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恩銘參加中國共產(chǎn)黨一大時，年僅二十歲。他也是唯一的一位少數(shù)民族代表。 　　他在革命生涯中先后三次被捕，兩次組織越獄，直至最后犧牲。 　　 　　1
　　
　　 鄧恩銘， 1901年1月5日生于貴州省荔波縣。
　　荔波縣聚居著水族、苗族、瑤族、布依族和漢族。鄧恩銘出生地水堡離荔波縣城有四十里，生活在這兒的主要是水族，也叫水家人，鄧家即屬水族。
　　鄧恩銘的祖父鄧錦庭，在城內(nèi)掛牌行醫(yī)。父親鄧國琮，先在老家耕種二畝三分地，因無法維持一家?guī)卓谌说纳�活，后搬到荔波縣城，一面從父學醫(yī)，一面靠磨豆腐、采藥維持生計。
　　鄧恩銘四歲，祖父和父親就請了一位布依族先生給他“發(fā)蒙”。當時，他是水堡啟蒙最早的一個水家娃子。
　　鄧恩銘兄弟姐妹六人，在兄弟中他是老大。一家人節(jié)衣縮食，省吃儉用，攢下錢來供他進荔泉書院讀書。
　　鄧恩銘的祖父有一個同胞弟弟名叫鄧錦臣，因為他們的姑母沒有子嗣，兒時的鄧錦臣就過繼給了姑母家而改姓“黃”。鄧錦臣有一個兒子名叫黃澤沛，鄧恩銘叫其“二叔”。黃澤沛是清朝進士，在山東益都當縣官。
　　高小畢業(yè)后，由于家境清貧，鄧恩銘在本地繼續(xù)求學無望。怎么辦？他想起在山東做縣官的二叔黃澤沛，于是便給二叔去了一封辭意懇切的書信，要求二叔資助他到文化發(fā)達的齊魯繼續(xù)讀書深造。黃澤沛見信，慨然滿足了他來山東求學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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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兵荒馬亂的歲月，少年鄧恩銘輾轉周折，歷時一個多月，才于1917年9月抵達濟南。為了能融進黃家，增進血緣親情，鄧恩銘主動給自己取名“黃伯云”。這樣，黃澤沛的兒子黃幼云便親熱地稱鄧恩銘為“大哥”。隨后，鄧恩銘便經(jīng)常公開使用“黃伯云”這個名字。
　　1918年，鄧恩銘以優(yōu)異的成績考入濟南省立第一中學。在這里，鄧恩銘眼界大開，頓覺耳目一新，精神為之一振，他大量閱讀宣傳新文化、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書刊，知識猛進。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fā)了。十八歲的鄧恩銘投身于洶涌澎湃的學生愛國運動，被同學們推舉為省立一中學生自治會負責人兼出版部長。就在這時，他與省立第一師范學校的學生領袖王盡美結識，他倆并肩戰(zhàn)斗，在濟南從事革命活動。王盡美和鄧恩銘等人在1920年秋組織了“勵新學會”，王盡美被推舉為《勵新》雜志（半月刊）編輯部負責人，鄧恩銘擔任學會庶務，其思想和立場開始向共產(chǎn)主義轉變�！秳钚隆冯s志在其發(fā)刊詞中，明確表示“和黑暗環(huán)境奮斗”。
　　為著更進一步“和黑暗環(huán)境奮斗”，王盡美和鄧恩銘組織了山東共產(chǎn)主義小組。
　　1921年7月，作為中共濟南代表，鄧恩銘和王盡美一道赴上海出席中共一大，宣告中國共產(chǎn)黨的成立。鄧恩銘時年二十歲，是中國共產(chǎn)黨一大的十三位代表中最年輕的黨員之一（另一位為劉仁靜，時年十九歲――筆者注），也是唯一的一位少數(shù)民族代表。在中共一大之后，鄧恩銘回到山東，擔任中國共產(chǎn)黨山東支部委員，支部書記為王盡美。1922年年初，他又和王盡美一起，作為中國共產(chǎn)黨的代表前往莫斯科，出席共產(chǎn)國際召開的遠東各國共產(chǎn)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同年7月，鄧恩銘又赴上海，出席在上海召開的中共二大。
