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周頌》是西周特定時代之特定文化背景下產生的詩篇，具有突出、鮮明的時代特征�！吨茼灐分械闹艹踉娖獜娬{繼承文德，保守天命，體現(xiàn)了周初統(tǒng)治者突出的敬業(yè)意識；而西周中、晚期《頌》詩則只強調求福祿于神祖，這反映了周代統(tǒng)治者在不同時期的不同的思想和精神狀態(tài)。《周頌》宗教色彩、神靈意識淡薄，抒情、描寫多針對現(xiàn)實，具有突出的理性特征。這種理性特征是西周思想文化背景的反映，它與《尚書》等史籍中所反映的西周統(tǒng)治者的理性思想是相符的。《周頌》在藝術形式上顯示出中國詩歌在形成之初的諸多原始性特征，這與《魯頌》、《商頌》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關鍵詞：周頌；時代特征；文德；理性；原始性
　　中圖分類號：I222.2文獻標識碼：A
　　一、繼承文德，保守天命──周初統(tǒng)治者突出的敬業(yè)意識
　　（一）周初《頌》詩對繼承文德、保守天命的強調和重視
　　周初統(tǒng)治者具有突出的敬業(yè)意識，強烈希望能繼承文德，保守天命，這在《周頌》可確定為西周前期的詩篇中表現(xiàn)得十分明顯。如：《昊天有成命》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我將》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其他如“子孫保之”（《烈文》、《天作》）、“允王保之”（《時邁》）、“天命匪解”（《桓》）等，此類言辭在周初《頌》詩中成了一種主題。《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毖》一組詩，真實地反映了周初統(tǒng)治者決心恪敬職守，承續(xù)王業(yè)，懲前毖后的愿望。這是周初統(tǒng)治者在剛推翻殷王朝后特殊的思想和心理狀態(tài)，是特定時代心理特征的反映。
　　周初統(tǒng)治者的敬業(yè)意識突出體現(xiàn)在對文德的強調上。文王是周王朝之天命始受者，被周人視為德的楷模，故后世有“文德”之稱�！皾鷿嗍浚闹隆保ā肚鍙R》）。大祀文王的目的之一即是使參與祭祀者受到文德的感化�！拔耐踔轮�，假以溢我，我其收之”（《維天之命》）。文王之德是光明、純潔的，后世子孫愿意接受文王之美德，并決心身體力行，發(fā)揚光大。“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敬之》）。年幼的君主自求顯德�！安伙@維德，百辟其刑之”（《烈文》），告誡“百辟”們要效法前王之德。顯然，對德的頌揚和強調是周初頌詩的主題之一。
　　周初統(tǒng)治者的這種敬德意識可從《尚書》周初文誥中找到相應的印證。如《梓材》“王其德用”，《召誥》“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等等皆是，都把君德作為為君之道的要義加以強調。通過詩、史的這種印證，我們可以更明確地認識周初敬德意識的時代特征，同時也可證明，《周頌》中這些表達敬德意識的詩篇無疑是周初之作。郭沫若說：“這種‘敬德’的思想在周初的幾篇文章中就像同一個母題的和奏曲一樣，翻來覆去地重復著。這的確是周人所獨有的思想�！保ā肚嚆~時代•先秦天道觀之進展》）
　　周人頌德、求德，以德自勉自勵，以德戒己戒人，他們?yōu)槭裁催@么重視、宣揚德的理念呢？首先，周人認為，殷末統(tǒng)治者失德，皇天上帝不再保佑他，重新選擇了有德的周文王，故周人能承殷商而享有天命。《大雅•文王》說：“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尚書•召誥》也說：“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康誥》：“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qū)夏。”此類言辭在《詩》、《書》中不勝枚舉。有了“德”這個口號，周人才能在天命之授受上自圓其說，以便在意識形態(tài)上為自己的統(tǒng)治尋找借口。所以“德”首先是一面旗幟，是周人團結宗族、鞏固統(tǒng)治的工具。