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方言可否申請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 　　 　　最近，一則引人注目的新聞引發(fā)了多方爭議，那就是“北京方言”申請世界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是否妥當。在這之前，也有幾個地方在醞釀申請這樣的遺產(chǎn)。反對者提出，申請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有四個標準，其中之一必須是瀕危的。因為語言是活在人類口頭上的，如果失去了語言賴以生存的社會環(huán)境，語言就失去了活力，方言“死去”很正常，北京方言隨著社會發(fā)展總有死去的，總有變遷的�！安⒉皇撬�有的文化現(xiàn)象都要申遺�！睕r且，北京方言并沒有死，還不是遺產(chǎn)。只要你到北京一些大雜院和上了年紀的群體中，你會感到北京方言并不瀕危，現(xiàn)在正宗的北京話遠遠沒有死，它們還活在北京城里。贊成申遺者認為，“北京方言”源遠流長，在如今的現(xiàn)代生活中，很多北京老話已經(jīng)被北京人淡忘了。當今的北京年輕人也許父輩甚至祖輩都在北京，但有幾個會講地道的北京方言？若把這些逐漸消失的北京土話“申請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將有利于集中一批人來從事北京方言的保護工作，而只靠民間的個人力量是很難完成的。
　　
　　最終是否申遺或者申遺能否成功也許并不很重要，方言是中國多元文化的承載者，北京話能夠長時間地被人們津津樂道，已經(jīng)說明其作為一個地域性語言的魅力。
　　
　　方言保護為何力不從心？
　　
　　但是，人們也無奈地感到，無論專家如何提倡保護，還是地方實行怎樣的搶救措施，對于方言的保護延續(xù)，都顯得有些力不從心。方言的消失，在某種意義上，就是文化的差異性和豐富性在縮減。道理很簡單，我們處在一個一切都被簡化、被“通用”的時代，全球化的年代，必須要有一種公共語言交流。不要說今天這樣的“地球村”狀態(tài)，就是中國古代，早就有民族的共同語，就有古代當時的“普通話”。中國幅員遼闊，每個地方都有方言，更不要說有不同的民族，彼此間交流需要聽得懂。比如孔夫子弟子三千，來自五湖四海，如果沒有一個大家能聽懂的教學(xué)語言，教學(xué)效果就無從談起�？鬃邮囚攪�人，話并不好懂。他當年是用雅言說的，《論語》里就說過，孔夫子是：“詩書執(zhí)禮，皆雅言也�！�(《論語?述而》)。雅言就是古代的官話。
　　那么，讓今天的年輕人延續(xù)一個方言的世界，是多么勉為其難。他們從踏進小學(xué)校門就被規(guī)定不能講方言，他們聽老師的講課，他們接觸的廣播、電視、電影、歌曲，他們的上網(wǎng)等娛樂方式，他們哪怕偶爾離開故土，這一切都要遠離方言。方言在主流場合的壽終正寢，也許是一個無法抗拒的潮流。就拿北京方言來說，是公認的優(yōu)美的方言，但是北京的年輕人哪怕祖父輩就是老北京，他們還有幾個在講“京片子”呢？有多少北京年輕人能聽懂“得活”（工作完了）、“得人兒”（惹人喜歡）、“回脖兒”（改變主張）、奶膀子（乳頭之外四周凸起的部分）、搜老營兒（搜刮全部財產(chǎn)、財務(wù)）、半彪子（缺心眼兒）、扳大閘（撬鎖偷盜）這樣的老北京話呢？