　　此后，鄧恩銘受中國共產(chǎn)黨山東地方執(zhí)行委員會的派遣，前往青島開展工作。他先是建立中共青島支部，任支部書記。不久，支部擴大，成立中共青島市委，任市委書記。鄧恩銘在青島領導了膠濟鐵路工人大罷工和青島紗廠工人大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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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恩銘的革命生涯中，先后三次被捕。
　　第一次被捕是1925年5月4日。當時，日本在青島的侵略勢力和山東軍閥、“狗肉將軍”張宗昌明知鄧恩銘的真實身份，但迫于工人階級的力量，加上來自各方面的壓力，不得不于同年5月11日將鄧恩銘釋放。隨后，鄧恩銘被驅逐出青島。
　　第二次被捕時間是1925年11月7日清晨。當時鄧恩銘正在主持一個會議，突然幾名警察闖進會場，將鄧恩銘逮捕。此時的鄧恩銘已患上了嚴重的肺結核，在獄中，他受到重刑審訊，二十四歲的他咬緊牙關，沒有屈服。由于敵人多次動用酷刑，鄧恩銘氣息奄奄，眼看就要瘐死獄中。所幸的是，當時敵人并不知道他的真實身份，只知道他叫黃伯云。中共組織便利用了這一點，積極展開營救，托鄧恩銘的兩位在魯為官的貴州同鄉(xiāng)作保，將鄧恩銘“保外就醫(yī)”。
　　回山東后，鄧恩銘接替王盡美（王盡美于1925年8月19日病逝于青島――筆者注），出任中共山東省委執(zhí)行委員會書記。1927年4月20日至5月9日，鄧恩銘出席了在武漢召開的中共五大。
　　鄧恩銘第三次被捕是在1929年1月9日。在前兩天的晚上，鄧恩銘從淄博礦區(qū)匆匆趕到濟南，一是同省委同志研究工運和農(nóng)運下一步的工作，一是獲悉有人叛變投敵，必須通知一些同志盡快轉移。在夜幕的掩護下，鄧恩銘走進商埠緯一路的一條胡同。這里有省委建立的一個秘密聯(lián)絡地點，主人余修公開身份是報館的編輯。余修見到鄧恩銘大吃一驚，預感到省委重要負責人突然親自來找他，一定是發(fā)生了什么大事。
　　鄧恩銘稍息片刻，平靜而嚴肅地說：“王復元叛變投敵，他知道你的身份和你目前的活動，現(xiàn)在情況緊急，你必須馬上離開這里，不能遲于明天清晨�！苯又�，鄧恩銘環(huán)視了一下屋子，說：“抓緊把東西清理一下，重要的文件馬上毀掉。”余修問：“那我去哪里？”鄧恩銘說：“你先去青島，把王復元叛變的情況告訴徐子興同志，讓青島市委早做防范。此事事關重大，你一定要把我的意見帶到�！�
　　余修忙又問鄧恩銘：“你怎么辦？”
　　鄧恩銘說：“我會注意的。目前還有事情未了，也還要通知其他同志。待都辦妥，也離開濟南，到時候會有人跟你接頭的�！�
　　當夜，余修便離開此處。第二天清晨，王復元果然領著國民黨特務光顧了這個秘密聯(lián)絡點。
　　王復元又名王會，早在1920年便參加了王盡美、鄧恩銘領導的“山東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中共成立后，王復元是山東黨的負責人之一。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喪失信心。后來因為貪污中國共產(chǎn)黨活動經(jīng)費，被開除出黨。他倒戈后，向國民黨山東當局出賣了中共山東省委機關所在地和省委主要領導人的活動情況。
