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改革措施在國內以及國際間的一致性是至關重要的,比如資本金和杠桿比例的要求、會計準則、場外衍生品的清算和結算,以及信息披露和共享機制等各方面。不過這些原則性的意見轉換成各國法律上和政府規(guī)章制度上的條文將是一項重大的挑戰(zhàn)
　　
　　回想第一次在國際金融協(xié)會演講已經是幾十年前的事情了,雖然當時銀行業(yè)同樣面臨嚴峻的困難,但是美國的經濟增長仍然強勁,物價也維持在穩(wěn)定的水平,得益于電子技術的運用和所謂的金融奇跡,美國此后迎來了長達十年的強勁增長。對一些人來說,那一時期確實創(chuàng)造了前所未有的財務回報。而中國,當時還只是一個普通的新興市場國家,還沒有人將它看作是一個重要的經濟力量。
　　但今天的局面卻截然不同。我們的市場和機構引入了誘人的薪酬機制和復雜的金融工程。現(xiàn)在看來,這些變化非但沒有保護我們擺脫陷入泡沫產生和消亡的輪回,反而使我們更加深陷其中。多年以來,經濟發(fā)展的不平衡存在于一些經濟體內部和各個經濟體之間,而這種不平衡直接導致了這場世人生平僅見的經濟衰退。曾經不可一世的商業(yè)銀行和投資銀行要么一夜之間傾覆,要么不得不依賴政府支持才能生存。同時,全新的中國成為了我們的希望――這個在經濟上日益強大的國家,可能是今年僅剩的幾個還能實現(xiàn)經濟增長的國家。
　　在我們的面前,是一系列的問題。美國和世界經濟將走向何方?那些對于國內貨幣體系和國際貨幣體系的調控是否已經失去了意義?而破碎的金融系統(tǒng)是不是還需要進一步修復?
　　
　　通脹短期不會出現(xiàn)
　　
　　美國傳奇的棒球運動員和哲學家YogiBerra曾經說過一句話:“預測是件困難的事,尤其是關于未來。”所以我要警告你們,盡管我個人的觀點和如今美國的主流觀點非常接近,但這并不能保證這些觀點的準確無誤。
　　去年秋天開始的經濟大幅萎縮的局面正在逐步緩解,這在美國和英國表現(xiàn)得最為明顯,歐元區(qū)的反應可能有一些落后,日本的情況則并不明朗。金融市場似乎正在“康復”中,那些大型銀行、評級良好的公司,甚至實力稍弱的機構現(xiàn)在都可以在市場進行融資了。隨著庫存急劇下降,房屋開工率跌至谷底,以及各種刺激措施開始全面見效,今年年底到明年年初美國經濟能夠實現(xiàn)少許增長也是可能的。
　　然而,你如果期望經濟如此前很多次衰退后出現(xiàn)的情況一樣,從衰退中強勁復蘇,似乎就不大可能了,伴隨著失業(yè)率的持續(xù)攀升,等待著我們的很可能是一段漫長旅途。對于大部分發(fā)達國家來說,自發(fā)性的強勁增長很難找到動力。在美國,即便是要實現(xiàn)適度的增長也要依賴強有力的財政和貨幣刺激政策,其他國家的局面也大致相同。大規(guī)模的貸款損失仍然需要得到足夠的重視,而整個金融系統(tǒng),即便已經被推出了急診室,也仍然需要精心治療。
　　大家都很清楚,即使事情朝最好的方向發(fā)展,美國也要面臨巨額的財政赤字,其規(guī)模將遠遠超過經濟穩(wěn)定時期的赤字規(guī)模,其他一些國家也將面臨類似情形。現(xiàn)在美聯(lián)儲也正在積極地運用那些以前從未動用過的“緊急”措施。
　　政府支出、債務融資以及信用支持規(guī)模的擴大可能是面對突然出現(xiàn)的美國個人儲蓄率上升和“去杠桿化”作出的自然應對。無論是居民重新開始存錢,還是私人債務的削減,對經濟的長期發(fā)展都是必要和良好的結構性調整。然而,短期內,(由此導致的)經濟頹勢是難以避免的。從目前的經濟環(huán)境來看,通脹還不會在可預見的未來出現(xiàn)。
　　最重要的是,我們需要建立一個更好更為平衡的系統(tǒng),這種平衡體現(xiàn)在很多方面:國內儲蓄與投資、國際貿易、資本流動,這些都需要時間。沒有什么經濟體比中國和美國更需要做這樣的調整了,這兩個國家在消費和儲蓄方面表現(xiàn)出迥然相反的形態(tài),但卻又如此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這種狀況持續(xù)了如此之久,結果導致長期但最終難以持續(xù)的國際收支失衡。
　　衰退和金融危機的強大力量已經反過來推動了這些必要的調整。但是我們還需要問問自己這樣的問題:如果我們一早就應用了更加有效的國內和國際政策,是不是所有的失業(yè)、經濟混亂、保護主義就可以避免,或者至少可以降低這些影響?
