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60周年前夕，著名作家王樹增的《解放戰(zhàn)爭》出版。以武器簡睡、兵力不足之師對抗擁有現(xiàn)代武器裝備且兵力龐大的正規(guī)軍，解放戰(zhàn)爭在短短四年時間里演出一場人類歷史上的戰(zhàn)爭傳奇。日前，本刊特約記者專訪了王樹增，他用今天的目光客觀審視昨天的戰(zhàn)爭，解讀中國共產黨勝利的原因――
　　
　　戰(zhàn)爭史，民族族譜，國人心靈史
　　
　　記者：為什么想到要寫《解放戰(zhàn)爭》這一宏大題材?
　　王樹增：我們每一個讀者，關心自己血脈的來歷恐怕是共通的情感。我們常常到農村去，一個普通的農民從沾滿灰塵的房梁上給你拿下一個大包袱，解了半天解開來是一個族譜，他認為這是他活下來的理由。我想我寫戰(zhàn)爭史在某種意義上是寫這種族譜，這種族譜是當代中國人的心靈史，每個人都應該有理由知道我們從何而來，我們向何而去，我們今天的生活為什么是這個樣子。我想這些東西也是我渴求探望的東西。
　　
　　記者：哪些是新內容?
　　王樹增：我可以舉出以前不大說或者閉嘴不說的例子，比如東北的四平之戰(zhàn)，守不守四平，守不守得住。這是過去吵得翻天覆地的。我沒見過毛澤東和林彪之間這么吵過架。打到最后也沒有守住，死那么多人。
　　我寫得很客觀，有我的觀點，因為那邊正在政治談判，陣地需要守一守，但是不能這么守，違反了我們一貫的作戰(zhàn)原則，我們一貫是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不能為了一個壇壇罐罐而犧牲更多的有生力量。這是有爭議的，以前是不說的。還有在戰(zhàn)爭初期的時候，山東有幾個失敗的戰(zhàn)役，南麻戰(zhàn)役，臨朐戰(zhàn)役，陳毅指揮的，為此陳毅做了很多檢討，這都是以前不能說的。
　　記者：寫這兩次失利的戰(zhàn)役，你比較偏重哪一點?
　　王樹增：官兵心理跌蕩是很重要的，我老說與其說我寫戰(zhàn)爭的軍事進程，還不如說那一代中國的官兵，翻身農民的子弟心靈是怎樣走過來的。其實，他們打敗仗的時候也是灰心喪氣，牢騷怪話的，也是跑來跑去，吃不上飯。所以我專門有一章“共產黨是否失敗了”，那是政治低谷。這個心靈史是我特別關注的。許世友在山東的時候被擠在海邊去了，差點被殲滅，但是最后還是翻天了。我想用文學的角度傳達給讀者的是這些，而不是軍事。軍事的話，你看軍事科學院出的《解放戰(zhàn)爭》五卷本，比我這個詳細多了。
　　
　　國民黨敗于“接收勝利”
　　
　　記者：為什么共產黨在兵力處于弱勢的情況下，僅僅用了3年多，就打敗了國民黨幾百萬軍隊?
　　王樹增：我個人認為有兩個重大原因，第一，從辛亥革命以來，或者往前推，從洋務運動以來，中華民族渴求獨立、富強的理想壓抑太久了。所以可以解釋，在抗戰(zhàn)期間，尤其是抗戰(zhàn)剛剛結束之后一年之內，國內從普通的百姓一直到精英階層，那種對國家的富強、獨立、完整等等愿望，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激情高度。但是這種激情高度被國共兩軍驟然發(fā)生的內戰(zhàn)完全打碎了，這種心理落差是非常之大。無論是普通百姓還是當時社會的精英階層，都要尋找一個泄憤的出口，即國民黨急速墮落和腐敗。
　　從數(shù)字和史實上看，國民黨急速墮落和腐敗是令人不可想象的。在抗戰(zhàn)期間，中國國民政府的威望達到了頂點，國共兩黨在抗日戰(zhàn)爭中形成的合作局面也很好，但是萬萬沒有想到，就是這樣一個國民黨，在勝利到來的時候，迅速在政治上、經濟上暴露出它的獨裁、官僚體制所形成的腐敗。它支撐不住這個勝利的巨大喜悅，瞬間垮掉了。這個垮掉是非常迅速的，蔣介石自己都說我們不是敗在軍事上打不過共產黨軍隊，我們是敗在自己身上，敗在“接收”上。
　　記者：你所關注的是由于國民黨的政治體制帶來的腐敗問題，使之迅速墮落，之前的聲望降低了。另一方面，中共的土改又得到了農民的廣泛支持。
　　王樹增：當時的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新生的力量，和國民黨比較起來，這個黨更年輕，更有朝氣，內部更團結，和百姓貼的更近。我們最高的黨的領袖就住在老百姓的土炕上。身邊就是老百姓的孩子。
　　還有一點，我認為解放戰(zhàn)爭勝利的關鍵就是土地改革。毛澤東曾經說過，我們能不能打垮國民黨政權，就看我們土地改革這個工作做得怎么樣。舊中國，土地的極端集中已經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大量的財富、大量的土地集中在少數(shù)階層手里。這是中國近當代苦難的一個根源。這一點可以以東北地區(qū)為例，抗日戰(zhàn)爭結束之后，東北是空白的，什么勢力都沒有，為什么共產黨僅僅一年多就站住腳呢?就是周立波寫的《暴風驟雨》，就是搞土地改革，要求我們所有的干部把皮鞋脫下來。當國民黨在東北忙著接受城市的時候，共產黨號召。所有的干部、所有的官兵都要到最貧窮的農民家去，把土地分給農民。所以，當農民在大牌子上寫著“張二狗二坰地”的時候，共產黨扎根了。
　　
　　國民黨軍隊各自為營
　　
　　記者：國民黨軍隊各自為營，在軍事上，這是不是其失敗的主要原因?
