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幸福感本質上是文化定位的，然而以往的幸福感研究大都只關注中西幸福感的共同性，而很少考慮兩者的差異性。以中西自我建構的差異代表個人一集體主義文化的差異，通過對比中西自我建構與幸福感的差異，發(fā)現(xiàn)中西幸福感在本源、意義、聯(lián)系與時間四個維度存在顯著差異。中國人的幸福感具有明顯的和諧性、價值性、社會性與未來性四個特征。中國人幸福感四個特征的確認為我國幸福感理論和應用研究的本土化提供了一個有價值的視角。
　　關鍵詞　幸福感；文化；自我建構；個人取向自我；社會取向自我
　　分類號　B849：C91
　　
　　1　引言
　　
　　幸福感是我國心理學研究的熱點，它不僅體現(xiàn)了積極心理學研究的最新進展，而且也是心理學對和諧社會建設的直接回應。文化心理學的研究表明，同一行為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中具有不同的意義，即文化賦予心理以意義性。通常，越高級的心理現(xiàn)象受文化的影響也越大，因此，文化對作為一種高級心理現(xiàn)象的幸福感所產生的影響應該是決定性的。事實上，早在1991年McCrae和Costa的研究就已表明文化是主觀幸福感的兩個主要前因變量之一。Markus和Kitayama(1996)則直接構建了文化常模模型(cultural Norm Model，)，并從理論和實證兩個層面表明文化對于幸福感具有決定性影響。而Christopher(1999)則更直白地表明“對于幸福感的定義在本質上是文化定位的”。
　　既然幸福感本質上是文化定位的，那么受傳統(tǒng)文化影響的中國人的幸福感必然是不同于西方人的，這樣，直接翻譯使用國外的幸福感量表勢必無法把握中國人幸福感的全貌。正是意識到這一點，陸洛(1996)、苗元江(2003)、邢占軍(2003)，吉楠、李幼穗(2006)等人重新編制了適合中國人的主觀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SWB)量表，大大推動了幸福感研究的本土化。然而，他們所編制的量表都是以國外的主觀幸福感三維結構(認為SWB包含三個成分：認知因素、積極情感的體驗和消極情感的體驗)為理論基礎，雖然量表題目的內容與中國社會文化相適應，但并沒有真正反映出中國人獨特的幸福感的特征。這是因為主觀幸福感的操作定義與三個組成成分都回避了文化的影響(高良，鄭雪，嚴標賓，2010)。因此，正確理解處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下的中國人幸福感的獨有特征就是進一步推動幸福感研究本土化的關鍵。
　　既然文化對幸福感的影響是決定性的，那么對比中國與西方的文化差異應該能夠探索出中國傳統(tǒng)文化對中國人幸福感的獨特影響。然而文化這一概念又過于空泛，它包含了太多的因素，因此，直接用中西文化的差異來解釋幸福感的差異可能會毫無意義。因此，我們嘗試以中西方自我建構的差異為起點，以西方人的幸福感特征為對照，對中國文化中的幸福感特征進行初步探索。
　　
　　2　與幸福感相關的中西自我建構的差異
　　
　　研究者大都認同，中國文化屬于集體主義文化，而集體主義文化又對應于社會取向自我(或依賴型自我)；西方文化屬于個人主義文化，個人主義文化又對應個人取向自我(或獨立型自我)。因此，我們試以自我建構的中西差異代表文化差異，分析不同的自我建構所對應的幸福感的特征。
　　心理學家、社會學家和哲學家對中西方自我結構的差異進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探索，其中，翟學偉(1993)，楊宜音(1995)，馮友蘭(2001)，Cross和Markus(2003)，陸洛(2007)，楊中芳(2009)的研究是具有代表性的，以他們的研究為基礎，我們梳理出與幸福感特征有關的中西方自我建構的差異(表1)。
　　
　　
　　3　中西幸福感差異對比
　　
