位于華夏一系的姒姓夏禹，而夏禹選定的王位繼承人原本也是出自東夷一系，他就是夏禹后期的輔政大臣伯益，可是夏禹的兒子啟在夏禹死后卻殺了伯益，奪占了王位，歷史由此進入了王位父子兄弟相傳的“家天下”時代。
　　“家天下”的王位世襲制打破了夷夏兩大集團之間的平衡，自然要引起東夷族的強烈反抗，于是便有夏朝前期“后羿代夏”等一系列事變的發(fā)生。
　　按照古史記載，唐堯的時候，洪水滔天，泛濫成災(zāi)。夏族的領(lǐng)袖崇伯鯀受命治水，然而只知道圍堵，不知道疏浚，結(jié)果九年過后，水患非但沒有減弱，反倒更加嚴重。這時大舜已經(jīng)受禪為王，就把鯀流放以示懲戒；同時又任命鯀的兒子夏禹為司空，負責(zé)平治水土。大禹治水，汲取父親失敗的教訓(xùn)，改用疏導(dǎo)的辦法，使河流循著地理之勢，避高趨下而注入大海。就這樣，奮斗了十三年，終于根治了水患。
　　大禹治水的重點區(qū)域在兗州，因為夾處在黃河與濟水之間的兗州地勢最低，水患也就最為嚴重。大禹是如何治理兗州水患的呢?《孟子》說：“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边@就是大禹治理兗州水患的方略。其中，“疏九河”是指在黃河下游(故道在今鄭州折向東北，斜刺穿過河北平原，于今天津一帶入海)開鑿或疏浚九條支津，將黃河水向東分流入海。西漢成書的《爾雅》將“九河”指實為徒駭河、太史河、馬頰河、覆輔河、胡蘇河、簡河、絮河、鉤盤河、鬲津河。數(shù)千多年，滄桑巨變，若想把“九河”――落實為現(xiàn)在的某條河流，當然是不可能的，然而“九河”不出《禹貢》兗州的范圍，則是可以肯定的。如今濟陽與商河交界的徒駭河以及商河北側(cè)的馬頰河，雖然不見得是《爾雅》中的徒駭河和馬頰河，但其在“九河”之列，也是可以肯定的。所以，我們認為，今濟陽、商河一帶的河流，曾經(jīng)得到過大禹的疏浚。
　　以上說的是“疏九河”。再說“瀹濟、漯”，就是疏通濟水和漯水。濟水，我們說過，它原本是黃河的一條支津，在河南滎陽一帶從黃河分流出來之后，向東經(jīng)今河南原武、封丘、蘭考、定陶而進入山東境內(nèi)。山東境內(nèi)的濟水，大致可以今天濟南歷城區(qū)為界，以西的黃河、以東的小清河就是它的故道。漯水也是黃河的一條支津，它從今濮陽縣附近從黃河中分出之后，向東北流去，經(jīng)過今山東西北部注入渤海。今歷城區(qū)以東的黃河大致就是濼水下游的故道，歷城以西的漯水故道早已湮滅，推測應(yīng)該是從高唐、禹城方向迤邐而來。
　　大禹疏通濟、漯，論其目的，和疏通九河一樣，也是為了緩解洪水對黃河下游河道的壓力。不過，應(yīng)該指出的是，根據(jù)《史記?河渠書》及《索隱》，濟水原本就是一條從黃河分出的天然河流，而漯水上游的河道則是人工開挖而成�？梢�，與濟水相比，漯水更是治理的重點。
　　虞舜時代流經(jīng)今濟南地區(qū)及其附近的濟水、漯水和九河曾得到過大禹的大力治理，是毋庸置疑的歷史事實。濟南及周邊地區(qū)遺留的許多“禹跡”，如濟南的禹登山和禹登臺、禹城的禹息城和具丘(相傳禹治水筑此以望水勢)、夏津和夏口等等，都可視作大禹曾在濟南一帶治水的見證。