　　1929年1月初，中共山東省委機關遭到敵人的大破壞。鄧恩銘完全可以及時轉移，但他在非常危急的情況下為保護和安置一批革命力量而不幸落入濟南市警察手中。
　　鄧恩銘等人被分別關押在濟南省府前街的警察廳拘留所的四個囚室中。鄧恩銘以“黃伯云”的化名騙過了敵人，他真實身份并沒有暴露。
　　鄧恩銘一生中使用過十四個名字，其中影響最大、使用次數(shù)最多的是鄧恩銘、鄧恩明、黃伯云。
　　1929年4月8日，國民政府通過外交途徑，從日本人手中接管了濟南。在國民黨監(jiān)獄，鄧恩銘經(jīng)歷了許多次審訊，但獄方依然只知道他叫黃伯云，并不知道他就是中共山東省委書記鄧恩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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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恩銘理所當然地挑起了領導獄中斗爭的重任。經(jīng)過縝密的思考和暗中商議，獄中黨組織決定在堅持合法斗爭的同時，想方設法尋找有利的時機組織越獄。
　　鄧恩銘利用放風的時機，把這個決定通知了其他囚室的黨員，要求聯(lián)絡更多的人參加，同時要嚴守秘密。
　　鄧恩銘看到對面的囚室中關押著十六名所謂的土匪，其實這些人都是被打散的直魯聯(lián)軍的散兵游勇。這十六名官兵，個個身強力壯，能打善戰(zhàn)，是越獄時可以利用的重要力量。其中有一個叫李殿臣的軍官，雖然生性魯莽但富有正義感。鄧恩銘等人決定對其曉以利害，進行教育，并希望他聯(lián)絡這批軍人。李殿臣欣然贊同越獄行動，并表示愿意帶頭沖鋒開路。
　　1929年4月19日晚8時許，幾個“犯人”說是要上茅房。就在看守警察打開囚室門的時候，“犯人”一下子把警察打倒了，繳了十幾條槍，從東大門沖了出去……
　　這次越獄雖是鄧恩銘組織的，但不幸的是，舉事之前，有人將越獄的計劃向敵人告了密。
　　鄧恩銘不灰心，吸取了這次越獄的教訓和經(jīng)驗，又著手組織第二次越獄。這一回的組織工作更加嚴密了：他把中共黨員分編為三個小分隊；中共黨員吳克敬利用打掃廁所的機會將清潔廁所所用的石灰粉裝在一個個舊信封里，分發(fā)到各個囚室；又利用會見家屬的機會，與獄外中共地下組織取得聯(lián)系，秘密帶進了鋼鋸條；對行動中的配合、照顧也作了具體分工，不但對發(fā)起行動的信號和越獄后的疏散方向作了規(guī)定，而且還繪制了從各囚室到監(jiān)獄大門的路線圖。另外，還通過看守，變賣了身上的值錢物，以解決越獄后的路費問題……
　　這時，又發(fā)現(xiàn)有人向敵人告密。鄧恩銘將計就計，通過此人放出風去，說這一兩天犯人們就要越獄。
　　獄方嚴陣以待，結果不見動靜，虛驚一場，便把告密人臭罵了一頓。
　　這之后，組織越獄的活動在更加隱蔽的情況下進行著，越獄行動蓄勢待發(fā)。
　　這時有消息傳進牢房，當局要對政治犯重新審判，“輕判重、重判死”，同時還要把中共中央派來山東的巡視員何自聲押送到南京。
　　鄧恩銘等人發(fā)覺情況有變，敵人就要下毒手了，于是決定立刻實施越獄計劃。
　　越獄的日子定下來了――7月21日，是個星期天。這一天晚飯后，大部分的看守都回家了。天氣悶熱，但監(jiān)獄里面卻安靜得出奇。難友們裝出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但暗地里已相互幫助打開了手銬，卸下了腳鐐，扎緊了褲帶……
　　突然，在鄧恩銘指揮下的第一隊難友敲斷門鎖，沖出囚室，打倒看守，迅速地奪下了第一道大門，敲響了當當當?shù)溺娐暋?