　　也許我們會慨嘆，京味兒的逐漸消失比其他地方更迅速，我們走到大江南北，總感到人家的方言畢竟存在，尤其一些窮鄉(xiāng)僻壤，方言依然占主導(dǎo)地位。我們會感到，城市越現(xiàn)代化，城市規(guī)模越大，國內(nèi)國際交往越多，方言受到的沖擊越大。這樣的問題也同樣在另一座中國的超級城市上海存在。外地人到上海，總對他們嘰里呱啦、如讀天書的上海話感到費解，并感到上海話在這個城市不可撼動的地位。但是真正的上海人尤其是上海的語言專家才更有發(fā)言權(quán)。他們道出，在上海雖然有千萬以上的人在說上海話，而實際上，使用上海話的范圍越來越窄。任何來自書面或者媒體的信息，都要用普通話表達。上海話只能用在幾乎沒有文化層次的吃飯、睡覺之類日常生活狹小的范圍內(nèi)。他們甚至認為，上海話正在走向名存實亡的不歸路，長此以往，就會造成上海方言的詞匯貧乏。上海話中有特色的，而在普通話中沒有的單音動詞，其中有74個詞在現(xiàn)今大學(xué)生一代中幾乎全部消失無人理睬了。同樣的情況還發(fā)生在四川話、閩南話、粵語，以及其他幾乎每一個應(yīng)用方言的環(huán)境。
　　
　　普通話上位，方言式微
　　
　　每一個地域的人尤其是上了年紀的人都對自己的方言抱有深厚的感情，“少小離家老大回，鄉(xiāng)音未改鬢毛衰”是中國人的情結(jié)。四川人懷念活潑、生動、充滿野性的川味，東北人喜歡不區(qū)分平卷舌卻熱烈火爆的“黑土地語言”，江南人喜歡語調(diào)平和而不失抑揚的吳儂軟語，北京人當然也懷念溫情脈脈的京味兒……方言的弱化甚至逐漸消失也是現(xiàn)代化的代價。語言有自身的發(fā)展規(guī)律，它不以人的意志為轉(zhuǎn)移。方言的確在越來越多地變?yōu)檫z產(chǎn)，它的確也需要保護，這種保護絕不是通過在各地排斥普通話來實現(xiàn)，當今保護瀕危語言也僅僅限于用筆記錄下來，用錄音技術(shù)留下資料，但也不能夠提倡其作為交流工具的存在。在語言的變革、發(fā)展乃至消亡面前，人類只能順其潮流。只能夠通過一些措施，保留它的文化和歷史價值。
　　很多執(zhí)著于方言的人總以為普通話扼殺了方言，有統(tǒng)計表明，自從1955年10月我國內(nèi)地開始推廣普通話以來，內(nèi)地人口中會說普通話的已經(jīng)占到一半以上，在普通話占據(jù)中國話語主流的趨勢下，的確造成方言日漸式微。同時人們也發(fā)現(xiàn)，越是方言牢固存在的地方，越是意味著當?shù)亻_放的程度和文化融合還處于“初級階段”。一個人口如此眾多方言如此復(fù)雜的國家，如果沒有一種“通用”語言，溝通就勢必成為困難。就說對地方語言最熱衷的廣州人改革開放前很少用普通話，但成為改革開放的前沿后，普通話也成為常用語言了。這說明，推廣普通話與保存方言，并不構(gòu)成你死我活的關(guān)系，許多普通話講得很好的人，方言依然講得很地道。相信未來普通話推廣得比今天更甚，方言依然能成為“調(diào)味品”，成為人們美好的記憶。
　　正是基于這一點，我們需要研究北京話，需要不讓它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中。
　　
　　普通話為何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
　　
　　有人說北京是一座嘹亮的人類講壇。我想，這不僅是令人嘆為觀止的古建筑，還有城市里彌漫的古韻風(fēng)情，這里有它的文化傳統(tǒng)，有它的語言。
　　