　　大禹治水是跨地域、跨邦國的浩大工程，需要統(tǒng)一組織、調(diào)配和指揮人力和物力，從而也就為大禹權(quán)力的強化和威望的提升，為有夏姒姓集團生存區(qū)域的拓展，提供了難得的契機。因此可以推想，姒姓族團正是伴隨著大禹疏浚濟、漯而東進，并于大禹登基為王以后立國于濟、漯流域的。
　　姒姓族團的東進和立國，在考古文化上也有所反映，這便是在龍山文化晚期的城子崖類型遺址中，“中華古文化代表性化石”的陶鬲突發(fā)性地大量涌現(xiàn)。
　　陶鬲是一種有三袋足支撐的炊具，是繼龍山時代早期的釜灶炊具之后而出現(xiàn)的，據(jù)研究，其主要發(fā)軔地和主要分布地域原在河南孟津以上的黃河中游地區(qū)�？墒巧綎|田野考古發(fā)現(xiàn)，從龍山時代晚期開始，陶鬲猛然間大量涌現(xiàn)，而且明顯集中在泰山北側(cè)以濟南為中心的城子崖類型龍山文化分布區(qū)內(nèi)，見諸報道的就有章丘城子崖、亭山，鄒平丁公、楊寨、大河崖、李參、五里、房家、莊郭頂子、鮑家、大閭、后鮑，臨淄田旺，茌平尚莊、南陳，禹城邢寨汪等等遺址，“發(fā)現(xiàn)陶鬲之多令人瞠目”�？梢�，陶鬲已經(jīng)成為龍山時代晚期濟南一帶考古文化最顯著的特征了。
　　關(guān)于城子崖類型山東龍山文化晚期鬲的起源問題，中國現(xiàn)代考古學(xué)宗師蘇秉琦先生認為：“在東方，主要活動于山東一帶的黃河下游地區(qū)的人們，雖然使用多種袋足類器，但真正使用的鬲類器，似非源于當?shù)氐睦蟼鹘y(tǒng)。”高天麟先生認為：“山東龍山文化的陶鬲盡管有極強的特點，但卻在該文化較早階段中找不到對應(yīng)的器形，因此可以肯定也是受西部的影響而產(chǎn)生的，其時間大概超不出公元前兩千紀末。”至于這種影響究竟來自西部哪種類型的考古文化，學(xué)術(shù)界比較普遍的一種觀點是豫北冀南的后岡二期龍山文化。
　　后岡二期龍山文化區(qū)與城子崖類型龍山文化區(qū)毗鄰，前者為后者陶鬲文化的直接源頭的觀點是成立的。既然如此，那么從古地理的角度來考察，鬲文化的向東傳播勢必要取道濟、漯二水而行，而濟、漯二水正是夏禹治水的重點，姒姓族團東進的通道。
　　從空間上看如此，從時間上看呢?如上所迷，陶鬲文化東傳的時間不出公元前兩千紀末，也就是公元前2000年前后，這與大禹疏浚濟漯、姒姓族團東遷的時間又正相吻合。中原鬲文化的東傳與華夏姒姓族團的東遷，時間上同步，路徑上同道，可見正是華夏姒姓族團東遷時將中原鬲文化一并帶到了城子崖類型龍山文化區(qū)。
　　而事實上，夏初立國于魯北及魯西的有鬲氏、二斟氏、觀(灌)氏等姒姓國家，就是以制造和使用鬲器著稱，并以鬲為原始圖騰的。這些以鬲為圖騰的姒姓族團的遷入，在古地名上也有所反映。比如，《禹貢》的鬲津在今德州及濟南北境一帶：《左傳》中的“犁丘”實即“鬲丘”，在今濟南附近的臨邑縣西。1986年發(fā)掘的青州蘇埠屯8號商代大墓，出土了18件銅禮器，竟有15件上帶有”融”字的族徽。“融”同“鬲”，融族也就是鬲族，可見遲至晚商，今魯中北地區(qū)仍有姒姓族群居留。
　　總之，無論從傳世文獻，還是從出土資料看，因大禹疏浚濟漯二水，夏朝前期的濟漯流域有大量姒姓族人遷居并立?，還是可以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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