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我當文化部長，驚了！ 　　 　　最早在一九八六年初，一次有外國記者參加的場合，一位美國記者問我：“你要擔任文化部長嗎？”我回答說：“It will beterri－ble！”（那就太可怕了�。�
　　從一九八五年就傳出了上邊正在物色新的文化部長人選的消息。一會兒一個說法，一會兒說是作協黨組書記唐達成將去文化部，一會兒說是吉林省委書記高狄是人選，一會兒說是總政宣傳部文化部長、作家徐懷中少將已成定局……對此，我未加注意。
　　一九八五年五月，我?guī)ьI一個龐大的作家訪問團，去西柏林參加地平線藝術節(jié)�；鼐┖蟛痪茫�一個星期天得到通知，要去參加一位高級領導同志召集的會，參加此會的還有唐達成、徐惟誠、北京人藝的演員和院長于是之等。領導同志開宗明義，讓我們提名新的文化部長人選。我們就胡亂提了一些，包括高占祥、徐惟誠、賀敬之、艾知生（時新任廣播影視部長）、李彥（時為中宣部秘書長或副部長）。領導同志突然問：“你們幾個人行嗎？”
　　這就是中國的文化了，大家一聽，個個做屁滾尿流狀，尤其是于是之，拿出了老北京的特色，頭搖得如同撥浪鼓，他像是在說“不行”，又像是在說“不靈”，總之，大家都笑了。
　　如此這般，說話到了一九八六年早春，一天下午，我正在其時包容了文化部、《紅旗》雜志、文聯與作協的沙灘大院的破舊禮堂看新片《美食家》。由于此片的原著是老友陸文夫，我便饒有興味地觀看著。一位同志摸著黑找到了我的身邊，說是中組部負責同志找我。
　　
　　當文化部長的事就這樣開始正式提出來。我大驚。我只希望我以一個文藝從業(yè)人員的身份去起一些橋梁的作用、進言的作用、提倡健康與理性的作用，緩和可能有的意識形態(tài)領域中的斗爭整肅的作用，卻從來沒有想自己去管，去決策，去負責，去拍板。對于作協，連黨組書記我都謝絕了，豈可到貨真價實的文化部？
　　我連連活動起來，不是為了跑官而是為了辭謝。我說，我現在創(chuàng)作正在盛期，如果改為行政官員，我太痛苦了，我一輩子就是想寫點東西，前邊二十多年，由于政治處境太壞不能寫作，后二十年，由于政治處境太好太受信任和器重，結果也是不能好好地寫作，這可真是悲劇啊……
　　我沒有公開說出的是，什么，去當部長？豈不成了眾矢之的？豈能不陷入兇險的所謂文壇的人際斗爭，斗到勢不兩立，斗到上下皆煩，斗到捶胸頓足，斗到烏煙瘴氣……
　　我找了胡喬木，我找了胡啟立，我通過張光年給喬石帶了話，請不要考慮我。我大肆活動不是為了跑官而是為了相反――辭謝。
　　
　　妥協結果是只干三年
　　
　　一九八六年，我在中央書記處的一次會上被有關領導問到這個問題，我說你們現在對我印象頗好，是因為我是一文學從業(yè)者，卻能顧全大局，起些健康的作用。如果我去負責，去主管，去處理日常事務，我成為你們任命的部門領導，我的缺失定然逐漸暴露，我的局限定然日益明顯，我的蹩腳定然日益狼狽，最后，連現在這點好印象也沒有了，有什么好處呢?
