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來，圖書出版業(yè)頻頻把目光瞄向“文革”時期的地下手抄本。作家張寶瑞的《龍飛三下江南》以及《一只繡花鞋》、《陰陽銅尺》、《閣樓的秘密》、《十三號兇宅》等作品也都相繼出版，而文化藝術(shù)出版社出版的《“文革”手抄本文――暗流》一書，更是把“文革”時期流傳很廣的手抄本匯集成冊出版，使這些當時的“暗流”重見天日。
　　“文革”手抄本以裝幀精美的正式出版物形式再度出現(xiàn)，喚起許多人對那個灰色年代的難忘回憶，它們曾伴隨我們走過文化饑荒……
　　
　　“梅花黨”是這樣出爐的
　　1971年夏，北京，最東南的鐵合金廠。
　　廠房一角，十幾個工人，把張寶瑞圍在了場地中央，他們正在聽這位年輕的生產(chǎn)班長講述“梅花黨”的故事。
　　40年過去了，現(xiàn)在早已過天命之年的新華社高級記者張寶瑞說起這個場景還是止不住的自豪，這位“文革”手抄本文學的代表作家，至今已創(chuàng)作發(fā)表《一只繡花鞋》、《落花夢》、《綠色尸體》等500余萬字的文學作品。
　　張寶瑞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據(jù)統(tǒng)計，‘文革’手抄本有300多種，其中我一個人就占了20多本，要把我在工廠說的那些故事算上，還可以出50多本。”
　　北京東城區(qū)喜鵲胡同十號大院，一個很普通的北京四合院，在人們的傳說中卻是一個“神秘的大院”。據(jù)說，抗戰(zhàn)期間這里居住著―對年輕的日本夫婦，有一天，人們發(fā)現(xiàn)他們被人殺死在浴盆里，院子就一直無人再敢入住。直到抗戰(zhàn)勝利后，這所“兇宅”才成了普通百姓的住房。
　　張寶瑞說：“我1953年出生在這個大院里，后來的《一只繡花鞋》、《龍飛三下江南》、《綠色尸體》等一系列小說中，梅花黨北京總部的建筑原型就是十號大院�！�
　　在張寶瑞的手抄本小說中，有著眾多性格鮮明的人物，英勇睿智的龍飛、美麗多變的白家姐妹……這些也都可以在十號大院找到原型。
　　“左鄰唐家，戶主原是開灤煤礦的資本家，他有三個如花似玉的女兒，后來成為我小說中白家三姐妹，白薔、白薇、白蕾。”
　　張寶瑞還透露說，實際上，“龍飛”寫的就是他自己，當時的他和“龍飛”一樣，憧憬美好人生和真摯愛情，唐家二女兒，是他當時的“夢中情人’。
　　1969年，只有16歲的張寶瑞被分配到北京鐵合金廠工作。此時的張寶瑞，“能侃”的天賦開始顯現(xiàn)，他能就著一個事物，編出一段離奇的故事，并且還是現(xiàn)編現(xiàn)說，“根本就不用寫草稿，故事開頭剛起，結(jié)尾就差不多在腦中了”。
　　1970年，張寶瑞在廠里當上生產(chǎn)班長，憑借編故事的超群能力，很快成了工友們的“國寶”。
　　“廠里的工作三班倒，特別是上夜班，特累特容易犯困。作為班長，為了要調(diào)動大家干活兒的積極性，就給他們編故事。”
　　張寶瑞說：“編的這些故事，通常都是以恐怖的居多，工人們聽了之后很害怕，但越害怕反越愿意聽。膽子小的人根本不敢出去上廁所，干脆就在爐下方便，爐下經(jīng)常冒出一片臊氣，久而久之，也就習以為常了……”
　　
　　手抄本就這樣流傳
　　
　　從1971年開始，張寶瑞開始寫他的“梅花黨小說”。
　　這一年，張寶瑞把給工友們講的梅花黨的故事理順，寫了一部4萬多字的中篇小說，取名《一只繡花鞋》，然后給親朋好友們傳看，一時轟動。
　　1974年夏，張寶瑞把三年里給工友講故事時的內(nèi)容又加入到《一只繡花鞋》中，把4萬字的小說擴充為一部12萬多字的小說，用圓珠筆工工整整抄在日記本上，再次拿給人們傳閱，這一次，引起的轟動更大。
　　后來，這部小說被筆筆相傳，抄送到了更大的范圍，“通過各式各樣的路徑，被在內(nèi)蒙古插隊的哥哥帶去了大草原，被在大西北當兵的表哥帶到了新疆，又因參加軍墾帶到東北，被在山西、陜西插隊的同學帶去了黃土高原……”
　　就這樣，通過一支支簡陋的圓珠筆、一盞盞搖曳的油燈、一本本印有天安門圖案的日記本，通過千百萬雙手的傳遞，《一只繡花鞋》被越抄越廣最終，“走遍祖國的山山水水”。
　　據(jù)統(tǒng)計，“文革”時期林林總總的手抄本盡管數(shù)量眾多，但基本無外乎兩方面的內(nèi)容：反特偵破、愛情與性。前者比如《一雙繡花鞋》、《綠色尸體》、《龍飛三下江南》等，后者包括《第二次握手》、《遠東之花》、《少女之心》等。
　　“文革”時期生活極端封閉，社會缺乏個性創(chuàng)造的空間。人們的想象力只能到斗爭的對立面一一敵人的世界去展開想象，幻想和建構(gòu)那另一半“世界”。
　　《梅花黨》中偵察員與女特務的愛情，俊男靚女在資產(chǎn)階級上層的客廳中翩翩起舞，透出對異質(zhì)文化生活的向往。故事繪聲繪色地描述主流所批判的事物，無意識中流露出真實思想――那些令人恐懼的反面事物，正是強烈吸引人的。