　　目前在美國和其他一些國家掀起了一場積極有益的辯論,那就是貨幣當局如何和何時對金融市場和商業(yè)領域那些可能出現(xiàn)的不穩(wěn)定“泡沫”作出反應。隨著經濟的復蘇,重建財政和貨幣政策控制力將需要被擺在首要和核心的位置上。同樣還有一種不安,那就是當前的金融危機和日益蔓延的“太大以至于不能破產”(toobigtofail)的觀點是否會導致政府過度干預,這和私人市場的有效性和競爭性顯然是格格不入的,簡單來說,也就是對道德風險的擔憂被進一步放大了。這些擔憂對進行中的金融體系和機構改革是完全必要的。
　　
　　國際貨幣和金融體系改革
　　
　　我現(xiàn)在要談的是一個關于國際貨幣體系的問題,這個問題很明顯,但卻絕少被提及。問題就是,在理論上,實行完全自由浮動匯率機制的系統(tǒng)能夠快速有效地自我調整,而這一理論推斷在現(xiàn)實中從未出現(xiàn)過。特別是在歐洲大陸,在許多發(fā)展中國家,在中國,自由浮動的匯率機制似乎不起作用或者收效甚微。難以想象的是,甚至在美國相對經濟實力開始衰減的時候,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其重要性上升了,而不是被削弱了。
　　
　　在我看來,全球化的國際金融體系最終需要一種世界性貨幣,這和現(xiàn)實情況相距甚遠。在這種世界性貨幣缺位的時候,美元成為了一種可行的、有效的替代物品。美元的接受程度、流動性、市場規(guī)模及其國內市場的相對穩(wěn)定性使其成為一種普遍的支付方式、一種國際貿易中一致認可的計價單位和價值貯藏手段,這些都是貨幣的基本特征。
　　同時,當前的世界格局令我們的國際貨幣體系難以對順差國和逆差國進行有效的約束。不穩(wěn)定的國際經濟高度失衡長期存在,特別是中國(以及大多數(shù)亞洲國家)和美國之間不斷增長和難以逆轉的經常項目不平衡。這些年來這種失衡被外國資本和私人資本回流美國所遮蔽,資本流入間接助長了美國的房屋抵押貸款市場和房地產泡沫,并最終釀成金融崩潰。
　　最近中國官員開始有了質疑,那就是對于中國和其他國家來說持有這么多美元意味著什么?我認為需要討論一下另一個問題:那就是提供一種國際貨幣―― 一種公共福利――以至于規(guī)模如此龐大讓人們開始質疑其穩(wěn)定性,這樣做是否符合美國長期利益?明白這些問題決定了我們該如何有效應對這種不平衡(國際經濟高度失衡),正是這種不平衡導致了美元總量的增加。
　　事實上,無論是今天還是可預見的未來的一段時間內都沒有更好的貨幣來替代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知道維持美元在國內和國際市場上的購買力以及一個開放和強有力的(美國)金融系統(tǒng),不僅僅符合美國的利益,也符合中國和全世界的利益。
　　讓我回到你們眼下最關心的問題上來:那就是金融體系改革。對于迫在眉睫的改革,已經有了大量有用的改革提議。在此,我想對G30的報告表示贊賞,不過,事實上,金融服務論壇(FinancialServiceForum)早期的一些工作、英國最近的特納報告(TurnerReport)、國際金融協(xié)會自身的努力,已經提供了大多數(shù)(作出改革決策)所需要的基本素材。現(xiàn)在,至關重要的是在一些原則之上和個別改革領域中建立起普遍共識。美國當局提出的立法建議,以及近期被擴大和重新命名的金融穩(wěn)定委員會(FinancialStabilityBoard)應當是在這一方向上邁出重要步伐。
