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買官賣官”曾是中國封建社會人治的一大頑癥，幾乎各朝各代都曾有過。改革開放20多年來，隨著經(jīng)濟發(fā)展和社會轉型，“買官賣官”現(xiàn)象在一些地方死灰復燃，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勢，其方式五花八門，其程度令人觸目驚心。
　　
　　主體的特定性和交易的規(guī)律性
　　
　　“賣官買官”的實質是權力的商品化，即把官位當作商品去交易。由于官位是一種特殊的商品，因而其交換過程也具有不同于一般商品交換的特點：
　　買賣主體的特定性
　　買官者一般分三類人：第一類是“提拔型”，即想往上提拔的干部，大多是副職想提拔為正職的、下一級想升遷為上一級的；第二類是“交流型”，即希望進行交流的干部，有從窮單位想調去富單位的，從經(jīng)濟落后的地方調到經(jīng)濟條件較好的地方任職的；第三類是“入仕型”，有行政領域的一般干部想成為領導干部的，也有非行政領域的人士想當官者，比如企業(yè)老板想成為政府部門領導干部的。
　　賣官者一般發(fā)生在三類人身上：一類是地方黨委、政府的一把手，這類人在干部問題上具有決定性作用；二是分管組織工作的領導干部，這類人熟悉干部運作規(guī)則和套路,在干部使用上具有重要作用；三是黨委、政府的其他領導，這類人可以在某些方面幫助干部提升。
　　
　　買賣時機的規(guī)律性
　　
　　一般說來，“買官賣官”現(xiàn)象主要集中出現(xiàn)在兩個“高發(fā)期”、兩個“熱門期”：
　　“高發(fā)期”之一，地方黨委或政府換屆之際。在這個時期，干部交流提拔的任務重、數(shù)量多，因此許多買官者趨之若鶩，賣官者也可以渾水摸魚。而且此時進行不正當活動也不易被察覺。最近，中組部通報一批違反換屆紀律案件，各地共查處換屆期間違規(guī)違紀案件121起，處理有關責任人192人。
　　“高發(fā)期”之二，領導新來或即將調走之際。新官上任，有人會來投石問路，買官者較多；領導干部即將調走，有些遺留問題得趕緊解決,否則就會留下隱患，賣官現(xiàn)象易多發(fā)。
　　“熱門期”之一，過年過節(jié)。此時買官者以“看望”為名堂而皇之送禮，借機拉攏上級領導；而賣官者也以“人之常情”而心安理得地坦然受賄。
　　“熱門期”之二，領導遇到特殊情況的時候，一般是領導生病住院、出國、到黨校學習，或子女上學、家中老人去世等，都可以為買官者提供“商機”。
　　
　　買賣方式的多樣性
　　
　　買官者的行為方式有四種：一是猛烈轟炸式，即短期內投入巨資；二是死纏爛打式，經(jīng)常送，雖數(shù)目不多，但長期堅持不懈，不達目的不罷休；三是雪中送炭式，即在領導急需用錢的時候，如領導在出國或向領導的上級送禮時，慷慨解囊；四是首尾呼應式，即事未辦前送錢求助，事辦成后再送錢財表示感謝。
　　賣官者的表現(xiàn)方式分三類：一是直接索取型，即公然索賄，這種現(xiàn)象相對較少；二是半推半就型，明說不要，但最終還是接受；三是暗示型，許多領導往往在調整干部前先放風，或者考察后暫時不研究任命，導致許多急于提拔的人趕忙送禮。
　　在交易的形式上，有直接送上門去的，這一般發(fā)生比較熟悉的上下級之間；也有通過中間人介紹的，主要發(fā)生在彼此不熟悉或級別相差較大或工作領域不同的人之間。當前出現(xiàn)的一個顯著特點是通過給領導夫人送禮買官的現(xiàn)象較多。
　　
　　買賣資金流動的復雜性
　　
　　買官者的資金來源多樣：一是利用單位公款；二是挪用其他資金如上級下?lián)艿捻椖靠�；三是到金融單位貸款；四是到朋友或親戚處借錢，五是自籌資金。此五種來源中，前兩種居多而且具有隱蔽性，后三種現(xiàn)象較少，但影響惡劣。尤其是“貸款買官、當官還貸”現(xiàn)象，折射出的瘋狂權力和扭曲的“官念”，令人觸目驚心。
