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半城鎮(zhèn)化”到真正城鎮(zhèn)化的轉變，是所有外來務工人員對“春天”的期盼。 　　 　　張志國、王愛芬是一對夫妻，他們從四川農(nóng)村到貴陽已經(jīng)11年了。經(jīng)過這些年的奮斗，他們現(xiàn)在擁有了一家屬于自己的擦鞋店。
　　他們的擦鞋店生意不錯，過年去了半個月，回來聽到不少老顧客“抱怨”：“你們不在真是不習慣，鞋子都臟得不得了!”
　　十多年來，他們看著貴陽變得越來越好，高樓越來越多，大劇院建起來了。輕軌也要開工了，但他們感覺這一切與自己沒有什么關系。雖然他們的小店關門一天都會讓很多人感到不便，但是他們的煩惱卻沒有人關懷。
　　王愛芬說，11年前，他們一無所有地來到這個城市，憑著兩只手，一點一點積累在城市立足的基礎，但是那時心情很輕松。正如《春天里》唱的“可我感覺一切沒那么糟”。11年后，有了一個店，但是煩心事卻多了：
　　――沒有一個自己的家。一個10平米的房間，中間隔一下，前面是店，后面就是夫妻倆吃飯睡覺的地方，面積太小，只能叫做“窩”，不能叫“家”。沒有貴陽戶口，經(jīng)濟適用房買不到，商品房買不起，廉租房更不可能有他們的份，只能租房子住。眼看房租越來越高，只能把吃住的地方都省了，一并在店里解決。
　　――管不了孩子。倆孩子在老家上學，靠爺爺奶奶照顧。老人隔三差五打電話來告狀，說管束不了。把孩子接到身邊吧，不現(xiàn)實，戶口不在貴陽，上不了好的學校，還得正兒八經(jīng)地租一套房子，這樣一來生活成本就太高了。王愛芬常常想孩子想得吃不香睡不著，白天干活也沒精神。孩子長期不在身邊。管不了學習，以致倆孩子成績都不大好，難道他們長大了也要重復打工這條路嗎?打工的盡頭又在何方呢?王愛芬愁得慌。
　　――沒有社保。小店目前生意還行，但是不敢保證以后怎么樣，哪天這店不能開了，或者是年紀大了做不動了，該怎么辦呢?
　　――最怕生病。在貴陽看病的醫(yī)療費是不可能拿回老家報銷的。
　　他們深陷兩難：“在城市人的眼里，自己還是一個鄉(xiāng)下人，而在農(nóng)村人眼里，已經(jīng)是一個城市人了。”想到老人和孩子，夫妻倆也商量過，要不回農(nóng)村老家吧?可是回家后出路又在哪里?
　　王愛芬不滿地說：“我一年有350天在城市工作，為城市人提供了那么多的方便，卻不能在城市有一個家，就因為我生來是一個農(nóng)村人嗎?”“曾經(jīng)的苦痛都隨風而去，歲月留給我更深的迷惘，在這陽光明媚的春天里，我的眼淚忍不住地流淌。”王愛芬將《春天里》下載來做手機的鈴聲，她說這首歌唱出了她的心聲。
　　王愛芬最大的愿望是“希望一家人能生活在一起”：能有一套房子，不用太大，夠住就行；孩子能在身邊上學，將來能考個大學；生病了能在貴陽看病和報銷；生活能安定下來，每年不用像候鳥一樣擠火車來來去去――這個愿望并不宏大，但卻顯得很遙遠，因為它牽涉著目前尚未解決的戶籍改革、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等系列問題。
　　相對于王愛芬的焦慮，張志國顯得對未來更有信心。
　　張志國讀過中專，文化水平不低，愛讀書，愛看新聞，每天必買一份報紙。他拿著一本2011年第五期《當代貴州》，指著《栗戰(zhàn)書：積極探索有貴州特色的城鎮(zhèn)化路子》這篇文章，對王愛芬說：“你看嘛，省委書記都說了，‘要千方百計保證那些買不起房或者進城打工的農(nóng)民工能夠住有所居’，還有，‘要積極創(chuàng)造條件，引導和鼓勵具有穩(wěn)定收入并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農(nóng)村轉移人口優(yōu)先在城市落戶，加快農(nóng)村人口城鎮(zhèn)化進程’。放心，只要我們好好把這個店開下去，好生干活，我們早晚都會在貴陽有個家的�！�
　　
　　編者手記
　　
　　“半城鎮(zhèn)化”是農(nóng)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轉化過程中的一種不完整狀態(tài)：農(nóng)民已經(jīng)離開鄉(xiāng)村到城市就業(yè)與生活，但他們在勞動報酬、子女教育、社會保障、住房等許多方面并不能與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在城市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等政治權利。當前我國的城鎮(zhèn)化率是46.6％。而我國城鎮(zhèn)戶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只有約33％，這意味著有13１.6％即1.82億生活在城鎮(zhèn)里的人沒有城鎮(zhèn)戶籍，沒有享受到與市民同等的待遇。只有在包括投資、信貸、住房、教育、醫(yī)療、戶籍等系列問題上享有與其他城鎮(zhèn)居民無差別的待遇之后，這近2億的外來務工者才算是走進了“春天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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