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朱文軼的作品，是一個奇妙的體驗。拉開時間之后，稿件里所呈現的采訪與被采訪者之間的關系――疑問、切入、提問、追問、糾纏、轉折、遞進……兩個人面對面的智力追逐賽，精彩有趣。
　　這些稿件在發(fā)表當際，我也看過，現在再看，這種體驗，不免意外。
　　微觀來看，新聞是個競技場，它的功利性在于：橫向會與其他媒體競爭，而縱向則與記者自己較勁。每個真正從事這份職業(yè)的當事人，這種壓力自是無時不在。有趣的是，這份真實的壓力及其擔當，往往被內化，無可為外人所道。具體到《三聯(lián)生活周刊》，所有的焦慮最終簡化成兩個方向的測量：其一，發(fā)稿量；其二，能否成為封面故事寫作團隊的“先發(fā)陣容”――依此標準，朱文軼的領先，自不待言。一年一年，他是否會讓出采寫稿件發(fā)稿量的“狀元榜”，才是他的壓力與大家的看點所在。
　　領先者的苦惱在于，他會在更功利的結構里被評判：稿件有多大程度的拓展，有什么認知邊界被重新確認。如此，苛刻才是日常。
　　拉開距離，不再在競技現場里重讀這些稿件，意外之感，自會生發(fā)。去掉了“現場”的嘈雜，那些“拓展”與“邊界”種種，反而能夠相對公允地判斷。意外緣此。
　　你能不能敲開別人的門!這是判斷好記者的標準。
　　問題或者說挑戰(zhàn)是：敲開門后，你能收獲什么樣的內容。新聞若有所謂方法論，所有需要面對與解決的問題，僅此而已。彼此坐下來，面對面地聊一聊，然后把所聊內容以“專訪”的方式寫成報道，其實是最具戲劇性的“敲開門”后的故事。如果我們以相對職業(yè)的方式來看這個最能表明記者收獲什么的新聞體例，曾經甚為流行的那種咄咄逼人的套路越來越退潮――對這種提問策略，我個人一直認為是知識與能力匱乏下的知情權的濫用；退潮之后，新鮮潮流則是商業(yè)企圖下的另一極端：諂媚型。官人、商人、藝人的長篇專訪，這種仰望的姿態(tài)，成形頗久。當然這同樣也是一種知識與能力匱乏，只不過是權力濫用轉換成權力變現。在這兩套進攻策略之下，“敲開門”本身甚至就可疑，所謂的“真實”，當然不復存焉。
　　我們有無可能在種種陷阱之下，另開新面。這本書所收集的作品，是朱文軼的答案――我們當然有可能另創(chuàng)格局。
　　一座省會城市，因飲用水污染要全城停水4天，這個時候記者與城市最高官員坐下來聊一聊，能收獲什么樣的內容?一座縣城，竟然可以為全縣民眾提供免費醫(yī)療服務，記者與縣城最高官員面對面，真正的好奇心又是什么?……這些事件的戲劇性，相信未來至少會成為那些城市地方志所不可或缺的材料。那么，處于當下時刻的記者，方法論與價值感何在?
　　回到現場，是朱文軼所有訪問的起點。
　　現場并不天然存在。擁有最大量信息的當事人，他其實并不知道那些信息是媒體與公眾需要的。否則，新聞這一職業(yè)的合法性將被顛覆。而同時，作為旁觀者的記者去到現場，他擁有的信息只有點點片斷，從何種方向開始提問甚至都是難事。
　　采訪與被采訪者，絕對的意義上看，有點類似《三岔口》――彼此雖然面對面，卻是茫然。好，這個時刻記者提出了他的第一個問題，雙方進入賽道……追逐賽開始了。最終我們會得到什么，其實是記者的第一個問題―一由此所建立的溝通界面，以及邏輯遞進所決定。那么，像記者這樣的旁觀者――信息的開掘者而非信息的擁有人，真正誠實的態(tài)度是什么?一年一年地積累這份職業(yè)的經驗，最終你會發(fā)現，那一段長長的對話，其實就是你與當事人共同地再次經歷他所經歷的一切。記者要做的甚至只是謙卑地進入到對方的物理性與心理性事實。非此，所有的一切皆無出處�；�本的“物理性”事實我們尚未充分獲取，記者的以及評論家的判斷又從何而來呢。
　　回到現場，是一種端正的新聞方法論。但僅憑此來概括朱文軼的努力，又將是輕看。
　　最終被再現的那個現場，一定是記者趣味偏好的結果。如果說，在提問與追問過程中與當事人共同經歷，曾經是一場智力角逐；那么，再現現場則是記者邏輯性的重新構造――沒有價值依托，所謂現場仍然將支離破碎。朱文軼的偏好何在?那些對話所追索的現場，在再現過程中，他其實一直在尋找秩序與規(guī)則。這是朱文軼的特異所在。
　　在中國這樣一個時間壓縮的現代化過程中，咄咄逼人沖突型的對話，是以采訪者強烈的個人偏見為前提的。問題是：中國變動如此巨大，共識尚在形成之中，這個時候，記者本身所持有的那些標準，其實可疑。更常見的是，這種貌似強大的新聞采訪，往往一步走偏，腳腳踏空。而諂媚型，在似乎尊重當事人話語權的幌子下，最終讓渡的是這一行業(yè)最基本的客觀性要求的責任擔當，最終淪為機構的公共關系報道，在新聞市場上制造噪音。
　　如此種種，我們當然需要足夠的智慧尋找這一時代的報道策略。這個時代變動著的、正在形成的秩序與規(guī)則究竟是什么?或許正是一代記者正當的好奇所在，將它理解為使命也無不妥。朱文軼這些訪談作品所隱含的這一旨趣，雖未成熟，也實在應當被彰顯。
　　回到現場并在再現過程中尋找秩序與規(guī)則，其實是在這一特殊的中國時刻共識與共同經驗的尋找。對離奇事件高度興趣的新聞職業(yè)，平心而論，只不過是將個別人個別群體獨特的經歷。變成公眾共同經驗的過程。我們的思維再稍加擴大，知識不正是這樣產生!從微觀的新聞競技場出發(fā)，我們能夠抵達的目標之一，當然在此。
　　傳奇故事是新聞產品爭取被關注的基本手段。但是，不是偶然而是經常，講故事的那個記者以及那份媒體，抑制不住的沖動是他更希望成為主角。這種越位，自然也是這個時代權力意識初萌的必然過程，只不過泡沫終將破滅。破滅之后，我們能夠看到的是，這份職業(yè)的光榮所憑藉的利器，是智力與智慧，而非爭取主角的表演。
　　那么，這個時候，這些包含智力因素與探索路向的文章匯集成書，我的理解，它是一個標桿，既記錄了朱文軼職業(yè)的努力，也為這一行業(yè)提供了一個進展的刻度與未來方向的可能性。當然，對于讀者，這是認識這個時代的材料來源；但對于同行，標桿是用來超越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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