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托不是托？ 　　在聽證會制度被引入中國之初，公眾曾對此抱以熱切的期待。然而，近幾年來有關國內聽證會發(fā)生的接二連三的怪象，不禁讓人們心中疑竇叢生。 　　今年7月，成都作家聶作平一條關于“聽證專業(yè)戶胡麗天”的微博，在網絡上掀起滔天巨浪。胡7年里參加23次聽證會的紀錄讓人咋舌，而關于胡每次在價格聽證會上均是支持漲價的說法，則更是招來網民們的狂轟亂炸。幾天之后，杭州74歲的崔鹽生老人，又以10年里參加了32次聽證會的成績，刷新了這一紀錄。不同的是，崔鹽生7次價格聽證會6次反對漲價的做法，被網友稱頌，并由此得名“犀利爺”。
　　從這兩位疑似“專業(yè)戶”所受到的待遇來看，其實次數(shù)不是問題，所表達的態(tài)度才是關鍵。胡麗天多次支持政府漲價，觸動了公眾的敏感神經，繼而成為了眾矢之的。然而，她真的錯了嗎？
　　從胡麗天所整理出的參加聽證的詳細材料，以及她所講述的“自掏腰包參與聽證”等敘事中，讓人看出她起碼是一個具有公共精神的公民，熱心參與公共事務，愿意積極表達自己的意見，不論意見本身受不受到認可。在這一點上，她不僅不應被指責，反而應該肯定她行為的積極意義――公民意識的覺醒、對表達權的重視。
　　民主決策的推動需要政府和民間雙方的共同力量。“熟面孔”的可貴之處在于，他們能夠以滿腔的激情參與社會管理，并伴以一定數(shù)量和程度的社會調查，對其他普通市民的影響和帶動作用會慢慢出現(xiàn)，并持續(xù)發(fā)酵。
　　因此，對胡麗天等個人的冷嘲熱諷大可不必，因論點不同而扣上各種不雅“帽子”就更無必要。要想解決聽證問題，最好的方法不是拿胡麗天們開刀，而是在于聽證會機制的修正：如何能讓市民踴躍參與，讓更多人有機會開口？
　　
　　聽證代表的抽簽運氣
　　按照成都市發(fā)改委政策法規(guī)處處長何亞軍的說法：關于價格聽證會的代表選拔方式，成都市從2010年開始，采取通過公證處現(xiàn)場公證的形式，隨機抽取消費者參加人選。而此人選的報名方式，則是通過成都的幾家權威媒體進行發(fā)布，面向社會征集。
　　何亞軍在解釋聽證會上為何頻繁出現(xiàn)老面孔時，認為這是聽證會報名人數(shù)不夠、公眾關注不夠、沒有看到聽證公告、熱情降低等緣故。
　　據(jù)胡麗天自己稱，她被選上次數(shù)這么多，主要也是因為報名的人太少，“比如成都高污染車限行，要8個市民代表，只有9個人報名”。
　　不僅成都是這樣。2011年6月，廣東省東莞市為開水價上調聽證會邀請市民報名參加，卻遭遇公眾“零報名”； 8月4日，上海楊浦區(qū)衛(wèi)生局召開了醫(yī)療機構設置聽證會。但是這場預先告知了居民的聽證會最后僅該醫(yī)療機構設置地附近的一位居民到場。更為尷尬的是，這唯一一名居民看到沒有其他人參與，也當場放棄了聽證的權利。
　　四川大學法學院教授周偉表示，從根源上考慮，這還是一個程序問題，“為什么民眾不愿意參加聽證會？是因為公眾意見被采納的幾率太低，很多人覺得參加了也沒有意義。扭轉這種局面，需要靠設計合理的程序，讓公眾覺得參加聽證會有意義”。
　　成都市發(fā)改委承認，對此自身也在反思，并著手在提高聽證會質量方面下功夫，“使得更多的人踴躍報名，讓我們聽到更多的意見，具體措施正在考慮。但辦法是由國家層面制定的，我們會向上反映”。
　　由此看來，聽證，需要政府和民眾的共同努力。只有政府力保聽證會不走形式，老百姓積極參與、人人重視，才能共同推動聽證會的健康發(fā)展、實現(xiàn)聽證會應有的價值。這不是單方面的事。
　　
　　逢聽必漲，還是逢漲必聽？
　　從近10年來的價格聽證案例來看，民眾方質疑“逢聽必漲”，但政府方面給出的答案是 “逢漲必聽”。
　　2010年11月12日，北京市發(fā)改委名義上是舉辦居民天然氣“銷售價格調整”聽證會，但實質上，則只推出兩個漲價建議方案，分別為居民氣價每立方米上調0.23元或0.27元，這也就意味著，聽證會的結果只是漲多與漲少的問題，與聽證會約束政府的定價行為本意南轅北轍，價格聽證也淪為一種形式主義。