其次，強大的殷帝國統(tǒng)治者肆意淫樂，大失民心，因而毀于一旦，這確實也給周初統(tǒng)治者敲響了警鐘。在殷商走向衰亡的同時，周民族卻由于統(tǒng)治者勤于政事、精心治理而逐漸強大。正反兩面的歷史教訓使周初統(tǒng)治者認識到自身的德與行對王朝興衰的巨大作用，因而他們申言要在思想行為上效法祖先的美德，并時時以之自勵。從這個角度而言，“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時邁》），“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賚》），這種誓言和決心并非完全是政治口號，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周初統(tǒng)治者真實的心聲，有著特定的歷史背景和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至少在克殷之后的周初一段時間內，這種敬德意識是真實的，鄭重其事的。
　　周初統(tǒng)治者的敬德意識是其敬業(yè)意識的突出表現(xiàn)，這是殷周之際思想文化上的一個巨大進步。故王國維在《觀堂集林》中指出：“殷周之興亡，乃有德與無德之興亡，故克殷之后，尤兢兢以德治為務。”[1]周初統(tǒng)治者常把德作為衡量人才的一個標準�！洞笱�•卷阿》說：“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蹦堑隆⑿㈦p全的君子，才是眾人的表率、四方的楷模�！渡袝�•君陳》成王命君陳代周公治理成周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之所以委君陳以重任，就是因為他有令德，能孝敬�？梢娭艹踅y(tǒng)治者確實把德的思想落實到了行動上。
　　（二）從周初《頌》詩只強調繼承文德、保守天命到西周中后期《頌》詩只知向上天、祖先祈求福壽的轉變
　　《周頌》中凡言繼承文德、保守天命之類言辭者，均為周初頌詩。這是周初統(tǒng)治者繼克商后而有的一種保有天下，亦即保有、固守文王所受天命的強烈愿望和決心的表現(xiàn)。至西周較晚時期的頌詩已基本不見這些言辭，只知向上天、祖先祈求福壽，而不言“保之”了。這是《周頌》詩篇的一個通例，也是判斷其創(chuàng)作時間的一個依據(jù)。只知求福者如：“即醉即飽，福祿來反”（《執(zhí)競》），“降�？捉浴保ā敦S年》），“以享以祀，以介景�！保ā稘摗罚�，“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嗉盎侍�，克昌厥后。綏我眉壽，介以繁祉”（《雍》）�！敖蹈？滓摹保ā队锌汀罚＿@些都是西周中后期的詩篇。我們認為，這實際上反映了西周統(tǒng)治者思想狀態(tài)、精神境界的變化，即：西周初期那種繼承文德、保守天命的思想意識的淡化，那種兢兢業(yè)業(yè)的敬業(yè)意識的淡化。它們反映了西周不同時期的兩種思想狀態(tài)：前者反映了周初統(tǒng)治者兢兢業(yè)業(yè)的思想狀態(tài)，后者則反映了西周后期統(tǒng)治者希望借祖先洪福而祈求眉壽的思想狀態(tài)。繼承文德、保守天命之類言辭不僅不見于西周晚期頌詩，也不見于《魯頌》和《商頌》，這絕非偶然，因為它們是特定時代的特定思想意識的產物。
　　總之，《周頌》真實地記錄和反映了周初統(tǒng)治者思想行為的歷史獨特性�？傮w上看，《周頌》以表達敬業(yè)思想為主導，從《周頌》中我們可以看到，周初統(tǒng)治者對自身嚴格要求，對百官循循誘導，對歷史深刻反省，對農事精心布置。他們所表達的敬業(yè)意識具有特定的歷史內涵。這種敬業(yè)精神在任何時代都是一種值得吸取的有益因素，這正是后人所提倡的民族精神和傳統(tǒng)的源頭。
　　二、抒情、描寫多針對現(xiàn)實，具有突出的理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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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頌》是宗教活動的產物，它本應具有濃厚的宗教色彩，然而《周頌》的抒情、描寫卻多針對現(xiàn)實，顯示出突出的理性特征，其宗教氣氛顯得相當?shù)　?
