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毛澤東向全國人民發(fā)出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號召。由此，全國掀起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運動的熱潮。至剛過去的2008年，已整40年。 　　40年。1700萬上山下鄉(xiāng)知識青年的生命，已經步入夕陽。
　　走在上海街頭，丁惠民并不引人注目。1978年12月，這位老者帶著數十位云南知青，從西雙版納一路北上進京請愿，打出“我們要回家”的標語，并最終撕開了知識青年返城的一個豁口。千萬知青返城的大潮，由此啟動。
　　今天，曾經的知青領袖丁惠民將他的人生坐標，再度調整到“知青”這一刻度上。當年的北上請愿團核心成員，如今或在重慶，或在上海。一切卻已不似當初。
　　
　　靠近
　　
　　丁惠民和所有知青一樣，是帶著“建設邊疆”的決心來到云南西雙版納的。
　　他們走進莽莽大山，住在草棚里，半夜里蛇會從房梁上“嘭”的一聲掉下來，吃飯時，叢林里的猴子在遠遠地觀望。頭幾年，是拼了命地干。砍掉原始森林，種上橡膠樹。但幾年努力，仍改變不了農場的樣子。丁惠民說：“一年不如一年，知青絕望了。”
　　重慶知青李長壽，如今寓居在上海七寶，他的記憶被饑餓充斥，“豬瘟年年鬧，一鬧死一片；沒辦法就去河里找魚吃，我有段時間當文書管炸藥，就拿去炸魚……”
　　吊打、侮辱、強奸知青的事情時有發(fā)生。一群半大孩子和一些軍人，在遠山僻嶺的對撞，演繹出一幕幕的慘烈。被槍斃的軍官賈小山，當年開著一輛吉普車橫行農場，看到漂亮的女知青就往車上拉。
　　知青們想盡辦法走后門調動回城，一旦成功就什么都不要了。
　　與丁惠民不同，李長壽從來是個叛逆者。在農場，他不是好惹的，“打架根本不需要理由�！�
　　李長壽后來寫了一首歌，其中有這樣一段：“花樣的年華生命的春季，享受陽光接受教育。斗毆演出武打的好戲，偷雞摸狗自有道理。��！連長，我不是壞青年，寫份檢查交給你�！�
　　1978年12月以前，他們并不相識，更想象不到：彼此的相逢，會演繹出改寫歷史的一筆。
　　就在那個冬季，火星出現了。
　　
　　相逢
　　
　　轟轟烈烈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運動，到上世紀70年代中，已顯疲態(tài)。
　　“今冬明春好回家”的說法始在云南知青中悄然流傳。丁惠民在其他農場做了情況調查，意識到知青的問題已是一堆干柴，只要一顆火星就能點燃。
　　他貼出了公開信，陳述知青現狀，提出回家的愿望，在農場引起軒然大波。在禮堂大會上，有人說：“什么也不要怕，學習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走回家鄉(xiāng)去！”紛亂中，丁惠民的理智和判斷，使他成為毋庸置疑的總指揮。他與李長壽就在那一天相識。李長壽被任命為糾察隊長，另一位重慶知青鄒盛永專司宣傳，再加上副總指揮劉先國和胡建國。整個行動的指揮和協(xié)調核心形成了。
　　其后的部署兵分兩路：一方面，農場在有序領導下罷工；另一方面，1978年12月，請愿代表分兩批赴京，高唱自己寫的請愿團團歌，“北上！北上！堅決北上！”
　　隊伍最終在天安門廣場上列隊，在“我們要回家”的橫幅后面站成一排。
　　當時分管農墾系統(tǒng)的國務院一位領導接見了他們，雖然態(tài)度慈祥，但話語嚴厲：“都這樣鬧，國家能富強？”這讓他們感到委屈。當晚，丁惠民、劉先國、李長壽、鄒盛永四個人，在西單的一家小飯館里碰頭商議，決定立即回云南，請愿團宣告終結。
　　而正是那天，一份內部電話記錄從版納農場悄悄地飛出，成了知青的報喜鳥：不愿留的通通走……后來他們知道：這是云南省委第一書記從北京開會返回后，作出的表態(tài)。
　　次年2月至6月間，5萬人像潮水一般退去。
　　后來他們知道：北上請愿的行動，給北京正在謀求解決知青問題的高層討論中，增加了一個現實籌碼。
　　當年罷工請愿的幾位核心成員，如今回憶起那段日子，都為年輕的自己在全過程中的謀略而自豪。劉先國說：“那段時間，沒有人有一丁點的私心，同心協(xié)力，就為一個目標――回家。”
　　
　　各自
　　
　　1979年丁惠民、劉先國、鄒盛永、李長壽，先后回到家鄉(xiāng)――武漢、重慶和上海。
　　1985年，丁惠民從武漢調動來到重慶，與妻子團圓。和北上請愿時的“三駕馬車”之一劉先國經常見面。1987年，劉先國去了上海。
　　后來的20年，丁惠民也曾做過生意，這個當年的知青領袖，能夠在1990年代就借到近百萬的本錢。他從緬甸販進木材，拉到上海去賣，卻不料剛拉進對方倉庫，對方卻因債務糾紛而被法院凍結資產。
　　劉先國逐漸成為生活的贏家。這些年里，他在圖書公司工作，木工、保衛(wèi)科長、物業(yè)中心經理、計算機廣場項目負責人，入黨、提干、買房。