　　很多研究表明文化經由自我對幸福感產生重要影響。Markus和Kitayama(1994，1996)認為自我結構是文化影響幸福感的重要中介。Lu(2005)也指出，文化除了直接塑造幸福觀，還會經由建構不同的自我觀來決定人們追求幸福的想法、感受與行為，進而影響SWB。下面我們將以中西方自我建構的差異為線索。對中國與西方幸福感特征的差異進行對比分析。
　　
　　3.1本源維度：和諧性與自主性的差異
　　儒家、道家、釋家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三大源流，它們基本上都認同幸福是一種“和諧”的狀態(tài)。儒家強調人際和諧就是幸福，孔子將“和而不同”(《論語?子路》)作為理想人格的標準，孟子則強調“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孫丑下》)；道家則將幸福視為自我與外在環(huán)境(自然、宇宙)的和諧，老子提出“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莊子則提出：“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齊物論》)；釋家的幸福則強調個體內在心靈的寧靜和諧，例如，佛陀為使僧團在集體生活中達到和樂清凈的狀態(tài)而提出了“六和敬”的行為模式：身和同住(行為禮敬)、口和無諍(語言和諧)、意和同悅(善心交流)、戒和同遵(法制平等)、見和同解(思想統(tǒng)一)、利和同均(經濟均衡)(《華嚴經?六和敬章》)。因此。和諧是傳統(tǒng)中國文化中幸福感的一個重要特征。與此相一致，Markus和KJmyama(1996)為了說明文化對自我概念的影響而提出了獨立性自我(indopendent self)和依存性自我(interdependent self)的概念，并認為獨立性自我強調關注自我，將表現(xiàn)自己的獨特內部特征作為重要生活目標；而依存性自我則強調關注他人，將與所屬群體保持和諧關系作為重要生活目標。
　　Kwan，Bond，與Singolis(1997)以389名美國和香港大學生為被試，探討“人際和諧”及“自尊”對幸福感的影響。其研究發(fā)現(xiàn)，無論對香港人或是美國人而言“人際和諧”與“自尊”皆能促進幸福感。然而，“人際和諧”更能促進香港人的幸福感，相反，“自尊”更能促進美國人的幸福感。因此，該研究顯示，在中國社會“人際和諧”對幸福感的促進作用高于“自尊”。此外，在Lu等人(1997)研究所發(fā)現(xiàn)的中國人六個獨特的幸福感來源中，“和諧的親友關系”是排在第一位的，反映了個體與他人、社會的和諧：“樂天知命”排在第四位，反映了個體與自然環(huán)境的和諧�？梢钥闯�，文化因素確實對個人的幸福感產生了重大影響，對中國人而言，人際的和諧是幸福感的主要來源之一。
　　
　　3.2意義維度：價值本位與情感本位的差異
　　不同的文化對“幸福”有不同的規(guī)范，相應地，個人所追求的幸福的意義也有所不同。個人情感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一直不受重視，甚至受到了某種程度的壓抑。儒道釋三家都認為幸福是精神層面的悅樂安適，是內心世界的寧靜和諧，這三家也都主張以降低物質欲望的方式來追求幸福感。儒家就有“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禮記?樂記》)的觀點。佛家也認為欲念是達成幸福的障礙�！敖�、定、慧”是幫助人們平滅欲望與 情感的三件法寶。道家更認為欲望的滿足不僅不是幸福甚至還是一種罪過，老子曾說“罪莫大于可欲，禍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道德經》)