　　周人固然具有天命意識，但他們的天命觀并非狂熱崇拜，而是在強調天命的同時，又認為“天命靡�！保ā洞笱�•文王》）、“天命不易”（《尚書•大誥、君?》），并因此強調、重視人的品行，進而保守天命。他們在告神的頌詩中不可能把這些思想表達得很細致，但在與《周頌》同時的《尚書》部分篇章中，我們可清晰地感受到周人對天命的認識是相當理性的。在《君?》中，周公與召公就天命問題展開過討論，召公說：“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保ㄒ揽课覀冏约�，我們不敢安享上帝之命，不去常念及天威與民眾；要沒有過失，只在人。）應當說，對天命的這種理性的認識，在那個時代確實是難能可貴的。“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周頌•敬之》），正是用詩的形式表達了相似的意思。從某種意義上說，人怎樣認識天，也就怎樣認識人；虛幻的意志之天不斷被否定的過程，也就是現(xiàn)實的人不斷自我肯定的過程。而在這一方面，周人可算是邁出了第一步。所以，周人在天命觀上的理性意識比之于前人無疑是進步的。
　�。ǘ吨茼灐芬躁P注現(xiàn)實為描寫、頌美的主題，宗教活動具有突出的現(xiàn)實功利性
　　《周頌》所頌多針對現(xiàn)實，描寫、頌美人的行為活動是《周頌》絕大部分詩篇的主題�？疾椤吨茼灐返膬热菁捌渌枷雰A向，不難看出，在周代，各種宗教祭祀活動帶有明顯的現(xiàn)實功利性。與之相應，這些本用于祭祀的詩篇，有些已經由人與神的對話完全變成了神壇前人與人的對話。如《烈文》是成王、周公大誥諸侯之辭，《臣工》、《噫嘻》是行“敬授民時”儀式的戒農誥辭，《閔予小子》、《訪落》、《敬之》是廟祭時君臣間的對話。這說明，周人即使在宗教活動中，其思想也是理性的，其關注的重點在現(xiàn)實�！罢衙鞯乱愿裼诩野�，人神之通，以奉神而治人者也，非僅以事神者也�！保ā对姀V傳》卷五）王夫之對這一點看得相當清晰而準確。崔述《豐鎬考信錄》：“大抵三代以上賢臣哲輔于守成之世猶致慎焉，不但《召誥》、《無逸》圣賢之儆戒然也，即詩人亦多于頌禱中默寓勸勉之意。”可見《周頌》的理性特征具有鮮明的時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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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頌》的理性特征還表現(xiàn)在它抒情的理智性上。從總體上看，《周頌》詩篇抒發(fā)的情感不是狂熱的，而是具有相當理智性的情感，這是周人的思想、文化特征在頌詩中的反映。周人崇德尚禮，他們對神靈的崇拜保持著相當?shù)睦碇切裕伺c神之間保持著一定距離，此即《論語》所言“敬鬼神而遠之”，《禮記》中作“事鬼敬神而遠之”。因此周人祭祀中的情感不是狂熱的，而是一種莊重理智的情感狀態(tài)。這些告神之詩抒情的終極指向不是神靈，而是現(xiàn)實。明德保民才是他們神靈崇拜的終極指向�？疾椤吨茼灐吩娖氖闱樘卣骱头绞�，雖然周人也時有象“於皇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這種頌神時熱烈奔放的激情，但更多的卻是象“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這種對自身的要求和約束的莊重理智的親情，其中也不乏象“維予小子，不聰敬止”、“將予就之，繼猶判渙”這樣虛心求助的真情，還有象“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薄言追之，左右綏之”這樣溫暖親和的友情�！遁d芟》、《良耜》等農事詩通篇洋溢著一種樂觀、喜悅之情，這種情感不是指向神靈，而主要指向現(xiàn)實。