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媒體崛起，特別是twitter和微博等新媒體在資訊傳播當中所占比重越來越大。就如何面對社會化媒體和個人媒體中帶有道聽途說性質(zhì)的個人信息發(fā)布，大眾傳媒的把關人功能如何得到發(fā)揮，SNS等新媒體如何增強自身公信力等問題，“謠言倒逼真相”的口號被再次提出。
　　我的建議是，引入學術理性與學術規(guī)范，用“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來營造良好的輿論氛圍。國內(nèi)最早提出“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是胡適先生，這一思想來自其老師杜威的社會學實驗主義。對于新聞報道而言，記者的假設很重要，而記者的報道過程就是一個“求證”的過程。但是，讓媒體和記者完全背負“求證”的責任是有一定難度的。記者求證的難度在于記者只能站在公眾的角度看問題，被采訪對象往往可能拒絕采訪，無法獲得所有想要的第一手材料。因此，如果公眾對某個事件會引起誤解，那么記者的誤解也是可能的；如果記者正常的采訪被拒絕的話，那么這種誤解的被傳播，也是在職業(yè)免責范圍之內(nèi)。記者的小心求證，并非掌握事實之全部，而是秉承新聞真實性原則，有幾分事實，說幾分話。
　　但問題在于，當下記者越來越多地從個人媒體，譬如微博上，獲得信息。在將個人媒體作為信息源通過大眾傳媒傳播的這一步，就需要發(fā)揮把關人效用。一方面微博營運商自身在積極求證信息的真?zhèn)�，另一方面，傳統(tǒng)媒體在采納信息源時，必須進行求證。這時候的小心求證的重要性在于，辨別已經(jīng)公開的發(fā)布的個人信息的真?zhèn)�，為大膽假設提供公信力的平臺。例如在重大刑事案件立案和偵破初期，公安部門有相關報道的紀律，并非所有信息對公眾開放，而媒體記者對此類信息往往特別關注。這時，記者無法從官方渠道獲得信息，往往會依賴私下傳播的個人信息作為新聞源，此時，求證就變得非常困難。這也成為“河南性奴案”引發(fā)公眾質(zhì)疑的原因之一。記者僅憑知情人的說法，就定性為“性奴案”顯然是在信息不全面的情況下做出的適合傳播最大化的假設。只是這一假設同樣需要認真、細致的求證，不能把假設作為事實傳遞給公眾。
　　此外，我反對把對假設的求證過程稱為“辟謠”。原因和前提有三。首先，記者在描述“假設”時，必須注明這是一種假設猜測，而且要有充分理由支持這種假設。其次，假設需要被證實或者證偽，期間可以引入科學而成熟的學術研究方法，社會學、倫理學、傳播學、心理學甚至證據(jù)學、法學都有相關研究方法，可以供記者采用。第三，如果被證偽，只是證明假設不成立，而不必直接把假設和謠言畫上等號，這對于傳媒形成科學的假設習慣是有害的。
　　如何避免假設的“謠言化”，還需要對記者報道的績效考評進行改革，如果只是追求報道的轟動性、高收視、高轉發(fā)，廣告主的高度認同，那么損失的可能就是公信力。在調(diào)查報道中，引入“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必須改變現(xiàn)有的類似“嘩眾取寵”的媒介生態(tài)。
　　歸根結底，謠言的正義化是不可取的，無論對于新媒體還是傳統(tǒng)大眾媒體而言。但是，對于透明度尚有不足的公權力，把傳言作為一種假設進行求證，卻是科學而可行的，有些傳言譬如7?23事故第二天列車殘骸中還有生命，被證實是真實的，而有些傳言則被證明是虛假的。將傳言作為假設進行小心求證，是及時制止謠言傳播，增強傳媒自身公信力，給公眾一個真相的科學態(tài)度和有效邏輯。
　　（作者系浙江大學寧波理工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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