　　顯然，中國人所追求的幸福不是(至少不完全是)個人情感的幸福�！洞髮W》中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歷代知識分子終生所追求的最高理想，在被轉化為《三字經》之后更是婦孺皆知。儒家對個人之于社會價值的反復強調更直接地表明，個人的社會價值比個人的情感具有更重要的意義。孟子認為：“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孟子?盡心上》)孟子的“三樂”是儒家幸福觀的集中反映，三樂之中無一涉及個人的情感，都是強調個人之于家庭、社會的意義或價值。而后來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幸福追求，更反映了中國人在超越個人狹隘情感的基礎上，從社會道德與價值的高度對幸福作出的更深層次的理解。
　　心理學的實證研究也表明，個人情感與社會價值對不同文化環(huán)境中的幸福感具有不同影響。社會規(guī)范(作為集體價值觀的一種反映)比個人快樂更能夠影響集體主義中個體的幸福感。而個人主義文化則強調情感的重要性，因為，情感提供了個人需要與目標及現(xiàn)實事件之間適宜程度的直接反饋。一個生活充滿快樂情感和較少不快樂情感的人，說明他的需要和目標都實現(xiàn)了，他的生活是幸福的。Radhakrishnan等人(1997)研究發(fā)現(xiàn)，個人主義國家個體的生活滿意感主要由情感體驗預測，而集體主義國家個體的生活滿意感則主要由情感體驗和外在規(guī)范共同預測，并且兩者具有幾乎相等的預測力。此外，我們的研究(鄭雪，王玲，邱林等，2003)也發(fā)現(xiàn)，中國大學生的生活滿意度屬中等偏下水平，積極情感頻率較低，消極情感的頻率更低，這表明中國大學生被試幸福感的狀況與其較低的情感頻率有很大關系。由此可見，這種文化傳統(tǒng)通過家庭、學校等場所中的社會化對中國大學生的情感及其表達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3.3聯(lián)系維度：社會性與個體性的差異
　　梁漱溟(2005)認為：“人一生下來，便有與他相關系之人(父母、兄弟等)，人生且將始終在與人相關系中而生活(不能離社會)，如此則知，人生實存于各種關系之上�！倍�且，費孝通(1998)進一步強調，中國社會是一種差序格局。先賦性關系(ascribed relationship)在差序格局中具有支配作用，先賦性關系不是獨立的個體通過社會性交往建立的選擇性關系，而是以血緣、親緣、地緣關系為紐帶，被先賦的“人倫關系”裹著的“關系性自我”的人際模式。既然個體是先賦性關系網絡中的一個節(jié)點，那么，個體的幸福就不可避免地與他人、家庭、集體聯(lián)系起來。例如，儒家就主張不應只追求個人的幸福，更要追求眾人的幸福，它要求儒家學者在獨善其身之外，更要有兼善天下的胸懷(孫效智，1997)。佛家也認為個人在修行成佛的同時，也要救度苦惱的眾生，因為真正的解脫是在眾緣中修得。而且佛家還認為，即使在自己了悟正道之后，也要盡一己之力協(xié)助他人達到幸福境界。此外，Markus等人(1996)也認為，在集體主義文化中，人們更愿意犧牲自己的欲望，服從于群體的意志，在這種文化中的個人對文化準則的知覺與生活滿意度之間有更強的聯(lián)系。也就是說，個體的SWB受其與他人相互關系的影響。相反，在西方個人主義文化中，多數(shù)幸福感理論都是內控型的思考方式，均強調幸福感是個人主觀判斷的結果，因而西方人較重視個體獨立的幸福。
　　Lu等人(Lu&Shih，1997)運用半結構化訪談技術對臺灣高雄54位居民進行研究，發(fā)現(xiàn)中國人的幸福感有9大來源，與西方人相比，中國人有六個獨特的幸福感來源：(1)和諧的親友關系，(2)他人的贊賞，(3)活的比別人好，(4)樂天知命，(5)物質滿足，(6)工作成就�？梢钥闯�，前三個來源都與他人(或社會)有密切的聯(lián)系。施建彬(1995)以臺灣被試進行的研究發(fā)現(xiàn)：(1)接受社會支持較多者，其幸福感較高；(2)給予社會支持較多者，其幸福感較高；(3)社會期待特質高者，其幸福感也較高。另外，他采用LISREL的路徑分析方法檢驗幸福感的因果關系模型，發(fā)現(xiàn)社會期待特質不僅直接影響幸福感，還通過主觀心理健康對幸福感產生間接影響。這一結論同樣表明，他人不僅為個體判定自己是否幸福提供了參照標準，而且在中國文化中他人的幸福與個體的幸福是相互依存的。即個體在幫助他人達成幸福的同時也實現(xiàn)了自己的幸福。