　　北京是一座極富魅力的城市，人們常說建筑是凝固的音樂，那么北京就是一個大氣磅礴、雄渾優(yōu)美的城市！梁思成的夫人林徽音深情地寫道：“北京是中國（可能是全世界）文物建筑最多的城。要再指出的是：因為北京是一個先有計劃然后建造的城。它所特具的優(yōu)點主要就在它那具有計劃性的城市的整體。就大多數(shù)的文物建筑而論，也都不僅是單座的建筑物，而往往是若干座合組而成的整體，為極可寶貴的藝術(shù)創(chuàng)造，故宮就是最顯著的一個例子。”北京古建筑是遺產(chǎn)，北京話也是遺產(chǎn)。在北京，人們會聽見最標準的普通話，也能聽到充滿了濃厚地方特色的北京話，這也是真正能夠體現(xiàn)出這座城市歷史和風(fēng)俗的話，是風(fēng)情濃郁的話。俞平伯說過：“北京話是全中國最優(yōu)美的語言，《紅樓夢》里的對話幾乎全部是北京話,而且是經(jīng)作者加工洗練過的北京話，真是生動極了�！绷终Z堂贊美北京話是“平靜自然舒服悅耳的腔調(diào)兒”，老舍更把北京話比喻成像“清夜的小梆子”。很多出國幾十年后第一次回大陸的海外游子，一到首都機場就感嘆：“多么好聽的北京話！”難怪有人把北京話作為一種藝術(shù)來研究。一些懷念老北京話的人總在尋覓聽覺中的老北京，留戀之情比視覺中的北京更為深厚。
　　北京話作為北方語系的重要分支，具有北方話相對易懂的特點。北方號稱有四大方言區(qū)，就是華北、西北、西南、江淮，說起來不多，還不及南方語系的零頭。雖然南方語系號稱八大方言，但有專家粗粗統(tǒng)計就近百了，甚至一個廣東省就有粵語的廣州話（“白話”）、屬于閩語的潮汕話和梅縣附近的客家話。有人感慨，就是人每天都躲不開的吃飯，被南方人表達就會互相聽不懂，什么塞、切、七、噎、夾、些、洽，這還了得！連吃飯交流起來都這樣困難。而北方方言要好得多，雖然也琳瑯滿目，但語音分歧要比南方話小得多，加上詞匯比較一致，語法結(jié)構(gòu)差距不大，所以從東北到云南，從蘇北到甘肅河西走廊西端，互相對話基本能聽懂。所以哪怕從東北到云南要歷經(jīng)“八千里路云和月”，只有20％的語音不同，而廣東話與北方方言語音差別多達70％。這與北方話多年來是“官話”有直接關(guān)系。官話要便于管理乃至統(tǒng)治，語言不能成為壁壘和障礙，官話便于普及的優(yōu)勢也就不言而喻了。
　　說起“官話”，解放后政府大力推廣普通話，50多年不遺余力，其積極意義在于全國各族人民有一件交流工具。應(yīng)該說沒有一種語言像北京話那樣更接近普通話，建國后的普通話“是現(xiàn)代漢語的標準語，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chǔ)方言，以典范的現(xiàn)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guī)范”。北京話好像有一種得天獨厚的位置，首都定在北京，普通話也以北京語音為標準。但是對這個法定官方語言似乎有過爭議。據(jù)說新中國建國之初在選定國語的時候，曾有人提議以四川的重慶或成都話為國語，也許是與四川人口最多有關(guān)，之所以被否，估計贊同的人不多，還有四川話的確沒有北京話好聽好普及，較之四聲齊全的北京話，四川話的媽、嗎、馬、罵就分不清。四川人說“四”不說“四”而是說“死”，“四”本是第四聲，在這里沒有了，這種不能清晰表達詞義的地方話看來不適合定為國語。況且，從民國時期起，北京話已經(jīng)奠定了它在全國的地位。
　　
　　國語之爭
　　
　　但是，人口眾多的中華民族要想統(tǒng)一什么也會有爭議，語言也不會例外。辛亥革命成功，帝制崩塌，天下共和，首屆國會爭論中國“國語”，不少頗具實力的人物提議奉粵語為國語，而且并非勢孤力單，因為當時的國會議員廣東人已經(jīng)超過半數(shù)，如果都對自己的語言偏愛，通過這一法案似乎無法阻擋�？墒菍O中山先生力排眾議，跳出鄉(xiāng)土觀念，不辭勞苦地逐個說服，勸那些粵籍同鄉(xiāng)還是以大局為重，放棄具有九個聲調(diào)、難懂難推廣的廣州話，奉北京話為國語。即使這樣，贊同北京話的優(yōu)勢也不明顯，粵語僅以一票之差敗給北京話而未能晉身成為國語，國語終被定為京話。若不是孫中山的威望，恐怕北京話必敗無疑，至此粵語便與“一統(tǒng)天下”的至尊地位只差一步。如果粵語成為國語，至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中國人都須講粵語，那會給后來推廣普通話帶來更大的困難。
