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左聯(lián)”中相識與革命文學運動的追隨者 　　 　　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左翼文壇有位十分活躍的才女。其作品既細膩婉約，又不失灼熱與激情。她的創(chuàng)作成就當時堪與丁玲、謝冰瑩、白薇等比肩，被稱為“中國最出色、最有希望的女作家之一”。她就是左聯(lián)作家馮鏗。
　　1929年2月，馮鏗離開家鄉(xiāng)廣東潮州，與時為《嶺南民國日報》編輯記者的許峨結伴前往上海。當時的上海是全國革命文學的中心，云集著眾多的一流作家、藝術家，其中亦包括潮汕籍的進步文化人杜國庠、洪靈菲、戴平萬、蔡楚生、許滌新等。馮鏗對這些鄉(xiāng)賢翹楚景仰已久，上海之行也正是尋蹤而至，以慰心愿。
　　感受著全新的都市環(huán)境，興奮中的馮鏗創(chuàng)作靈感也被激活了。她寫出了帶有濃厚自傳色彩的小說《無著落的心》，作為對上海的獻禮作。繼之，短篇小說《遇合》問世，《樂園的幻滅》和《突變》又相繼在《拓荒者》雜志上發(fā)表。尤其是《突變》，首次聚焦掙扎在生活底層的市民，其對人物流動意緒的捕捉以及情景切換的快速挪移，構成鮮明的特色。因而有人稱馮鏗的這篇小說帶有明顯的“新感覺都市小說”的手法。蔣光慈在20世紀30年代初編的《現(xiàn)代中國作家選集》中，將《突變》作為馮鏗的代表作收錄。馮鏗很快便引起了左翼文壇的極大關注。經(jīng)杜國庠介紹，馮鏗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30年3月2日，中國左翼作家聯(lián)盟在上海中華藝術大學秘密成立。馮鏗參加了成立大會，并成為左聯(lián)成立伊始為數(shù)不多的年輕女作家之一。從此，她的創(chuàng)作熱情愈發(fā)高漲。詩集《春宵》、短篇小說集《鐵和火的新生》相繼出版。而中篇小說《重新起來》則是她參加左聯(lián)后的第一部力作，其思想性和藝術性由此而臻成熟。
　　正是在左聯(lián)，馮鏗結識了舉止斯文的文學青年柔石。他“那天然蜷曲的頭發(fā)，那躲在細邊眼鏡后面的近視眼，那微駝的背，那濃重的鄉(xiāng)音”，給馮鏗留下了深刻印象。
　　柔石是在離開家鄉(xiāng)浙江寧海而前來上海的，并由此踏上一條布滿荊棘而又充滿魅力的革命文學之路。在上海閘北景云里，柔石意外地成為魯迅的鄰居。于是他便帶著長篇小說《舊時代之死》的原稿前往拜訪魯迅。小說署名“柔石”，魯迅不解,柔石便自我介紹道:“這筆名取自我家門前一座小石橋上刻的字‘金橋柔石’�！睆拇唆斞副銓θ崾�其人其名有著十分清晰的記憶。在魯迅的指導和幫助下，柔石與幾個朋友一道辦起了《朝花》刊物，之后又到北新書局編《語絲》。隨著與魯迅的頻繁接觸以及活動范圍的擴大，柔石也開始了他在上海文壇最活躍的時期，文學創(chuàng)作也進入了豐收季節(jié)。這時柔石的《舊時代之死》已出版。繼之，其代表作《二月》付梓，譯作高爾基的《沒落》與盧那察爾斯基的《浮士德與城》也完成。柔石的文學才華深得魯迅青睞，他也因此與魯迅一起成為左聯(lián)的重要發(fā)起人。
　　同為左聯(lián)中人，同為十分活躍的多產作家，馮鏗與柔石自然有了接觸。這年5月，全國蘇維埃區(qū)域代表大會在上海卡爾登大戲院后面一幢洋房中秘密召開。這次會議是由中共中央和中華全國總工會組織的。參加會議的有各地蘇維埃區(qū)域的代表、紅軍和游擊隊的代表以及城市赤色工會的代表等。根據(jù)中央文委的通知，左聯(lián)也將選出三名與會代表。能參加這樣的會議無疑是大家向往和羨慕的，左聯(lián)常委亦很慎重。最終，馮鏗、柔石與胡也頻被指定為左聯(lián)的參會代表。這是一種殊榮，令他們興奮不已。他們將左聯(lián)的賀信帶到大會，并代表左聯(lián)宣讀。那一次的經(jīng)歷讓馮鏗自豪了很久。以后馮鏗專門寫下了《紅的日記》。