　　李長壽離開工廠后，做過通訊器材生意，還辦過研究所，小有成績。他如今落腳上海，在知青戰(zhàn)友的公司里就任核心管理崗位。他戴著青年人喜歡戴的寬邊帽子，和古鎮(zhèn)里云南菜館的老板談笑風生。就在這間小館子里，他竟然偶遇到北上請愿團的秘書長朱一平，兩人相擁大笑。當年那個叛逆的青年，在小橋流水、云南菜香中，與生活和解。
　　當年離開時，知青們一個個發(fā)誓“老子撒尿都不朝這方向”，如今卻一次次夢回云南。
　　
　　輪回
　　
　　版納農場的工人，大多來自湖南農村，數量少于知青。
　　每天同樣上班，知青已經累得無力動彈，他們回去之后還要養(yǎng)雞、養(yǎng)豬、上山砍山貨，養(yǎng)活一家大小。知青們餓得兇了，就去偷他們的。
　　告狀、隨之讓知青受罰的是他們，“看你端著白飯咸菜揮手叫你過去夾上一筷子油炒的菜”的也是他們；幫著連隊干部管理知青的是他們，傳授給知青農業(yè)技能的還是他們。30年前，知青們潮水般退去，農場的學校沒有了老師，衛(wèi)生所沒有了醫(yī)生，連開拖拉機的人員都成了問題，只有工人們收拾起農場的爛攤子。
　　而農場當年的管理人員，主要由退伍兵和現役軍人構成。
　　有統(tǒng)計數字顯示：50%以上的連隊干部有過吊打、責罰知青的行為。丁惠民的第四腰椎骨被槍托打過，直到現在，陰雨天氣都會有反應。
　　1984年，當年的一位營長到重慶出差，推銷橡膠，設法聯(lián)系到一些重慶知青。在他落腳的簡陋招待所里，他對提著白酒來看他的知青說：“你們種的橡膠樹，都開始割膠了。過去，我們對你們知青的很多做法不對，請你們原諒……”
　　李長壽感慨：“有這一句話，過去的事情就當全沒有過，還提它干嘛？”
　　1995年，李長壽和近40名知青重返農場。離開時，車子無法開動。老連長、老營長、老工人們久久不愿松手，車上車下哭成一片。在李長壽的記憶中，只有當年離家奔赴云南的火車站上，有這樣哭聲震天、依依惜別的場面。
　　命運總是輪回，當年哭著去往的地方，今天哭著離開。
　　
　　重聚
　　
　　生命軌跡，再一次戲劇性地交集。
　　2008年冬，上海電視臺紀實頻道的《往事》欄目，將丁惠民請進演播室，以三集的篇幅，再現了當年北上請愿的歷史。鏡頭前，丁惠民特意穿了一件黃色的T恤衫，胸前印著“知青”兩個大字。
　　他頻頻來到上海，出面幫知青解決工齡問題、社保問題、戶口問題，等等。他回到云南，在那里立起一塊大牌子：“知青有事，請找丁惠民�！毕旅媪糁�手機號。30多年后，他第二次寫了公開信，要求政府重視知青的晚景和待遇問題。
　　他辦了版納知青網，聯(lián)系出版畫冊和書籍，知青有戶口一類的問題，他希望登記填表、集中于他處，再通過他去上訪、謀求解決。他積極籌劃中國知青旅游文化節(jié)，希望借此機會重聚知青，擴大影響。他抵押了房子，換來的錢幾乎盡數投入于此。朋友勸他“衣食住行要自己搞好”，他卻說：“我丁惠民早就不屬于我自己，我永遠屬于知青�！�
　　丁惠民說：他要為知青爭取權益，哪怕是一點點經濟補償、一點點政治待遇。他想呼吁國家層面對知青問題的重新表述。
　　老戰(zhàn)友們的命運和心跡，在同心協(xié)力北上請愿30年后，畫出相離的曲線。
　　1998年，當年的“三駕馬車”在上海重聚。除了久別重逢的喜悅，其余的竟然是話不投機的尷尬。
　　丁惠民將他的生命重心，再次調回“知青”這個刻度上。他想找回當年的“三駕馬車”，看到的是避談往事的胡建國，和應酬繁忙的劉先國。
　　后來，劉先國曾經這樣勸誡丁惠民：“跟那么多的海歸、高知相比，我們已經落伍了。盡管你是當年的知青領袖，但現在已經不是我們的時代了，你要牽頭這么做，就無異于陳勝吳廣，最終成功的一定是劉邦項羽，而不是你。”
　　10年前，成都知青的聚會活動上，一條“青春無悔”的橫幅被不同意見者扯下：“無悔？你們無悔你們就回去！”
　　“有悔”和“無悔”，成為知青群體中對那一段特殊經歷的分歧意見�！坝谢凇闭�，痛感時代對整整一代人的深重折磨，他們感慨磨難、追撫傷痕，詛咒自己做出的犧牲和命運的不公；“無悔”者，深感知青經歷使自己磨練了意志、加速了成長、更以一種無法替代的方式，深切了解了自己安身立命的國家，從而奠定了整整一代人心智和意志的成熟。面對現實，前者發(fā)出吶喊和譴責，有些人直接延伸出現實訴求；后者選擇接受現實并與之和解。
　　丁惠民，這個當年以公開信點燃回城火焰的知青領袖，不乏追隨者。他們稱呼他“丁總”，或者“司令”。這樣的稱呼，對丁惠民是一種動力源泉。
　　而當年最親密的戰(zhàn)友胡建國、劉先國、鄒盛永、李長壽他們，選擇了另一種姿態(tài)。
　　“他依然活在那個時代�！边@是今天的丁惠民，留給戰(zhàn)友們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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