　　
　　之后，又進行了國語統(tǒng)一運動及推廣普通話運動。雖然當時中國經(jīng)濟落后，但依然有“國語統(tǒng)一籌備會”這樣的機構(gòu)。1924年，“國語統(tǒng)一籌備會”放棄了被諷為“聯(lián)合音系”的“老國音”，確立北京語音為國語的標準音，這無疑大大提高了北京話的地位。1932年民國教育部公布《國音常用字匯》(即“新國音”)，修訂了“老國音”，較之建國后的普通話，它更立足于北京的土語土音。由于在頒布之后長期作為學(xué)校教科和各種字典、詞典的語音依據(jù)，因此對鞏固甚至擴展北京土語土音的勢力無疑發(fā)揮了巨大作用。
　　但是推廣普通話一直存在著不同程度的抗拒�；浾Z對北方語言的不服氣，在多年以后依然顯現(xiàn)。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推廣普通話是政府極力提倡的，那個時候“輿論一律”，盡管有人對此有看法，也沒有人公開站出來反對。改革開放后，廣東引領(lǐng)時代潮流，經(jīng)濟以令人瞠目的速度發(fā)展，加之香港是以粵語為主流，一時間大有粵語北上的趨勢。90年代初，甚至有人主張粵語已不是漢語方言的一支，而是一種獨立的語言。直到2006年年底，當“貓兒膩”“忽悠”“扎堆”“趴窩”“叫板”……這些北方方言在廣州報紙上亮相時，部分廣州人很不滿意：“廣州地盤，廣州話話事！妹仔怎么大過主人婆？”（意思是在咱廣州這地盤上，怎能不讓廣州話作主？丫鬟的地位怎么也不能比老板娘的高�。┻@樣的觀點的確讓人啼笑皆非。首先這些民間流行的語言并非普通話，它們與粵語方言一樣也屬于地方方言，用不著從整體上排斥北方語言。另外，北京話作為普通話的基礎(chǔ)方言并不僅僅是因為北京的政治地位，而是有其語言系統(tǒng)本身的原因。上個世紀20年代魯迅在廣州和香港時著文征引當?shù)貓罂�文字時常常夾雜有粵語，讓外地讀者“看得一頭霧水”，不知所云。由此還可以上溯到清朝雍正時代，廣東官吏迢迢千里到北京送荔枝給皇帝，雍正面對“是”（廣東話讀成“咳”）、“吃飯”（廣東話讀成“繁”）、“喝茶”（廣東話讀成“延擦”）很是不快，甚至認為廣東人在戲弄他。他于是號召全國學(xué)官話，頒布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推廣普通話的圣旨。
　　
　　難以撼動的普通話
　　
　　從中我們也可以窺見，戰(zhàn)亂頻仍造成政令不一，地方各自為政也使語言造成地域間的障礙。這告訴我們，任何一個國度，任何一種社會制度，都要確定一種優(yōu)勢明顯的共同語。辛亥革命以來的90余年間，政治中心幾度變遷，卻都推行北京話為基礎(chǔ)的共同語，從沒有以任何一種其他方言取而代之的政令頒布。這是因為，北京話是千余年來融合了南北方言，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日益趨于合理的一種方言，其聲韻結(jié)構(gòu)和四聲系統(tǒng)既明晰又經(jīng)濟，最具有作為四方通語的資格，因此它最易于學(xué)習(xí)和通行，也具有最強的穩(wěn)定性，不易被其他方言沖擊。粵語是漢語諸方言中最為復(fù)雜的方言之一。廣州話聲母數(shù)目和北京話差不多，韻母卻有51個之多，尤其是復(fù)雜的韻尾，可以說全國80％以上的人難以掌握，其聲調(diào)又有九個，比絕大多數(shù)方言多一倍。這樣的語言結(jié)構(gòu)，怎么可能輕易通行開呢?