他們把豐收稱作是“邦家之光”，眼前“百室盈止，婦子寧止”的景象讓他們內心里充溢著喜悅和滿足，因而他們真誠的祝愿這種景象“振古如茲”�！洞笪洹窐氛绿幪幯笠缰环N豪邁的情感，有一種“儼然坐明堂、朝萬國氣象”（陳子展《詩經直解》引孫礦語）。他們在為武王“勝殷遏劉”而歡呼的同時，也不忘文王“克開厥后”之功德，更為能迎來“載戢干戈，載橐弓矢”的新時代而歌唱，對于自身，他們則表示了“綏萬邦，婁豐年，天命匪解”的決心。揚之水說：“正是這種自信與敬畏的交織，使頌禱聲中始終有著內省的覺悟。要說《周頌》的令人喜歡，便正在這些地方�！盵2]以上這些方面都是周人具有理智型情感的鮮明體現(xiàn)。作為用于宗教祭祀的頌詩，《周頌》中所體現(xiàn)的理性化情感，是其區(qū)別于《魯頌》、《商頌》的特征之一。
　　三、藝術形式上顯示出詩歌的原始性特征
　�。ㄒ唬┦闱槟Ｊ降睦淄�，藝術形式的粗糙
　　《周頌》是三百篇中的古老詩歌，它在藝術形式上顯示出中國詩歌在形成之初的諸多原始性特征。例如《周頌》有半數(shù)詩篇的詩句是奇數(shù)句，它們與對偶工整的偶數(shù)句在形式和風格上顯示出一定的差異，如：“命我眾人，?乃錢?，奄觀?艾”（《臣工》），“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般》），這樣的奇數(shù)句詩篇共有15首，占了《周頌》半數(shù)。雖然風、雅中也有一些奇數(shù)句，但比例遠沒有這么高�！吨茼灐范鄶�(shù)詩篇在押韻上也不規(guī)則，少數(shù)詩篇則根本不押韻。它也偶有一些堆砌詞藻的現(xiàn)象，如“儀式刑文王之典”（《我將》），儀、式、刑三字意義相同，都是“效法”的意思。因此從總體上看，《周頌》在藝術形式上相對粗糙，原始性特征較為突出。
　　《周頌》的周初詩篇具有大致相同的模式，詩篇所反復詠頌的無非是天帝、祖先、“我”這三個要素：先是歌頌高高在上、威力無比的天帝，然后轉而歌頌因功德卓著而承天命的祖先，最后表達“我”保守天命的決心和愿望。如：“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边@種一詩之中三個要素的抒情模式在周初頌詩中多次重復，這種內容和形式上的類似和重復，降低了詩篇的藝術魅力，使其在藝術性上遠遜于《風》、《雅》。
　　《周頌》的藝術價值不高，但并非31首詩全無藝術性可言，少數(shù)詩篇在抒情、敘述上也頗見章法，語言運用也較有特色。如《有客》，以“有客有客”的連聲呼喚開頭，突出了詩的主角和主題，然后以馬的潔白和隨從的眾多顯示客人身份的高貴，中間著重鋪敘對客人的深情挽留，最后以對客人的祝愿和安慰結束，給人留下溫馨的回味。全詩章法嚴整，敘述、抒情次序井然，格調幾乎與風詩無別。其它如：“振鷺于飛，于彼西?”的開頭頗似比興，《小毖》中的飛鳥桃蟲之喻與《豳風•鴟?》酷似姊妹篇，至于《載芟》、《良耜》中的鋪敘、描繪更是生動而有條理，靈活而不板滯。這是《周頌》詩篇初具藝術性的另一面。
　�。ǘ┏缟欣硇缘乃季S和文化背景、崇尚質樸的宗教祭祀理念，決定了《周頌》詩篇篇幅短小，不分章節(jié)
　　同《詩經》中其他詩篇相比較，《周頌》最顯著的形式特征就是不分章節(jié)，全部詩篇一氣呵成，沒有反復詠唱的韻律和節(jié)奏。重章疊唱一般說來是民歌所具有的特征，而《周頌》是統(tǒng)治階級創(chuàng)作的廟堂樂章，與《風》詩具有不同的創(chuàng)作根源。而且《周頌》與《風》詩在創(chuàng)作時間上也有一定的距離，從單一的抒情歌唱到重章疊唱尚需一定時間的發(fā)展過程。另外，宗廟祭祀的氣氛是莊重嚴肅的，因而《周頌》詩篇在配樂演唱時大都音調舒緩，綿延悠長，無需用重章疊唱延長演奏時間。