　　胡喬木當場表示支持和理解我的意見。說他與王確有交往，他認為王說的都是老實話。也許對胡喬木同志的意見做了別樣的解讀，總之他幫我說了話后，一些其他同志任用我的決心反而更堅決了。于是其時協助負責人事組織方面工作的中央領導習仲勛同志找我談了話，他講得很確定，要求我服從，并且說，如果我仍然不接受，還有政治局常委和總書記要找我談話。我談了我的想法，仲勛同志說，你還可以寫作，不需要你抓得過分具體，你可以多依靠身旁的副部長嘛，反過來，你擔任部長也有有利于你的寫作的條件嘛。他沒有細說，似乎包含著組織班子寫文章的含意，也許是我沒有聽明白，我想他指的不是寫小說。當然，黨的領導人高層干部不認為寫作是一個人的事而是革命的事黨的事人民的事。
　　我妻子是不贊成我擔任領導職務的，她喜歡更本真更自然的生活，她支持我多寫東西。我的小女兒說：“爸爸哪像個文化部長啊……”她那時在上高中，對領導有一個她的直覺標準――模式，覺得我不對路。她甚至給部長起了一個代號，就是多咪，多咪，用簡譜表示就是13，含意是只有一米三，當然是不長個兒的諧音即不（部）長。我的兒子則認為不妨考慮，這畢竟是一件大事，也是一件榮耀。
　　最后與仲勛同志談話的結果是我只干三年，三年中請中央物色更合適的人選。
　　我有些難過。有一次在一個場合看到作家葉楠，他見我就說：“把你犧牲了……”我知道他這是一種變相的道喜之詞，至少不全是本意，但我聽了仍覺刺激和沮喪。
　　適逢“兩會”，張賢亮、馮驥才、何士光等到我家來，還有香港《大公報》著名記者葉中敏，非問我有無此事與我的態(tài)度。我支支吾吾，結果張賢亮替我回答說，共產黨員服從黨的決定。這些都刊登在香港報紙上了。
　　馮驥才則說，他與外國讀者接觸時強調的是，王蒙是一位真正的作家。我感謝他的說法。
　　一九八六年四月初，我開始以黨組書記的身份主持文化部的工作，至六月，經過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通過程序，我正式就任文化部長。
　　
　　“紅里透紫”時期的心象
　　
　　上任伊始，參加過一次出頭露面的活動，是紀念外文版《中國文學》的一個會議吧，那時外文出版局是由文化部管的。我應邀上臺講話的時候掌聲熱烈，我立即說：“上臺的時候不要鼓掌。我希望的是下臺的時候能有一點點掌聲……”
　　陸天明給我寫了一封信，和悼詞唁電差不多�？偠�言之，他認為一個他唯一寄予期望的中國作家從此不再存在了。
　　而最最鬼機靈的信件是河南作家張宇所寫，他的一本小說集《活鬼》即將出版，他要我給他寫一個序。他說，有人對他說王某現在當了什么什么，不會有工夫給你寫序了。他說他不信，他認為區(qū)區(qū)一個文化部長，當了也就當了，怎么可能影響王老師的文學活動呢?
　　我還是高興得大笑起來。知我者張宇也。
　　五月初，我應邀去煙臺參加作協的兒童文學會議，初嘗走到哪里都得到部長式的尊敬與完善接待的滋味。后來又去了濟南與曲阜。在曲阜，碰到旅居美國的學者董鼎山，董后來寫文章，說是在孔子故里人們放鞭炮向新任文化部長致敬，非也，那是是晚在那里舉行宴會的一個商人的排場。董先生也是我的朋友，他與民盟的馮亦代先生很要好，連他都會對我的就任部長做出不實的報道，唉！
　　這就是一九八六年王蒙處于“紅里透紫”時期的心象。這當然是自我感覺良好的產物，卻也有“分界處”，“不期而遇”，“諱莫如深”，“憂傷豪邁”，“無言”“無力”“無形”卻又“把一切承載”的“贊嘆――悲哀”。
　　從一九八六年四月，到一九八九年九月，我一共在文化部上崗三年零五個月。至今我仍然受到文化部的多方照顧，受到文化部新老領導與工作人員的善待，我是很慚愧的。
　　
　　所余只有往事和懷戀
　　
　　回想起來，我在北小街46號前后十二年，住得最久，直到一九九九年“五一”節(jié)才走。中間夏老與女兒沈寧還來看過一次。人都有興致看看舊居舊友，默送光陰的，也是自身一部分的一去不返。
　　也是在這里，一九八八年國慶節(jié)，我工作正在興頭上時，正是四方看好之時，我給中央領導寫了辭職信稿。有關領導找我談話，表示完全同情我的想法，并積極物色人選。我也推薦了一些人，包括賀敬之與高狄，但領導表示尚難定論。目前我做得還算“順”，所以再等一等。
　　一九八八年秋，我已經下定了決心，我必須下來，我沒有別的選擇。當然，我有時也審問自己，如果是另一種情況呢？如果一切順風順水，步步高升，你王蒙會變成什么樣呢？
　　我敢回答的仍然有一句話，我不會放棄寫作，我不會變成一個徹頭徹尾的領導。
　　現在，這個小院已經徹底拆除了。我仍然微有遺憾，不是因為拆遷，不是為了紀念，而是我在那里整整十二年卻還有些不那么入拶、不那么熨帖之處。這十二年，我太忙了，心忙，不是忙于各種事宜就是忙于寫作。46號是我的車間啊，四部季節(jié)系列《暗殺――三三二二》，一大堆中篇短篇，關于《紅樓夢》的許多文字，關于李商隱的許多文字，關于“人文精神”的許多文字，還有美國的、新西蘭的小說英譯漢，都是madeinNo．46。它不像在任何另外住過的地方，那么讓人踏實，那么心安理得，那么平平靜靜地過日子。日子，日子，所有的日子都來吧，我仍然得趣于溫習在北小街的已不存在的46號小院度過的日子，卻又微感惆悵。這也是舊事了，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會過去，如普希金所寫，所余的只有往事和懷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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