　　對于改革,保持改革措施在國內以及國際間的一致性是至關重要的,比如資本金和杠桿比例的要求、會計準則、場外衍生品的清算和結算,以及信息披露和共享機制等各方面。不過這些原則性的意見轉換成各國法律上和政府規(guī)章制度上的條文將是一項重大的挑戰(zhàn)。我們需要強有力的政治領袖,不管是在G20內部還是其他層面上,這能夠幫助我們克服彼此之間犬牙交錯的利益沖突,不管是私人領域的還是公眾領域的,這些利益沖突其實已經成為了變革的絆腳石。
　　
　　監(jiān)管和會計準則
　　
　　在所有的這一切中,有兩個領域需要私人部門發(fā)揮重要作用。
　　第一點是,銀行業(yè)和其他金融機構明顯需要更為有效的風險管理體系。
　　現(xiàn)代金融變得日益復雜,金融工程作為一個新興事物正承諾通過數(shù)學模型將一切風險量化,但實際上這些風險或許根本不能被模型化,而那些基于經驗的判斷卻往往被忽略。
　　很容易理解,現(xiàn)在那些私人機構在董事會的要求下開始重新思考他們的管理體制、工作流程和人事安排。和薪酬體制相關的棘手問題也被提上議事日程。坦率地說,關于薪酬制度的公共輿論和政治爭議實際上不乏充足的事實依據(jù),在部分國家和部分機構中,冒險行為得到的回報高得離譜,往往起到了反面作用,因為這種做法往往以犧牲機構自身的穩(wěn)定為代價。
　　讓個體和專業(yè)組織來掌握這些事情比采取更嚴厲且沒有彈性的監(jiān)管和法律體系更有意義。
　　為了更加深入推進改革,我希望各國采取的措施能夠建立在一些廣泛共識之上,這些共識可以超越個別機構本身,而將著眼點放在機構之間的相互聯(lián)系和依存關系。
　　一個核心的要點是,監(jiān)管的職責要涵蓋整個系統(tǒng),因為很多時候潛在的風險是超越單個機構而存在的。監(jiān)管當局應當同時對系統(tǒng)性過剩和系統(tǒng)性不足保持警惕,以防止這些問題損害市場和機構穩(wěn)定。杠桿的過度使用、不公平的資本金要求、缺乏強有力的結算和清算、會計制度和信用評級協(xié)議,這些都是潛在的系統(tǒng)性問題,都會加劇經濟周期的影響。
　　在部分國家,中央銀行,由于他們對于金融穩(wěn)定方面廣泛的關注、長期以來積累的職業(yè)素養(yǎng)以及顯赫的聲望,讓他們成為了“宏觀經濟的審慎監(jiān)管者”(macro-prudentialregulator)或“系統(tǒng)守護者”(systemicoverseer)的自然選擇,當然在另一些國家,制度性的安排可能更加適用。無論在什么情況下,監(jiān)管者提供充分的信息和清晰的權力對于填補監(jiān)管漏洞、平抑金融過剩是完全必要的。
　　另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太大而不能破產”(too big to fail)綜合征――它指的是,如果一個機構過于龐大、與相關機構的聯(lián)系過于緊密,以至于其債權人(甚至可能是股東)都不得不受到保護。眼下處理危機的過程中,對銀行和非銀行機構提供過度公共支持會導致一個不幸的后果,那就是為道德風險埋下伏筆。
　　我們能夠,也應當采取措施限制官方“救助”的需求和可能性。一種辦法是設立清晰的制度嚴格約束“官方安全網”(official safety net)。存款保險和央行流動性工具的使用對象必須限定為吸收存款的機構。這些機構畢竟是整個金融體系的脊梁。他們提供基本的服務,這些機構滿足居民和商業(yè)企業(yè)以及其他機構對于信貸的需求,同時保證他們的存款安全并且具有充分的流動性,滿足日常的以及復雜的支付服務。