　　
　　3.4時間維度；未來取向與當前取向的差異
　　本源、意義與聯(lián)系這三個緯度都體現(xiàn)了文化通過不同的自我建構對幸福感產生的影響。幸福感的文化決定性還體現(xiàn)在，文化會對幸福感產生直接的影響，這種直接影響最突出的表現(xiàn)就是中西方幸福感在時間緯度上的差異。
　　中國人自古就祈福盼福，崇福尚福，對福有高度的心理認同感(王達人，2007)�！案！睆氖静�，從示部的漢字多與祭祀、神明、祈禱、企盼有關�！案！痹诩坠俏闹惺菚�意字(見圖1)，其含義是“兩手奉尊于示前”。即兩手捧著盛酒的器皿奉獻在祭臺上，是古代祭祀的形象寫照，反映了人們對于未來的美好愿望和祈求�？梢钥闯觯�中國人的幸福感具有強烈的未來取向。更為明顯的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福”在英文中的翻譯不是happiness或well-being，而是blessing，未來取向對于中國人幸福感的重要性可見一斑。而在西方人看來，幸福是欲望的滿足，是持續(xù)的快樂。英語中表示幸福的詞主要有四個：happiness，satisfaction，well-being，ioy，這四個詞都只強調對于現(xiàn)在或過去的滿意，或個人的情感體驗。此外，當前大多數(shù)幸福感量表(如Life Satisfaction Rating Scale，1981；Affect Scales，1969；Index Of Well-Being，Index of General Affect，1976；General Well-Being Schedule，1977等)都主要關注被試“近期”或“當前”的生活狀況，這也反映出西方幸福感研究者所關注的焦點是個體當前的幸福。
　　King，Emmons發(fā)現(xiàn)(引自Katz等人，1994)，美國被試中，急于表達情感體驗與壓抑情感體驗之間心理矛盾的程度與其幸福水平呈負相關。而在集體主義文化中二者的關系則明顯較弱。更為直接的是，我們(嚴標賓，鄭雪，邱林，2003)對廣州200名大學生的研究發(fā)現(xiàn)，過去一周內的各種生活事件，不論是“好的”(正性生活事件r=0.271)還是“壞的”(負性生活事件r=0.131)與SWB的相關都沒有達到顯著水平。由于這些事件都是在過去發(fā)生的，它們的影響沒有延續(xù)到現(xiàn)在，更不可能影響到未來。顯而易見。我國大學生對于幸福感更多地是采取“未來取向”而不是“過去取向”的樂觀態(tài)度，即認為，過去的已經過去，未來會更加幸福。
　　
　　4　總結與展望
　　
　　我國心理學工作者運用國外的幸福感測量工具對中國人的幸福感進行了十多年的研究，取得了大量的成果，發(fā)現(xiàn)了很多中西方共同的幸福感規(guī)律。然而，通過幸福感特征的中西比較，我們也明顯看出。中國人的幸福感存在很多不同于西方的特征，而對于中國人幸福感獨特性的研究就需要借助更加本土化的幸福感測量工具。
　　人的任何一種追求也都是對于幸福的追求(費爾巴哈，1959)，幸福是人生最后的目的，個體的一切活動最終都是為了幸福的達成(亞里士多德，1990)，因此幸福感研究對個人的現(xiàn)實生活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然而，每一種文化都有它自己獨特的幸福觀，當用幸福感的心理學研究來指導人們更好地追求幸福時，這種幸福感研究就必須與其所處文化下的獨特的幸福觀相一致。隨著我國國際化程度的進一步提高，社會上各種思潮和價值觀相互激蕩，“什么是幸福?如何獲得幸福?”是每一個社會成員所困惑又迫切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講，更加本土化的幸福感研究對我國建設以人為本的和諧社會具有重要的實踐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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