　　針對民眾的不滿，成都發(fā)改委給出的解釋是：“我們就是要漲價，要制定這些資源壟斷經營方面的價格和公益性服務的價格，所以才開門聽證，通過聽證來制定決策。網友說‘逢聽必漲’，實際上應該是‘逢漲必聽’才對�！碑斢浾邌柕铰犠C會后的結果是否都是漲價時，得到的解釋是：“每次價格聽證會后，都對價格作了調整。也有因為要降價而召開的聽證會，只是降價聽證會一般采用簡易程序，影響不是很大�！�
　　在涉及到價格聽證會是否會因為反對漲價人數(shù)過多，而無法通過的問題時，成都發(fā)改委并未給出直接回答，只說以前有過因聽證會報名人數(shù)不足，而暫時擱置的情況。
　　其實，在物價飛漲、CPI不斷攀高的背景下，各方領域的漲價其實是在預料之中。相比召開了聽證會的自來水、出租車等漲價，其實更多領域的漲價民眾只能默默承受，比如石油、豬肉、各種生活用品，等等。因而，聽證會更重要的作用是一個發(fā)表多元意見的平臺，是官民溝通的渠道之一，為政府決策提供多角度的思考，而不是一個單純表達反對意見的機制。
　　聶作平則對媒體提出了期待：“在英美國家，聽證會的全部過程都是要面向全國甚至全球直播的。當我們樂呵呵地看著英國聽證會上默多克險些遇襲，饒有興趣地談論鄧文迪如何救夫的時候，是否思考過，為何我們能夠對遠在歐洲大陸的聽證會細節(jié)了如指掌，而對家門口召開的聽證會，卻只能從電視、報紙上得到只言片語的信息？”
　　
　　事關中國民主化進程
　　面對各地聽證會遇冷的局面，公眾要求聽證立法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制定一套嚴密有力的法制章程來規(guī)范我國聽證制度變得迫在眉睫。網上甚至有人指出：“目前擺在中國聽證會面前的只有兩條路，要么打開門戶，接受公眾監(jiān)督，制定并嚴格執(zhí)行法制化程序使其公開透明；不然，‘聽證’這朵舶來之花，則只能在嫁接不利的中國大地上慢慢死去。”
　　“我個人認為，聽證會應該由國家法制部門來管理，把聽證會的統(tǒng)籌和召開工作交給法制辦公室來操作。就拿我們普遍關注的價格聽證會為例，現(xiàn)在國內的現(xiàn)狀是，價格聽證會由物價部門組織召開，這是很可笑的。價格漲跌本來就關系到物價部門的自身利益，要求組織者放棄自身既得利益，來以公眾意見為主，這本身就帶有一定的矛盾性�！睆V東省人大代表朱列玉表示。
　　在事件的決策上，立場問題從來都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對此，朱列玉明確表示：“聽證會的管理工作，必須要由第三方權力部門來監(jiān)督控制，不應該放在直接主管部門。權力部門之間需要相互制約，因此，聽證事宜最好由法律部門來操作�！�
　　關于聽證代表如何選拔一事，有網友提議，聽證代表應借鑒人大代表的選取方式，通過報名、公眾選拔，建立聽證代表庫，且在一定年限里進行換屆。
　　同時，規(guī)范的聽證制度缺失，導致一些聽證會的效果完全取決于組織者的理念。在四川華敏律師事務所主任張敏看來，2010年10月28日舉行的《四川省突發(fā)事件應對辦法（草案）》立法聽證會就是一次成功的聽證會。由于此前接受央視采訪時表達了明確的反對意見，四川省法制辦特邀張敏參加聽證會闡述反對觀點。后來，因為草案中關鍵條文存在漏洞，有關部門沒有通過這部地方法規(guī)，而是選擇繼續(xù)完善。
　　“但如果組織者不是這樣的理念，而是找一群‘托兒’來參加聽證呢？結果也許就不一樣了�！睆埫粽f。
　　朱列玉指出，聽證會結果的應用也是聽證立法必須考慮的因素之一，即：聽證結果在決策的制定方面有多大的影響力度？如果在一次聽證會上，有關部門提出的方案遭到了全體代表的一致反對，那么這份反對結果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他再三強調：將聽證賦予法制的內涵，加以法制化的保護，將是中國民主化進程的必然結果。（本刊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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