　　賣官者的資金去向多樣：一是供自己或家人揮霍享受；二是向更上一級的賣官者買官；三是用于燒香拜佛等其他支出。
　　
　　手段花樣翻新和勢頭的變本加厲
　　
　　隨著改革向縱深領域發(fā)展，腐敗已不斷侵襲進入權力領域，“買官賣官”手段日益花樣翻新，勢頭更加變本加厲，危害程度更加嚴重。
　　
　　涉案人數(shù)和案件數(shù)目越來越多
　　
　　近年來，被查處的“買官賣官”案不斷增多，許多行政領導干部紛紛因此落馬。建國以來查處的最大賣官案――黑龍江省原綏化市市委書記馬德受賄案，涉及領導干部260多人，綏化市（包括下轄lO個縣市）的處級以上干部中，有50%被卷入了這樁驚天大案，僅該市各部門一把手就有50多人。
　　
　　涉案金額越來越大
　　
　　官位的價碼節(jié)節(jié)攀升。早先，科級干部、處級干部的“售價”不過數(shù)千元，如今已漲到數(shù)萬，甚至數(shù)十萬。如河南省原鶴壁市市長朱振江1992年在擔任安陽市副市長期間，接受了安陽市商委干部郭某的2000元賄賂后，即把其調入安陽市重工局并任命為為辦公室主任（正科級）。而山東省原荷澤行署副專員盧效玉出售烏紗帽的市價為：提拔鄉(xiāng)鎮(zhèn)正職1～2萬元，，提拔副縣級2～3萬元。山西省長治市一個鎮(zhèn)辦煤礦的礦長被時任市委書記的王虎林提拔為屈家山鄉(xiāng)黨委書記后公然說：“我花了8萬塊才買個書記，誰愿干我20萬元賣。”所以長治當時流傳一句話：“五千塊錢站站隊，一萬塊錢上上會，最少兩萬才到位”。
　　賣官者的收入日益增多。早期，賣官者受賄的金額并不高，如原河南省鶴壁市市長朱振江曾經(jīng)幫助提拔干部18人次，共受賄23萬元。而后來，賣官者的受賄金額節(jié)節(jié)攀升。廣東省原河源市委副書記盧建中先后收受200萬元后，12名“買主”得到升遷。山西省原翼城縣縣委書記武保安擔任縣委書記才8個月就靠“賣官”斂財500多萬元。安徽省和縣原縣委書記楊建國先后87次“賣官”，其家產(chǎn)600多萬元大多是“賣官”所得。
　　
　　涉及官員的級別越來越高
　　
　　在近年來查處的“買官賣官”案中，出現(xiàn)了高級干部增多的情況。因賣官被查處的領導級別已達到省部級干部，如原云南省省長李嘉廷突擊提拔102名副廳級干部，獲利750多萬元；原黑龍江省政協(xié)主席韓桂芝在擔任主管組織的副書記和組織部部長期間，受賄950萬元。原江蘇省委組織部部長徐國健,受賄總額達640萬元，其中一次接受原江蘇省交通廳廳長章俊元為解決個人的職務、職級問題的賄款200萬元。原國土資源部部長田鳳山也被馬德“買官賣官”案牽涉而落馬。
　　
　　集團腐敗日益嚴重
　　
　　當前“買官賣官”現(xiàn)象的一個突出特點是“窩案”、“串案”增多。查處一個案件就能牽涉一批官員。某些地方“買官賣官”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河北省李真案件涉及到縣局以上領導67名，其中40人是一把手。黑龍江省原綏化市市委書記馬德把其執(zhí)掌的市委大院變成了一個烏紗帽批發(fā)部，牽扯到黑龍江省的2名正省級干部、5名副省級干部、35名廳局級干部，引發(fā)了“官場地震”。
　　黨中央非常重視對干部領域腐敗案件的查處，一批批買官賣官者紛紛落馬。我們相信，隨著我國反腐敗工作的不斷深入，買官賣官行為必將受到沉重打擊和有效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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