　　《周頌》詩篇的抒情、描寫大都言到即止，一般并不盡情鋪開，因此《周頌》大多篇幅短小，這也顯示了其原始性的一面。如：“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迄用有成，維周之禎�！毕扔谩熬S清緝熙”形容“文王之典”，然后用高度概括性的詩句贊頌“文王之典”在后世的作用，內容和結構都十分簡單，這是《周頌》多數(shù)詩篇的共同特征。象《載芟》、《良耜》這樣相對較長的篇幅的出現(xiàn)，可能因為它們是曠野農田邊的祭歌，開闊的環(huán)境更能激發(fā)詩情，而且那隆重的農耕大典和壯觀的勞動場面也需要這樣的長詩相配合。
　　《周頌》大多篇幅短小的體制，不僅與雅詩形成了鮮明對比，與《魯頌》、《商頌》也迥異。同為頌詩，為何會有這種形式上的不同呢？惠周惕《詩說》認為：“《周頌》之文簡，《魯頌》之文繁；《周頌》之文質，《魯頌》之文夸；《周頌》因烈考而及文母，《魯頌》則壽母而先令妻；《周頌》于武王之克殷，僅一二言，《魯頌》于僖公之克淮夷，則反覆道之。此世道之升降，亦詩體之升降也。”他把這種詩歌形式及內容特征的變化與“世道之升降”聯(lián)系起來，認識是相當深刻的。因為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所崇尚的風氣，而周人崇尚質樸，理性思維特征顯著，這正與處于繁華升平之世的魯人以鋪陳、夸飾為美的特征形成了鮮明對比�！吨茼灐放c《魯頌》質樸與夸飾的對比，恰是兩種思維方式和審美趣味在文學上的反映。
　　王暉認為，周代禮儀具有一種返璞歸真、以質素為貴的特征：
　　周禮中保留了一定程度的原始社會的生活方式和習慣。因此周禮強調“反其所自生”、“反本修古”、“反古復始”，就是對原始生活方式的懷念和追憶：“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保ā抖Y記•祭義》）這種返本歸樸的復古現(xiàn)象形成了周禮文化的一個重要特點。[3]
　　《周頌》質樸的抒情描寫、短小的篇幅，正與周人在禮儀中崇尚質樸的理念密不可分，它是周人以質素為貴的文化理念的產物。如《潛》是以魚類獻祭祖先之詩，只6句24字，如此簡單的結構和短小的篇幅，初讀似是遠古時代流傳至西周而得以保存的歌謠，實則不然，它也是西周禮樂制度的產物，帶有深深的周代文化特征的烙印。詩樂的質樸折射出禮儀的質樸，而其根源則是由于“禮儀的保守性把原始社會的一些生活方式保留在禮儀之中”[3]的緣故�！抖Y記•樂記》曰：“大樂必易，大禮必簡�！薄吨茼灐范际侵苋说亩Y樂用詩，其簡短的篇幅與周禮以質樸為貴的文化特征是相應的。
　　（三）言詞古奧，風格凝重典雅
　　言辭古奧也是《周頌》詩篇的原始性特征之一。《周頌》有些詩句言詞古奧，晦澀難懂，不僅使《周頌》顯得凝重典雅，也給古老的《詩經》增添了一層神秘的色彩。如思想上的猶豫不說“彷徨”，而說“判渙”（《訪落》）；敬天命不說“敬命”或“恭命”，而說“基命”（《昊天有成命》）；把大惡說成“封靡”（《烈文》）；把光明說成“緝熙”（《載見》）；把不大聲說話、不眾口喧囂說成“不吳不敖”（《絲衣》）等等。甚至有些詞義至今還不甚了然，如：“（勝殷）遏劉”究竟是制止殘殺還是大肆殺伐（《武》）？“（振）鷺（于飛）”究竟是鷺鳥還是鷺羽（《振鷺》）？這些都說明，《周頌》作為古老的廟堂樂章，它的文辭與今天的讀者有相當?shù)木嚯x，用今人的眼光看，它是古奧有余而明暢不足的。當然，這并不是說周人在刻意追求深奧，而是因為語言的發(fā)展變遷需要一個過程，而西周初期還大致處于漢語的形成階段。
　　
　　參考文獻：
　　[1] 王國維. 觀堂集林•殷周制度論[M]. 石家莊: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2] 揚之水. 詩經別裁[M]. 北京: 中華書局, 2007.
　　[3] 王暉. 商周文化比較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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