　　作為珍惜地方語言的遺產(chǎn)，廣州人有這樣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但2007年1月，廣州網(wǎng)友就此事發(fā)帖熱議，有六成網(wǎng)友支持“排北”（據(jù)《新快報》報道），就有點匪夷所思了。熱愛本地方言已經(jīng)可以了，何必非要排斥普通話？半個世紀以來，國家一統(tǒng)，大中小學(xué)一律以普通話教學(xué)，中央乃至地方的政令靠普通話推行，各種傳媒電視、廣播幾乎是清一色的普通話，絕大多數(shù)報刊書籍也運用普通話出版，這已經(jīng)成為不可阻擋的潮流。而到了2007年，部分廣州人大力主張的“廣州地盤，廣州話話事”，并在網(wǎng)上得到超過半數(shù)網(wǎng)民的支持，還真是讓人感受到“粵語情結(jié)”的市場以及普通話主流地位無法撼動的地位。
　　
　　北京土話不會滅絕
　　
　　很多人有一種誤解，總以為北京話就是普通話，好像提倡普通話就是只保護北京話，其實二者之間還是有差異的。尤其當代北京人已經(jīng)不想講也不會講他們祖父輩的老北京話了。電視、廣播、電影的普通話是那樣深入人心，網(wǎng)絡(luò)的書面語言更強化了普通話的地位�，F(xiàn)在的北京年輕人，有幾個還操著他們祖輩和父輩的語言？他們還懂多少北京土話？他們還有多少卷著舌頭說著“兒化”音？
　　
　　北京地方話真的和很多地方土語一樣，在漸漸地離開北京人，否則也不會像本文開頭所說的申請世界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這不奇怪，聯(lián)合國有一個估計，現(xiàn)在世界上6000種左右的語言，大致100年左右至少要消失一半，這樣看北京地方話的歸宿也并不孤單。況且，我們國家對方言的保護要早于一些發(fā)達國家，所以說剛才提到，對于方言我們在采取保護措施，對于瀕危方言我們在采取搶救，這跟我們保護非物質(zhì)文化是一樣的。我們國家做得比較早，說自己的方言母語或者民族語言的母語是受到國家保護的，不少地方政府也在采取措施。在北京乃至其他地方，還有不少民間搶救地方語言的人士。北京一位退休工人魏林海，花費20年時間搜集了2萬條北京土話，其中很多土話甚至只有發(fā)音，找不到相對應(yīng)的文字，其執(zhí)著也讓人感受到地方語言的魅力。相對工業(yè)化國家語言保護、語言搶救一般都是經(jīng)過一二百年以后才做的，像英國的一些語言都是消失后重新?lián)尵龋�現(xiàn)在用一些培訓(xùn)的措施讓這種語言不致滅絕。
　　提倡推廣普通話這是我們國家的基本國策，但是方言完全可以自由在方言區(qū)使用，可以作為文化遺產(chǎn)給予保護。地方話雖然不能夠提倡其作為交流工具的存在，但地方話包括北京土話不該滅絕。
　　編輯/任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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