　　反映愛情與性的手抄本則呈現(xiàn)出完全對立的兩類，一類描寫愛情生活，試圖戴著革命道德的鐐銬舞蹈；另一類則為赤裸裸的性描寫，拋棄了一切文化禁忌。
　　前者如表現(xiàn)純美愛情的《第二次握手》，后者則以著名的《少女之心》為代表。在上世紀70年代中期，《少女之心》是公安機關(guān)多次通報查抄的主要手抄本之一。許多讀者因為傳抄該文受到批斗，乃至被以“流氓罪”勞動教養(yǎng)，但該文久禁不絕。
　　“文革”是一個漠視和抹煞性差別的時代，一些男性從事的高危行業(yè)，如深山伐木、開采石油和高空帶電作業(yè)，都出現(xiàn)了“鐵姑娘”們的身影�！拔母铩币彩且粋�高度禁欲的時代，在一些“文革”特色的文學作品中，英雄人物都是沒有愛情的，遑論性生活。因此，在集體禁欲的社會環(huán)境下出現(xiàn)“黃色小說”手抄本的流傳，絕不是毫無緣由的。
　　
　　一種集體的“越軌”行為
　　
　　作為一種特殊的文本，手抄本不光要“手寫”，還要接力“傳抄”，并且正是在“傳抄”的過程中，完成其必要的復制、流動和再創(chuàng)造。也只有這樣，這種“手抄”行為才不單表現(xiàn)為大膽的個人行為，還更表現(xiàn)為集體的“越軌”行為。一位抄寫活動的當事人，活靈活現(xiàn)地回憶了當時的典型場景：
　　“抄是非常隱蔽的，老師肯定不讓抄這些東西。拿到手抄本后，你分幾頁，我分幾頁，然后再加上復寫紙，一次就能印五六份，抄好后再收起來往一塊拼一下，然后再一訂，這就成了。上課抄是一種，還有一種是逃課躲在防空洞里抄。要是抓住就不得了，這都是些封資修呀，得查你家的成分，取消你的困難補助什么的。”
　　知名度最高的“手抄本”之-是在當時被定性為“黃書”的《少女之心》。
　　那么，《少女之心》究竟是什么樣的故事?出版人白士弘介紹說一一
　　在那個大家整天忙于“革命”與“斗爭”的年代，16歲的少女黃永紅在被下放的父親的指派下’發(fā)現(xiàn)了母親與何叔叔“通奸”的秘密。她對母親的所作所為感到憎恨，將所看到的一切寫成大字報貼到了學校門口。媽媽被民兵帶走了，爸爸和弟弟對她就像仇人，同學對她冷眼相看，不時把“破鞋”二字掛在嘴邊。
　　之后，母親被下放到農(nóng)村，父親回到城里，卻與她形同陌路。這時，與她同學多年的男生李國華出現(xiàn)在她的身邊。李國華告訴她一個天大的秘密一一“何叔叔”才是黃永紅的親生父親。
　　黃永紅與李國華逐漸產(chǎn)生感情，被老師抓了個正著。在全班為此召開的批判會上，黃永紅暈了過去。
　　一場大病后，黃永紅被送到她母親那里。在農(nóng)村，她欣喜地發(fā)現(xiàn)了同樣被學校開除來到農(nóng)村的李國華和他的家人。他倆感情越來越深，懷著青春期的好奇與沖動，開始了彼此身體間的接觸，但這方面知識全是空白的兩個人，數(shù)次探索均以不得要領(lǐng)而告終。另一個從城里“發(fā)配”到農(nóng)村的男生姚大明闖進了黃永紅的生活。姚大明是個情場老手，黃永紅最終沒能把握住自己，迷失在愛欲之中。
　　但一次與李國華的偶然邂逅，兩人舊情復發(fā)。黃永紅發(fā)現(xiàn)自己對兩個男生都存有好感。
　　為了自己的尊嚴，兩個男人相約以決斗的方式解決問題。決斗中，李國華失手殺死了姚大明，他也因為承受不住壓力而自殺。黃永紅被關(guān)進監(jiān)獄。她寫下一摞厚厚的認罪書。
　　這份認罪書，便是后來的《少女之心》。
　　后來《少女之心》為何變成令老師和家長聞之色變的“黃書”?那段廣為傳抄的、兩三萬字的“黃色”內(nèi)容又從何而來?
　　“此《少女》非彼《少女》。”白士弘解釋道，“《少女之心》是講“文革”時期人的命運，而抄得很兇的那段‘黃書’，其實是從原故事情節(jié)中演繹出來的，類似于利用《水滸傳》的背景和幾個人物，另寫出一部《金瓶梅》�！�
　　白士弘透露了一些細節(jié)，解釋《少女之心》變“黃”的過程：
　　女主人公入獄之后，審訊人員迫使她詳細地寫出戀愛經(jīng)過及床上細節(jié)，事后，又把這個“黃色”故事流傳到社會上，使她成為了千夫所指的“破鞋”。許多人因此對她垂涎三尺，因為無法達到目的而企圖羅織罪名，以便再次把她送進監(jiān)獄。
　　而那本廣為傳抄的“黃書”，白士弘可以肯定，是從這段審訊記錄中演繹出來的。
　　白士弘說，“文革”時期，手抄本是成本最低、人們最易接受的傳播方式。“當然，抄書肯定先揀‘最感興趣’的部分抄，而且難免按自己的想象添油加醋，就這樣越抄越玄，導致后來‘黃書’廣為流傳，而原故事卻不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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