　　王樹增：這是國民黨人不可克服的一個絕癥。從軍閥混戰(zhàn)時期遺留下來的地方諸侯勢力、軍閥割據(jù)勢力，在政治上形成了一種痼疾。從這個角度來講，蔣介石從來沒有實際上統(tǒng)一過中國，也從來沒有實際上統(tǒng)一過他的軍隊。
　　孟良崮戰(zhàn)役，從軍事角度來講，是不可能把張靈甫吃掉的。一是中共軍隊武器差太遠，兵力又不占優(yōu)勢。而且孟良崮外層被國民黨軍隊反包圍，國民黨軍隊不停的增援張靈甫，最近的時候，增援部隊就隔一座山，大概幾華里，但就是過不去。第一我們阻擊很勇敢，第二，增援部隊沒有那個積極性。增援部隊想的是，你張靈甫是蔣介石絕對的嫡系，但我不是黃埔生。他沒有這個積極性。還有一個，國民黨是拿士兵的花名冊領銀子的，所以這些東西都是國民黨作為一個執(zhí)政黨和作為一個軍隊不可克服的，或者說它已經完全垮掉了。
　　記者：從國際社會的關注來說，美國拋棄了蔣介石，也是其失敗的重要因素。
　　王樹增：美國對華政策史料非常豐富，那時國會整個的議案現(xiàn)在全都解密了。從1946年到1948年這幾年，美國國會強烈的呼吁，美國人沒有任何理由支持這樣一個腐敗的、獨裁的政權。它已經把國民黨政權拋棄掉了。即使逃到臺灣，在朝鮮戰(zhàn)爭沒有爆發(fā)之前，任憑共產黨進攻臺灣，它是不管的，它把臺灣的所有僑民都撤走了，留下的最高武官是上校�？梢哉f，在后期。國民黨的政權形象，政治形象太糟糕了，所以被美國拋棄掉了。我想，共產黨奪取政權順應歷史潮流。
　　
　　人民真心擁護共產黨
　　
　　記者：采訪中最打動你的是什么?
　　王樹增：我感觸最深的是，解放戰(zhàn)爭中，我們的共產黨官兵身后的一些百姓，這是常常讓我落淚的。我到山東沂蒙山采訪，現(xiàn)在的老頭可以唱一首歌，大致的意思是，最后一粒糧，拿去做軍糧，最后一床被，蓋在擔架上，最后一個兒女，送到咱隊伍上。國民黨的傷兵在那沒人管，共產黨的傷兵抬到老鄉(xiāng)家里，最好的被子給他蓋上。為什么?民心。我們的百姓知道跟定共產黨就有好日子，我們的隊 伍打贏了好日子就來了。我們的隊伍打輸了，打敗了，我們的困難就來了。農民就是簡單的算賬，他又不懂馬列主義。
　　我至今還能看到一些老人白發(fā)蒼蒼的，現(xiàn)在生活也不富裕，還住著破房子，但是往往這個房子當時就可能是一個縱隊的司令部，那些高級將領們就坐在他們家的土炕上，吃他們家烙的煎餅。在他們村子，隨便就可以找到一個山洞，這個洞就是藏傷員的。所以我們可以理解孟良崮戰(zhàn)役，國民黨裝備那么好，渴死、餓死多少人?空投不準，他們是沒有水喝的。國民黨進一個村，老百姓沒有了，抓一個帶路的給你帶錯了。其產黨的軍隊還沒到那個村。那個村早組織起來了。我想這一點也是我寫《解放戰(zhàn)爭》最根本的動因，就是水可載舟亦可覆舟，什么時候站到最廣大的人民群眾里面，你是擁有者，什么時候你背棄了人們，人們拋棄了你，你什么都沒有了。
　　
　　記者：城市的情況呢?
　　王樹增：內戰(zhàn)的時候。每個城市知識精英都游行示威，反對這個腐敗政府。
　　我專門捕捉到一個學生的回憶，共產黨軍隊進人北平城的時候，他在坦克上寫了幾個字，“你們來了我們很快樂”。他認為，這些貪官污吏們終于被打倒了，清靜世界終于來了。因為共產黨一不貪污二不枉法，官兵一致。你要不說他是大官，看不出來，穿的都是一樣的，而且沒有私人財產。國民黨不一樣，我們看所有的國民黨高級將領，被抓住也好，逃亡也好，都是大箱子，里面都是金條――當時只有金條才是真正的貨幣。
　　我崇尚毛澤東在解放戰(zhàn)爭中給郟縣縣委寫的那句話“站在大多數(shù)人民一邊”。解放軍打郟縣時，沒有糧食。彭德懷跟郟縣縣委說，你能不能籌備三天的糧食，我們把這個縣城拿下來。當時共產黨的縣長計算了一下，堅壁清野，把所有的糧食拿出來夠部隊吃一天；把地里的青苗割下來還夠吃一天，把全縣的驢、羊殺了還夠吃一天。
　　打仗的時候，老百姓就牽著驢，趕著羊在后面跟著，供部隊吃飯。打完這一仗以后，好幾年之內，這個縣都不見驢。老百姓吃觀音土。所以彭德懷說老百姓是我們親爹娘，所以毛澤東寫了那樣一句話“站在大多數(shù)人民一邊”，如果這個書有主題，就是“站在最大多數(shù)人民一邊”，這也能解釋共產黨為什么能夠最后奪取勝利。
　　
　　編輯／孟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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