　　
　　這次會議也成為一種契機，讓馮鏗與柔石有了更頻繁的接觸。一次，馮鏗對柔石談起了她的一個心愿――想拜訪仰慕已久的魯迅先生。此前，馮鏗雖然在左聯(lián)的兩次會議中見到了魯迅的身影，但一直沒有機會當面聆聽先生的教誨。她知道柔石是當時左聯(lián)與魯迅的聯(lián)系人，故有此企望。在白色恐怖的年代，左聯(lián)的一般活動都不要求魯迅參加，而是由柔石前往匯報。因此柔石是當時能經(jīng)常出入魯迅寓所的為數(shù)不多者之一。
　　柔石很快便幫馮鏗了卻了心愿。一天，馮鏗在柔石的帶領下興奮地前往魯迅寓所拜訪，終于與先生有了一次近距離接觸。以后，魯迅在《為了忘卻的紀念》中對此曾有記述：“他（注，指柔石）曾經(jīng)帶了一個朋友來訪我，那就是馮鏗女士。談了一些天，我對于她終于很隔膜，我疑心她有點羅曼蒂克，急于事功；我又疑心柔石的近來要做大部的小說，是發(fā)源于她的主張的。但我又疑心我自己，也許是柔石的先前的斬釘截鐵的回答，正中了我那其實是偷懶的主張的傷疤，所以不自覺地遷怒到她身上去了�！�
　　顯然，魯迅對第一次接觸的馮鏗印象并不太好。主要是懷疑柔石那不太切合實際的“大部頭作品”計劃緣于馮鏗的影響。當時左翼文壇有一種傾向，在革命文學的熱浪和激情中，希冀完成一些革命色彩鮮明的所謂大作品，而忽略了文學自身的特點、規(guī)律以及多元化的創(chuàng)作要求。魯迅對這種傾向并不滿意。但馮鏗很快便以其出色的文學成就和對左翼文化工作的熱心，贏得了魯迅對她刮目相看。
　　不久，馮鏗又與柔石一起參加了由馮雪峰、馮乃超等發(fā)起的紀念魯迅先生五十壽辰慶祝會。那一天，魯迅的情緒非常好。祝壽活動開始后，陽翰笙專門代表“文委”與左聯(lián)致賀詞。在自由發(fā)言中，馮鏗對魯迅說：“先生是左翼文藝運動的導師，革命需要普羅文學，希望先生能夠永遠做一個普羅作家，領導普羅文藝�！濒斞缸匀徽J出了馮鏗，他說：“很感謝大家的祝愿，我已老下去了，我只希望在文藝界，有許多新的青年起來。”
　　很顯然，馮鏗、柔石等正是魯迅所希望的“新的青年”。
　　
　　異樣的情愫與“好兄弟間的相互策勉”
　　
　　在左翼文藝運動中，馮鏗與柔石從相識到相知。在上海的特殊環(huán)境中，他們漸漸走近，并產生了一種特別的情愫。這種情愫后來竟演變成了一種愛。
　　馮鏗非常欽佩柔石的文學才華，尤其是柔石長篇小說《二月》所描寫的一個小鎮(zhèn)知識分子的人生、情感經(jīng)歷，以及作品背景中所刻意點染的江南小橋流水、如夢如畫的意境，無不深深吸引著馮鏗。馮鏗給柔石寫了一封信，字里行間流露著在她身上少見的女人的敏感和柔情：
　　“你把我的精神占領去了！坦白地告訴你，十天以來，不，自從看了你的《二月》以后，一種神秘的、溫馨的情緒縈繞著我，差不多每一件事物，每一個時間空間我的心里總是充塞了這樣不可救藥的情緒，弄得自己簡直莫名其妙，好像完全轉換了另一個人！這就是戀愛嗎？”繼之，馮鏗坦言承認，“自第一次碰見你便覺得給你吸引了去，以后，讀了那樣的文章更加著了迷�！�
　　戀愛改變了馮鏗，一貫性格灑脫、情感奔放的她突然細膩起來。一種難以抑制的情緒促使她又一次給柔石寫了一封信，信末賦詩一首：“天涯何處托孤枝？清冷門前柳葉垂；海燕年年來話別，多情唯有托相知。”
　　氣質豪爽的馮鏗顯得非常主動，情感也直白、坦誠。尤其是信末的《七絕》，遣詞清雅又不失纏綿。