　　二、三隊的難友們聽到了鐘聲，很快沖出囚室。第二隊難友立即向前控制了監(jiān)獄的第二道大門，同時奮力地奪下了看守的槍支。
　　驚慌失措的看守企圖利用院子的空間阻止越獄，第三隊的難友拿著事先備好的石灰粉、沙土和棍棒，勇猛地向看守們沖去，頓時石灰、沙土飛揚，棍棒的打擊聲四起。已經(jīng)六神無主的看守們怎抵得這個陣勢，須臾之間便失去了戰(zhàn)斗力。三個小組的十八位難友一下子沖出大門，逃到了大街上，按照預先的計劃，分路疏散開來。
　　這時，獄卒們才如夢初醒，持槍追捕。
　　第一個被抓回來的就是鄧恩銘。他患結核病，體質甚差，雖有身強力壯的王永慶扶著他，但畢竟重病纏身，渾身無力，步伐無法邁開。
　　由于舉事時間無法傳出，獄外同志沒法策應，難友們道路生疏，更由于長期的關押囚禁，大部分人身體孱弱，因此，除六名難友脫險外，其余的又被捕回。
　　這次越獄行動驚動了國民黨當局。從此，監(jiān)獄加強了看守，越獄已再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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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用“黃伯云”這個名字的鄧恩銘始終沒有暴露真實的身份，歷經(jīng)審訊，法官都一無所獲。1930年年初，蔣介石出于政治需要，聲言將“特赦政治犯”。黨組織及時加緊了對在押的中共黨員和“政治犯”的營救工作，鄧恩銘也在給家中的信上說：“本年有出獄希望�！钡�此關鍵時刻，卻節(jié)外生枝。
　　1930年10月，韓復榘出任國民黨山東省政府主席。不久韓復榘便任命張葦村為審判長，審訊被捕的共產(chǎn)黨人。這個張葦村，在國共第一次合作期間，同鄧恩銘十分熟悉。當張葦村知道獄中有一個叫“黃伯云”的人時，立刻就意識到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共山東省委書記鄧恩銘，于是便命令提審黃伯云。
　　鄧恩銘此時已被關押了兩個年頭，頭發(fā)又亂又長，瘦骨嶙峋。張葦村一時未能認出。忽然，張葦村從鄧恩銘的眼神中看出了什么，于是大聲直呼：“鄧恩銘，為何不講話？”
　　鄧恩銘盯視著張葦村，知道已無法隱瞞了，便冷冷一笑，然后驕傲地說：“是，我就是中國共產(chǎn)黨黨員鄧恩銘！”
　　審訊室滿座皆驚，想不到眼前這個人就是領導膠濟鐵路大罷工，在山東做了不少轟動事情的中共重要領導人！
　　6 1931年4月初，清明這一天的黎明前，一群如狼似虎、全副武裝的軍警來到監(jiān)獄，執(zhí)行槍決共產(chǎn)黨人的命令。提號的聲音在寂靜的黎明前的黑夜里響著：“宋占一！紀子瑞！黃伯云即鄧――恩――銘……”
　　鄧恩銘整了整衣服，對難友們說：“永別了，你們要注意身體，同志們要抓緊識字讀書�！�
　　同囚室中的難友們含著眼淚，看著這位被敵人折磨得不成樣子卻有鋼鐵般意志的年輕人，默默地點了點頭，目送著英雄們走向刑場。
　　三輛刑車穿街過巷，直奔緯八路刑場。
　　在鄧恩銘等人的慷慨高歌聲中，罪惡的槍聲響了……
　　鄧恩銘去世時，年僅三十歲。
　　后來，鄧恩銘的親屬將他的遺體要回，安埋在濟南城外小貴州義地。
　　1961年8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董必武曾賦詩一首，悼念王盡美和鄧恩銘：“四十年前會上逢，南湖舟泛語從容。濟南名士知多少，君與恩銘不老松�！�
　　現(xiàn)在，在濟南槐蔭廣場，聳立著一座“四五烈士紀念碑”，碑上鐫刻著鄧恩銘等二十二位革命烈士的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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