　　從歷史經驗來看,要保證上述功能的連續(xù)性,政府對這些機構進行嚴密監(jiān)管和保護就有了正當理由。在我看來,由于大部分資金來源是納稅人的保護性存款,這一類存款性機構大量涉足高風險型的交易和投機活動是不合適的,并且還會引發(fā)難以協(xié)調的利益沖突。
　　對沖基金和私人股權基金為資本市場提供流動性和創(chuàng)新,并且有一整套的行為規(guī)則。我并不認為他們需要接受和存款性機構一樣嚴格的監(jiān)督和管理,政府也應當避免為“安全網”之外的金融機構提供保護和支持。對沖基金和私人股權基金間也不應當間接受益于政府支持,或者通過其控股的銀行得到支持。
　　為這些出問題的非銀行機構提供及時解決方案,可以減少由于大型對沖基金或交易機構倒閉導致系統(tǒng)性風險的可能。這種授權在美國早就存在,銀行可以被委任為“管理者”(conservator)或者“接管者”(receiver),在最終解決方案或者倒閉來臨之前,保持這些機構業(yè)務的連續(xù)性。
　　現(xiàn)在國際社會似乎有一種共識,認為超過一定規(guī)模的對沖基金或者私募股權基金,至少應當按照要求進行登記,這些機構將需要履行有限的信息披露要求。在某些情況下,一些機構的規(guī)模會大到一定程度,以至于政府可能會考慮對他們實施資本金和杠桿比例的監(jiān)管要求。另外,對沖基金和私人股權基金必須要依賴銀行提供信貸和進行操作,通過實施監(jiān)管和風險管理措施,通過銀行可以對大多數(shù)此類基金進行間接監(jiān)管。
　　另一個被熱議的問題也值得關注,沒有太多疑問,加強“市值計價”(mark-to-market)原則會導致金融機構之間的混亂、不確定性和不一致。有必要評估所謂“公允價值”(fair value)標準在商業(yè)銀行、保險公司和其他被監(jiān)管機構內部的運用情況。
　　問題是,不僅僅在劇烈動蕩的市場中衡量價值存在難度,從更大范圍上來看,在交易操作和投資銀行中實行嚴格的市值計價原則,在某種程度上會導致財務報告信息的波動,因為那些評價銀行未到期票據(jù)和信用風險模型的商業(yè)模型得出的結論與事實本身存在著偏差。
　　在設立會計準則的時候,我們應當要求同時實現(xiàn)國際一致性和專業(yè)性,而今天這兩者都遭到了破壞。
　　(國際統(tǒng)一的會計準則)必須要得到廣泛的認同并且可以在全球范圍內強制推廣,在這一方面,無論是歐洲還是美國或者其他任何一個國家的政治機構都無力做到。反而,我們可能需要耐心,等待國際會計標準協(xié)會(IASB)來仔細評估“公允價值”會計準則在銀行業(yè)和其他機構的運用,并出具官方研究報告。
　　(摘自6月17日《第一財經日報》,該報記者林純潔、張根據(jù)作者在2009年國際金融協(xié)會春季會員會議上的主旨演講翻譯而成,未經本人審閱,標題和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作者簡介
　　81歲的沃爾克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經濟思想家之一。早年在尼克松時代作為一位年輕的財政部官員嶄露頭角,在結束布雷頓森林體系中發(fā)揮了領導作用。1979至1987年間,擔任美國聯(lián)邦儲備委員會主席。卸任后,曾當任沃爾芬森公司董事長,現(xiàn)任奧巴馬“總統(tǒng)經濟復興顧問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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