　　馮鏗的熱情感染了柔石。馮鏗一往情深，又是左翼文壇中少數(shù)才女作家之一，這是柔石欣賞和喜歡她的重要原因。1930年9月28日是柔石二十九歲生日。他情不自禁地給馮鏗寫信說：“親愛的梅：今天我非�？鞓罚�真是二十九年來唯一的日子，是你給我的，是你給我的！晚上沒得見你，而且空使你跑一趟，心一時頗不安。我就將這不安在你的紙條上吻了三次，不，四次，我想，我們有明天，后天，永遠的將來的晚上……”興奮之情溢于字里行間。
　　馮鏗與柔石的這種愛情既是鮮活的，又是尷尬的。其時，柔石已有結發(fā)妻子吳素英。那是他十七歲時遵父母之命成就的一段舊式婚姻。妻子雖然勤勞樸實，卻沒有文化，兩人缺少共同語言�；橐霾�沒有給柔石帶來生活依戀和情感寄托。痛苦的柔石只身走出家鄉(xiāng)，便有意識地疏離了這份感情。與馮鏗相識相近后，柔石真誠地說：“在我，三年來孤身在上海，我沒有戀愛。我是一個青年，我當然需要女友�！钡�柔石又特別強調：“但我的主旨是這樣想，若于事業(yè)有幫助，有鼓勵，我接受，否則，拒絕！”
　　
　　橫亙在馮鏗和柔石面前的，還有與馮鏗同居幾載且風雨與共的男友許峨。為此，柔石專門給許峨寫了一封長信，坦誠和率直地講了他們的現(xiàn)狀。最后他說：“你和馮君有數(shù)年的歷史，我極衷心地希望人類的愛人，有永久維持著的幸福。這或許馮君有所改變，但你卻無用苦悶，我知道你愛馮君愈深，你亦當愿馮君有幸福愈大。在我，我誓如此：如馮君與你仍能結合，仍有幸福，我定不再見馮君。我是相信理性主義的。我坦白地向兄這樣說。兄當然不會強迫一個失了愛的愛人，一生跟在身邊；我亦決不會奪取有了愛的愛人，滿足一時肉欲。這其間，存在著我們三個人的理性的真的愛情，希望兄勿責備馮君。我們的前途是光明的，我們所需要做的是事業(yè)。戀愛，這不過是輔助事業(yè)的一種次要品�！�
　　許峨在接到柔石的信后，表現(xiàn)出了少有的冷靜和豁達。他給柔石寫了一封長達四千字的回信，分析了他們之間這段復雜情感的走向，并且申明：“我的態(tài)度應該讓她完全自由，在不妨礙事業(yè)的范圍內絕對不干涉她的行動�！�
　　許峨的理解和理性令柔石、馮鏗非常欣慰，畢竟他們都是左翼文壇的同事與好友。特別是他們都受五四新思想的影響，掙脫封建束縛，追求真正意義上的愛情。更難能可貴的是，他們都能將私人情感放在革命斗爭的大背景下，將愛情融入革命理想，形成了一種共同理念。
　　
　　“東方旅社事件”與走向獻身真理之路
　　
　　 1931年1月17日下午，馮鏗與柔石一起參加了中共中央文委在南京路“洛陽書店”秘密召開的黨員大會。與會者以左聯(lián)成員為主，包括馮雪峰、夏衍、錢杏? 、陽翰笙等四十多人。
　　在秘密工作的環(huán)境下開幾十人以上黨員大會的情況并不多見，大家都覺得此次大會非同尋常。時任文委書記的潘漢年神情嚴肅地說：“不久前中央召開了六屆四中全會，我奉命傳達全會的決議�！崩^之，他拿出一沓油印文件宣讀。這個決議便是王明的《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斗爭》。
　　六屆四中全會是中共歷史上一次極不正常的會議。共產國際代表米夫操控大會，在批判立三路線的同時，又將矛頭指向中共實際負責人瞿秋白、周恩來，導致王明最終控制了中央領導權。這樣的結果自然引起黨內眾多的反對和抵制。左聯(lián)的部分黨員作家亦有鮮明的政治傾向。
　　會議在夜色中結束。夏衍與陽翰笙、錢杏?同行。他們未走多遠，馮鏗與柔石便從后面追上來。
　　“老沈，對今天的文件很多人有意見�！边@是馮鏗的聲音，她顯得有些激動。因夏衍原名沈端先，故馮鏗一直以“老沈”稱之。
　　夏衍覺得有些突然，還未來得及回答，柔石便制止馮鏗說：“輕聲一點，到遠處再談�！�
　　于是他們便沿著南京路向東走。好長時間大家默默無語，氣氛有些凝重。還是柔石打破沉默說：“這次全會有些問題，我們幾個人談一談好不好？”
　　夏衍一時拿不定主意，他望著錢杏?和陽翰笙。在他看來，錢、陽處理黨內事務比他有經(jīng)驗。陽翰笙顯然比馮鏗、柔石沉著、冷靜得多，他說：“有問題仔細想一下再討論好不好？中央全會作出了決議，未經(jīng)組織許可就議論恐怕不好吧�！�
　　
　　馮鏗與柔石顯然對陽翰笙的這種態(tài)度并不滿意，但又不便多說。于是，他們便在西藏路口分手了。馮鏗與柔石隨即前往東方旅社參加另一個會議。
　　當時，為了應對四中全會后的政治局面，一批王明的反對派正醞釀召開一次會議，其組織者有何孟雄、林育南、李偉森、羅章龍等。會議地點即在東方旅社。李偉森時在中央宣傳部工作，他專門通知了馮鏗、柔石、胡也頻以及在團中央編《列寧青年》的殷夫也參加會議。
　　東方旅社坐落在公共租界最繁忙地段，是上海地下黨的一個聯(lián)絡點。會議在當天晚上舉行，出乎預料的是，由于叛徒告密，當時東方旅社已處于工部局和上海市警察局的聯(lián)合監(jiān)視之下。會議開始不久，一個裝扮成茶房的警官突然闖入集會的房間。繼之，早已埋伏于此的工部局巡捕和上海警察局警察持槍沖進房間，馮鏗、柔石及與會者全遭逮捕。這便是震驚一時的“東方旅社事件”。
　　被捕人員在獄中均遭到折磨和摧殘，作為女性的馮鏗亦未能幸免。
　　馮鏗、柔石等人的被捕，是左聯(lián)所面臨的最重要的突發(fā)性事件。當時負責左聯(lián)工作的馮乃超、馮雪峰等人一面向上級組織匯報，一面積極通過關系打探消息，設法營救。但因這一事件影響較大，國民黨當局視為重大案情，蔣介石親自過問,故而營救工作非常困難，幾乎難有進展。
　　“東方旅社案”的開庭是在租界法庭中進行的。在龍華警備司令部的強烈要求下，法官一聲錘擊，判決引渡。當時從租界引渡給國民黨當局，即等于宣判死刑。馮鏗、柔石等被審者隨即表示抗議。法警一擁而上，強行將他們押上囚車，關進臭名昭著的上海龍華監(jiān)獄。
　　活躍于上海的中共特科在獲知這一判決后，曾組織劫車行動。遺憾的是由于時間的差錯，這一行動未能成功。
　　1931年2月7日夜，在瑟瑟寒風中，馮鏗、柔石與其他二十一位東方旅社事件中被捕的共產黨人被提出監(jiān)獄。他們被告知將押解南京。在二樓的臨時法庭中，昏黃的燈光下，劊子手拿著執(zhí)行書和照片一個個地對照，同時讓他們按指印。當輪到柔石時，他突然看到“驗明正身，立即綁赴刑場槍決”幾個字，隨即將執(zhí)行書一推，轉身大叫：“同志們，這是執(zhí)行書啊！我們不蓋！”他們憤怒地拿凳子砸向法庭。驚恐的法官立刻下令憲兵連長執(zhí)行。一批憲兵隨即沖上樓去，采取幾人拖一人的辦法，強行將他們拖下樓。在龍華警備司令部的大煙囪下，罪惡的排槍聲響了，馮鏗、柔石與其他二十一位烈士一起倒在冰冷的土地上。
　　馮鏗、柔石和二十一位烈士被槍殺后，監(jiān)獄當局強令獄中難友前往將殉難者腳下的鐵鐐敲下來。在大煙囪旁，難友們被眼前的場面震驚了，淚水潸然而下�！爸灰姸�十三個同志，除了三個女同志下身還留著一條短褲外，其余的人衣服全部被剝得精光。那些同志橫七豎八赤條條地躺在那里。柔石同志的頭與胸部連中十彈，胡也頻同志身中三彈。女同志身上的衣服、頭上的發(fā)卡也被敵人拿去了�！�
　　在那腥風血雨的日子，馮鏗與柔石一起，為了信念和理想，為了“偉大而雄渾的愛”，“互相攙扶著”坦然地走向刑場，視死如歸，將他們的熱血融進了一個偉大時代的洪流中�！�
　　（責任編輯/呂 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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